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永远不是自己的主宰。
赳赳武夫关羽想不到，自己会在未来成为站定于神龛里的一尊财神，整日缭绕在痴迷发财的善男信女的香烟之中。
彬彬文士钟馗也想不到，自己会在身后成为年画中相貌奇崛的英雄，干起悟空本行，来为群众捉鬼降妖，驱邪禳灾。
而在广有信众的中国卜筮预言文化阵营里，邵雍享有至高无上的“祖师爷”地位。伪托其名的预测身后九百年历史的十首《梅花诗》更因字字印史，句句有证，被人津津乐道，传得神乎其神。而《梅花易数》，也与刘伯温的《烧饼歌》、袁天罡的《推背图》、诸葛亮的《马前课》、姜太公的《乾坤万年歌》……一并成为荒诞欺世的方士们高举的旗帜。
一。
其实，这哪里是他呢？
如同毕生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身后却被汉魏的王肃塑成前知五百年、后晓五百年的素王；始终教导人“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的老子，却被唐朝的李治封为太上玄元皇帝，都属于一样的无奈。
法朗士就说：“生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实在是种大不幸。在活着时他备受苦痛，而死后，又硬被不相干的人作弄，最终使自己变成与己毫不相干的人。”
真实的邵雍，是位精通儒家经典，坚执中庸行世，将儒家的人道观、价值观与道家的天道观、认识论巧妙融合于一体，贯通在易理之中的宋朝理学开创人。
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他自由出入于儒道之间，以象数为基础，参以抽象的义理，建构了缜密的宇宙论图式，从而完成了“弥纶天地，出入造化，进退古今，表里人物”的庞大“先天易学”体系，开宋代图学先河。
同时，他通过妙悟神契，先验性地独创元会运世史纲，并以此为坐标系，远远超越所有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纪年，为鸿蒙未解的远古世系一一厘定出清晰秩序。
哲思是那么古奥，话语却如此简易；学理是那么深邃，处世却如此淡泊；道义是如此坚执，做人却如此舒放……就这样充满矛盾却又圆融无碍地贯穿在邵雍的为学与做人之中。
程颐说他乃“振古之豪杰”，胸中所持“内圣外王之道”。
朱熹对邵雍也佩服不尽。有学生问：“康节心胸如此快活，如此广大，如何得似他？”回答是：“他是甚么样做工夫！”
又有人向朱熹说：“近日学者有厌拘检，乐舒放，恶精详，喜简便者，皆欲慕邵尧夫之为人。”这是否能效仿到呢？朱熹对之不屑一顾：“邵子这道理，岂易及哉！他腹里有这个学，能包括宇宙，终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个甚，复敢如此！”说完，又充满尊敬地诵邵康节诗“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铺舒”。
可以相见，能让程颐、朱熹躬身折腰如此的人，他该是怎样一种风貌？
邵雍，字尧夫，一生追求放心自适，自称安乐先生，因曾居读于苏门山百源之上，世称百源先生。生于公元一〇一一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卒于公元一〇七七年，宋神宗熙宁十年，死后谥号康节，故世称邵康节。
《宋史·道学列传》载：“其先范阳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亲伊水上，遂为河南人。”
与邵雍同时代的学士陈绎，曾为邵雍父亲邵古作《宋隐君邵子启贤公讳古墓志铭》，从中可以考见邵雍的祖上源流、出生及辗转行状。
《墓志铭》云：“君讳古，字天叟，其姬姓，出自召公，别封燕，世为燕人不绝，祖讳令进，善骑射，历事太祖皇帝，以军校尉，老归范阳，戎难避居上谷，又徙中山，转衡漳而家焉，父讳德新，读书为儒者，早卒。君生衡漳，才十一岁而孤，能事母孝，力贫且养，长益好学，必求义理之尽，余二十年，而终母丧于卫。天圣中，尝登苏门，顾谓其子雍曰，‘若闻孙登之为人乎，吾所尚也。’遂卜居于山下。异时，尧夫侍亲，往来洛阳，见山川水竹之胜，人情舒遐，始得闲旷之地，架屋竹间，水流其门，浩然其趣，固自号曰伊川丈人。君性简宽，独喜文字，学用声律韵类古今切正为之解曰正声、正字、正音者论三十篇。先生有道者欤，有子而贤，葬之祭之岂可无铭，铭曰：世范阳，家伊川，卒十月，葬乙未。神荫原，原西南。”
衡漳，就是漳河。孔颖达曾解释，“衡”即古“横”字，漳水横流入黄河，故称之横漳。
从《墓志铭》的记述中可知，邵雍父亲邵古出生于邯郸南部的漳河之畔，邵雍也出生在这里。他后来与父亲“徙共城”，是在天圣年间，即公元一〇二三至公元一〇三二年间才发生的事。可见，学界此前一直认为，邵雍出生地在范阳（今涿州）乃谬说。
孙登，魏晋年间隐居在苏门百源山上，自号苏门先生，博才多识，熟读《易经》、《老子》、《庄子》之书，喜弹弦琴，尤善长啸，为一代大隐。阮籍曾因之写《大人先生传》，表达自己对孙登的敬仰之情。
正是因为孙登曾隐居于此，邵古才决定带着儿子邵雍居于百源山。
