我研究国际政治，自以为是坚定不移的女权主义者，一向相信假如妇女掌控全球政治的话语权，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和平而美好。我在日本的时候，也曾救过受流氓欺负的女性。我把维护妇女合法、合理的权益和尊严视为所谓正义。
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女权主义”也好，发自内心的正义感也罢，有个很现实而重要的前提或立足点，即妇女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普遍比男性低，在某些国家甚至低很多。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21世纪潜在超级大国的“崛起中国”，妇女们的社会地位相对偏高，这得益于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妇女政策。我如此推论有三个依据：
其一，中国妇女在工作岗位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女性在政界、商界、学界、媒体界、文艺界等各个行业占有较高的位置，甚至成为某一领域的领军人，这并非“个案”。虽然人们通常向那些女性表示“不容易”，却不把它视为“不正常”。
在我看来，吴仪、刘延东等女性政治家具有独一无二的社会发言权和渗透力；《财经》杂志离职的胡舒立、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刘彭芝等都是典型的女强人，其成功经验颇有说服力。
其二，中国女性在跟男性的实际思想、话语战争中并不处于劣势，最显着的场合就是恋爱中的男女关系。据我观察，中国女孩子对男孩子是不客气的。逛街把行李扔给男人，而不给反驳的权利；经常抱怨男人不体贴，不改善就分手、离婚，男人“妻管严”的现象较为常见。虽然在个别农村，男尊女卑的封建习俗仍有残余，然而，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蜗居生活中，几乎感觉不到男尊女卑。新中国成立以来，男女之间的关系无疑正走向逐渐平等、平衡、平行的过程。
其三，中国妇女在与日本妇女的对比之下显得更有地位。我曾无数次听中国女性说过，“日本女孩子的地位太低了，我绝对不嫁给日本人！”她们对“日本姐妹”表示同情。与中国女性相比，日本女性的地位显然偏低或极低。在自民党下台前夕担任防务大臣的美女政客小池百合子，与民主党联合掌握执政权的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等是个“例外中的例外”。在商界、媒体界等领域，几乎看不到女士担当总裁或主编的情况。很明显，日本社会至今依然保持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不过，从家庭结构中能察觉到一点日本女性强有力的“自我安慰”方式。“家庭主妇”往往掌握着全家的财政权，逼迫老公把每个月的全部薪水拿出来，对家庭开支重新分配，向老公发放零花钱。日本妇女在家庭权力结构上比中国妇女高一些。
目前，转型中的中国在社会层面上存在着许多错综复杂的差距，比如城市与农村、富人与穷人、沿海与内陆、白领与农民……日本有识之士近年来纷纷表示担忧：“日本越来越变成格差社会。”
之所以提到“格差”，是因为我认为在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下，男女之间的“差距”根本不足以成为什么问题，顶多是个“现象”而已。差距延伸出去后往往导致失衡。然而，与其他失衡相比，男女之间实力、权利、地位上的不平衡的确不算什么。中国有着更多更深的差距和失衡，或许，这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农历九月九日是中国传统节日重阳节，又称“老人节”。《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据说，重阳节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
9月21日是日本的“祝日”——敬老日。全国各地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向老年人表达敬意。日本与中国一样，有许多祝日：儿童、文化、体育、勤劳感谢、天皇诞生等。只是日本的节日，除了正月（元旦）之外，基本都只放一天假。
“敬老日”从1966年被纳入为祝日。那一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为男68岁，女73岁。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如今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为男79岁，女86岁。应该说，日本是名副其实的长寿国家。
日本正在进入世界上史无前例的超高龄化社会。随着这种少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不平衡现象的发展，日本人越来越消极、甚至负面看待长寿问题。
日本内阁府于最近进行的“关于少子化对策的特别舆论调查”结果表明，有83%的人因少子化的进展对日本的未来感到担忧，这个数字比2004年的调查增加了6.3个百分点。根据厚生劳动省的预测，日本劳动力数量在2005年达到峰值的6770万人后逐渐下降，到2025年减至6300万人，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也将逐渐向“头重脚轻”的方向发展（15～29岁为17.1%，30～59岁为63.5%，60岁以上为19.7%）。内阁府发表的《2008年少子化社会白皮书》指出，如果不能改变少子化趋势，2050年日本劳动力人口将减至4228万人，还不足2008年的2/3。
与美国人不同，日本人爱储蓄，谨消费，大家普遍担忧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年轻人担忧自己几十年努力干活儿储存的养老保险是否能回到自己的手上，退休之后靠着养老金过日子是否可靠，大家普遍缺乏安全感。内阁府“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特别舆论调查”结果表明，有75.7%的人对现有社会保障制度感到“不满”。
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似乎都在各忙各的，几乎没有时间交流，社会心理出现了难以消除的“断层”。在老年人逐年增加的日本，社会福利行业人员最为辛苦。我母亲在养老院工作，经常每天工作15个小时。母亲经常感叹：“家属们都把自己的父母扔给我们。我感到老年人很寂寞，始终抱有无家可归的心情，必须有人去照顾、关怀他们。但我们的能力有限，希望政府能够多关心，增加人员和经费。”
少子化确实严重，牵涉到国家命运。人口的庞大无疑是国家硬实力，但一旦失衡，它也将变为造成社会危机的不安要素。同时不能忽视的另一深层的矛盾是，社会现代化与国民的寿命几乎成正比例增长。
国民应该对少子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种种问题表示密切关注，但这点就足以破坏期盼长寿这一传统美德吗？难道老年人是整个社会的负担吗？年轻人为何光从社会发展角度，而不从人的发展角度去看待并敬重老年人呢？
“国民长寿”对一个国家来说同时意味着成功实现了以人为本，代表着社会的成熟度。社会发展到今天，长寿依然是美德。正是在人们普遍担忧社会老龄化的此刻，或许日本人应该回到根本，敬重长寿的长辈们，即“敬老”。
中国是正在实施计划生育的人口大国，中国人不能忽视日本人在“少子化”这一现代矛盾与“长寿”这一传统美德之间的徘徊，而应该把它当作一面镜子，因为中国将来也很有可能面临“少子化”现象。我深知，中国人是重视缘分、讲究关系、敬重长辈的民族。但以同样属于东方儒家文化圈的日本经验来看，中国未来的社会能否避免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的心理断层，也只能说未必，对此，中国人应该怀有适当的警省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