似乎出于不能为外人所道的某个原因，从其曾祖父邵令进，到祖父邵德新，再到其父邵古，几代人一直恪守着避官不仕的家训。为此，邵古勉励邵雍，崇尚魏晋隐士孙登的隐逸生活，“若闻孙登之为人乎，吾所尚也”。这是邵雍一生坚持召辟不就、优游林下的重要原因。
于是可以明白，“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的邵雍，通过“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的长期发奋苦读，终于学有所成，通贯儒家经典及诸子百家之后，为何却没有像同时代的绝大多数读书人那样走入科场，而是毅然息罢少年时的“慷慨欲树功名”志向，自叹“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转身决定向二十二岁起用脚步丈量山河的司马迁，以及青年时期游历三辅之地执经问难的郑玄学习，“逾河、汾，涉淮、汉，周流齐、鲁、宋、郑之墟”，在游历与亲见中开阔自己的视野，拓展自己的见闻，感应天地山河间蕴藏的自然灵气。
父祖们的“读书为儒者”、“性简宽，独喜文字”的学术倾向与处世态度，也对邵雍构成了重大影响。
邵雍一生放怀自然，吟风啸月，以“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犹自歌”的悠然自适的隐士风度，隐居“安乐窝”中三十年。而且，为自己著作取书名为“经世”，而不标榜为“用世”；为自己诗集取名“击壤”，而不附趣雅尚，他在政治上超脱，在思想上开拓，在生活上洒脱的种种清丽飒然之风，都在这里寻到了最初的成因。
每个人，都是有来路的。
二
遍读群书，本乎儒宗，杂采释道，成就了邵雍学术上的渊博与通达；游历山河，足履南北，亲近自然，深悉民情，又造就了他认知上的高迈与浩阔。
数年的跋涉在途之后，周游归来，他讲了句意味深长的话：“道在是矣！”遂安然隐居于百源山上，不再出行。
邵雍一句“道在是矣”，语言寥寥，却涵义深浑，颇具禅家之风，又近似道家之语。
正是这句指向繁复的简单话语，戳破了天机，揭示了经中唐以来长期融释兼道进行自我改造的传统儒学，将以崭新的面貌在这里重新破茧而出的迹象。
抛开训诂与传注，转而深入于对经典的义理体悟，让生命本体意识遽然觉醒的宋代道学呱呱坠地。
邵雍所认为的“道”是什么？又在哪里？
道，指天地万物自然之理。其得处在心，人得是理以为一身之主。
在二程的学术体系里，“道”更是高于一切，唯此独尊。他们认为只要有了主心之“道”，一切都可以放弃：“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
其实，从邵雍所提的心悟之道，可以看出二程的学术思想就来自邵雍。邵雍主张个人长期主观静修，以期一朝顿悟，这与讲究自识本心、自见本性的佛家禅宗有着相通之处，也可看出与道家“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有着融汇的地方。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第十章《道学之初兴及道学中“二氏”之成分》一文中最后写道：“至北宋之初，思想界各方面之发展，均已至相当之程度；各派思想之混合，亦已有相当之成功。惟待有伟大的天才，组织整齐的系统。如演戏然，至北宋之初，戏台设备，均已就绪，所待者惟名角之登场耳。”
这个被等待的名角中，邵雍就是重要的一位。
“道在是矣”这句话一经他脱口而出，一个建立在以心体道的全新儒学学术范式，已经露出小荷尖尖一角。
继之，周敦颐、张载、二程他们将陆续登上历史舞台，合力上演，最后将呱呱大哭的理学从孕育已久的母体里生下来。
也就在邵雍刚刚悟得道，但缺乏具体理论支撑时，他遇到了一位对他的学问与人生都有着十分重要影响的人——共城行政长官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为人朴且率，自信，无少矫厉，是当时的“易学”大师。图书象数变通之妙，秦汉以来鲜有知者，李之才却极尽其妙，深悉其奥。
李之才的图书象数之学有着严格而清晰的学术传承，可以追溯到道教陈抟老祖那里。陈抟首传种放，种放二传穆修，穆修三传至李之才。
穆修性格庄严寡合，尽管是李之才这样的可造之才也总受他的诃怒斥责，但李之才始终恭敬待师，而且责之愈厉，事之益谨。当时与他一同跟从穆修先生学《易》的还有苏舜钦等人，但最终惟李之才独受此学。
身为共城令的李之才不顾自己的行政首长身份，也无视自己“易学”大师的学术身份，将自己千辛万苦学来的学问，亲自送货上门到了邵家。《宋史·；儒林列传》载：“之才初为卫州获嘉主簿、权共城令。时邵雍居母忧于苏门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养父。之才叩门来谒，劳苦之曰：‘好学笃志果何似？’雍曰：‘简策之外，未有迹也。’之才曰：‘君非迹简策者，其如物理之学何？’他日，则又曰：‘物理之学学矣，不有性命之学乎？’雍再拜，愿受业，于是先示之以陆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仪《五经》，既可语《五经》大旨，则授《易》而终焉。其后雍卒以《易》名世。”
李之才于天圣八年同进士出身，随后任职卫州获嘉主簿、权共城令，由之可以知道，邵雍向其学习性命物理之学，当在公元一〇三〇年，三十岁之时。后来，李之才于庆历五年暴死于怀州官舍，邵雍执弟子礼归葬乃师，并在墓志铭中写下“求于天下，得闻道之君子李公以师焉”的深切缅怀之语。
跟随李之才先生从学数年之后，邵雍全面接受了《河图》、《洛书》、《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图像》，加之自己探赜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终至形成了自己汪洋浩博的学术气象。
随着学养的深厚，认识的深化，邵雍的性情也更加恬淡，为人愈加平易。体外所学与体内之性，高度协调地融合在一处。正如《宋史·道学列传》本传中所说，“及其学益老，德益昭，玩心高明，以观夫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远而古今世变，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深造曲畅，庶几所谓不惑，而非依仿象类、亿则屡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书十余万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鲜矣”。
值得注意的是，李之才祖师虽为道家的老祖陈抟，也虽然以《河图》、《洛书》、《伏羲》、《八卦》等貌似道家术数学问教授邵雍，但在李之才这里，《易》仍是儒家“五经”中的经典，而非道家用来卜筮的方术。所以授业前，他先让邵雍读大儒陆淳的《春秋》三传。因为《春秋》讲尊王、重秩序，以《春秋》表仪“五经”之旨，然后再讲授《易》，透露的正是李之才的儒者本色。
同时还值得注意的是，邵雍的“易学”，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乃“洵粹然儒者之言”，与西汉以来言神秘谶纬的今文经师截然不同，更与“依仿象类、亿则屡中”的以阴阳八卦卜灾异的人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注意到这两点非常重要，否则就有将邵雍看走眼的可能。
三
公元一〇四七年，三十七岁的邵雍携父离开共城，举家移居洛阳，从此过起了大隐隐于市的隐者生活。
初到繁花似锦的洛阳，人地两生，再加上邵雍拒不出仕，所以生活穷困，用度窘迫，乃致“蓬荜环堵，不庇风雨”，但他不以为意，“躬樵爨以事父母，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大有颜回居于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蔼然自适遗风。
他在《川上观鱼》诗中借鱼言己，自明其志：“天气冷涵秋，川长鱼正游。虽知能避网，犹恐误吞钩。已绝登门望，曾无点额忧。因思濠上乐，旷达是庄周。”
这种绝登门之望，以点额为忧的弃绝仕途思想，却又并非全同于庄周。庄子是弃智绝用，以无为来营造人生。邵雍回避仕途，却是以退为进，将热闹的人生化为静默的思考，将如何把握客观外界，变为如何认识自心。因为他知道，知识只能是心本身所固有的，致知之途只有返求于心，不可外求于物。从而，这就有了为世道人心打理的儒者用心。
他在《触观物》一诗中坦承了这种人生志向：“万物备吾身，身贫道未贫。观时见物理，主敬得天真。心净星辰夜，情析草木春。自怜斵丧者，能作太平人。”
孟子说过，万物独备于我，所以就能与天地相同参，养成自己不偏不倚的浩然正气。邵雍的“观时见物理，主敬得天真”，其意也正在于此。他认为宇宙间万物在本质上与人体的构造并无太大差别，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故而最终天地与人能够合一。由此看来，他的亲近自然，甘居贫困，为的就是凝神壹志，全身心地用人的精神境界去观照、看待事物，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于是，这一切就变得十分自然。
嘉祐年间，朝廷下诏在民间访求遗贤，当时的洛阳留守王拱辰举荐邵雍为将作监主簿，他拒不接受。
朝廷又诏举逸士，他再次被荐，补为颍州团练推官，仍固辞不受，最后无奈之中他勉强接受了虚名，但托病坚不赴任。他为此作诗：“平生不作皱眉事，天下应无切齿人。断送落花安用雨，装添旧物岂须春！幸逢尧舜为真主，且放巢由作老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监司无用苦开陈。”
好友富弼在朝中为宰相，盛情邀请邵雍出来做官，甚至还做出妥协，“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闲名目”。即便如此，邵雍仍婉言拒绝，并为此写《呈富相风筝》七绝一首表明态度：“秋风一击入云端，合国人皆仰面观。好向丹霄休索线，等闲势断却收难。”
坐卧湖山，亲近水竹，登临云岭，醉眠花荫，为的不是消遣与悠闲，而是要在其中澄澈内胸，荡涤俗气，完善性理。
为此，他曾作《男子吟》自慨，将世人追逐的财、色、名、势视为人生四患：“欲作一男子，须了四般事。财能使人贪，色能使人嗜。名能使人矜，势能使人倚。四患既都去，岂在尘埃里。”人只有拒绝了生存世界的种种诱惑，将他人眼中的名利享乐追求看成是自己通向完善的种种累赘，必须在甘苦乐穷中一一舍去，才能走向自我德性生命的深刻之境。
此时的他，学问更深，道业更精，人格修养与心胸陶冶更为完善，臻于达境。
当时有位大名人王豫，才高名著，自恃学问足以压倒邵雍，于是相当自负地前来洛阳与邵雍论学。
经过一番学理探研之后，王豫深为邵雍的学识所折服，于是心悦诚服地拜邵雍为师。王豫曾经于雪夜前来访邵雍，屋外大雪飘飘，室内清冷无比，然而落入王豫眼帘的是，邵雍凭几俨然危坐，捧书静读。王豫于是懂得，“盖其心地虚明，所以能推见得天地万物之理。即其前知，亦非术数之学能比”。邵雍的拜师求学及收徒授学方式，给了后世的金庸大大的启发，于是出现了他那个光怪陆离而又充满隐逸闲情的武侠世界。
邵雍的弟子张岷总结老师学术道：“先生治《易》、《书》、《诗》、《春秋》之学，穷意言象数之蕴，明皇帝王霸之道，著书十余万言，研精极思三十年。观天地之消长，推日月之盈缩，考阴阳之度数，察刚柔之形体，故经之以元，纪之以会，始之以运，终之以世。又断自唐、虞，讫于五代，本诸天道，质以人事，兴废治乱，靡所不载。其辞约，其义广；其书著，其旨隐。呜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毕矣！”
弟子夸赞自己的老师，难免有过誉之嫌。那么，让我们来听听其他人的评价。
全祖望说：“康节之学，别为一家。或谓《皇极经世》只是京、焦末流，然康节之可以列圣门者，正不在此。”
黄百家说：“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谓奇验，而康节独以《图》、《书》象数之学显。”
朱熹论邵雍为人为学最为全面，他在《朱子语类·；邵子之书》中说：“邵康节，看这人须极会处置事，被他神闲气定，不动声气，须处置得精明。他气质本来清明，又养得来纯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时，都在紧要上用。被他静极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
朱熹说邵雍“手探月窟，足蹑天根”，邵雍之学有些地方似老子，“康节诗尝有庄老之说”，但这与他自身的儒家“道体”一点不冲突，因为邵雍自己就说，老子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体、用自分作两截。邵雍“只是自要寻个宽间快活处，人皆害它不得。后来张子房亦是如此。方众人纷拏扰扰时，它自在背处”。
朱熹还说，“康节之学，近似释氏，但却又挨傍消息盈虚者言之”，因为邵康节“性与心身都不相管摄，亡者自亡，存者自存……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离披’是也。如此，则与张子房之学相近”。
程颢说邵雍能巧妙运用数理术数，“观天地之运化，然后颓乎其顺，浩然其归”。朱熹却对邵雍的术数之学有着更为深入的认识，他说，如果说邵雍能知未来的事，那么“与世间占覆之术何异”？这样就“其去道远矣”，那些说邵雍能掐会算的人，其实看到的只是康节的学之末端！
那他为何推算如此准确呢？朱熹认为原因很简单，“扒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见，便不待思量”。所以能于起处推将来，至交接处看得分晓。
四
邵雍之学，也端的了得。
套用朱熹一句话简言之，那就是“康节之学，其骨髓在《皇极经世》，其花草便是诗”。
《皇极经世书》是邵雍运用象数和易理，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变迁的皇皇巨著，是以“本诸天道，质于人事”为目的的一部“以运经世”的三千年中国历史大事记。全书共十二卷六十四篇，包括《元会运世》、《声音律品》、《观物内篇》、《观物外篇》。其中的《观物外篇》实为邵雍哲学、易理、历史及人生的思想理论总览。
邵雍认为：“象起于形，数起于质，名起于言，意起于用。天下之数出于理，违乎理则入于术。世人以数而入术，故失于理也。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则休戚不能至矣。”于是他相信，运用易理与象数，通过巧妙的经纬构织，再加以合理的推算，那么就可以发现并掌握其中的规律“道”，然后以这个“道”知天下之事，上溯鸿蒙远古，或下推未知未来，皆能在此坐标系中标定具体位置，然后知道它的实际情况。
可见，这比孔子的“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单向未来推测要高明很多。
在该书中，邵雍力图构建一个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完整体系，为此，他独创了“元、会、运、世”的时间长度单位，再各配以卦象表示，然后按照时间单位编织了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三张宏大的历史年表，并以先天六十四卦圆图为卦变基点，将自然史、人类史统统摄入其中，为宇宙运行与人类社会发展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运动轨迹。
《观物内篇》就是对以元、会、运、世纪事的文字说明，既有元会运世的内容，也有“皇王帝伯大铺舒”的内容。他通过这样的记载，让人们上知远古，下晓今日。为原先一堆散沙、相互并无关联的中国三千年间历史事件，制定了严整的统一秩序，让历史周期性的治乱兴衰与潜在的天时产生了对应的因果关系。
这正如他在《皇极经世一元吟》中所写的：“天地如盖轸，覆载何高极。日月如磨蚁，往来无休息。上下之岁年，其数难窥测。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识。一十有二万，九千余六百。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治乱与兴废，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
本据物理之学，然后经过巧思奥运，蜿蜒铺陈，洞彻蕴奥，最后形成了以元、会、运、世之数推演天地运化终始、治乱兴衰的汪洋浩博巨著。
他以《周易》六十四卦进行推演，先验性地证明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就已存在一种规律性图式，概括来说，即宇宙万物由本体“太极”演化而来，在主万物时遵循“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加一倍法或二分法进行演化。那么，这种演进的规律也必将适应于未来。
这种以太极作为万物的本原，以心物不分无二的基本规律，就必然牵出人的认识从何而来的哲学命题。
邵雍就此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人的认识并不在于如何把握客观外界，而是如何认识自心。致知之途只有返求于心，不可外求于物。为此，他提出“以物观物”的认识论，以为宇宙间万事万物在本质上与人体的构造并无太大差别。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则有四肢，故而最终天地与人合一。
这样，他的认识论便又与同时代的理学大师周敦颐、张载、二程等归于一途——强调用心观照世界，体察万物，悟得真知。由此，也开启了儒学的经学时代向心性之学时代的转变。无疑，他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奠基人。
据此，邵雍不仅石破天惊地为世人建构了一套缜密的宇宙论图式，而且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性命学说、修养理论与价值系统，并最终完成了他的先天易学体系。
用今天的科学观念来看，邵雍的“观天地之消长，推日月之盈缩，考阴阳之度数，察刚柔之形体，故经之以元，纪之以会，始之以运，终之以世。又断自唐虞，迄于五代，本诸天道，质以人事，兴废治乱，靡所不载”研究之法，也不失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良法，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
邵雍在世之时，人们用其书占验，就无不奇中，故历代皆重其书。
晚近学者如黄宗羲、朱彝尊，对邵雍之学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他们都认为邵雍之占验如神，此书实为可信。但此书取象配数，又往往为他们所不可解，“能明其理者甚鲜，故世人卒莫穷其作用之所以然”。
一个远远超越他所生存的时代，甚至跨越千年之后，仍因其过于高深而不为世人理解的理论，最容易让人视之为谬论。而当这所谓的谬论一再经后人后事验证，那么它就会绽放出神奇的辉泽。
公元一七〇三年，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发表了对于计算机发展有着重大理论奠基作用的论文《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〇和一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数字的意义》，他在文中坦诚，自己的二进制就是从邵雍《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中得到的直接启示。
公元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九日，耗资巨大、历时久长的“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公布《夏商周年表》，把历史纪年由西周共和元年向前推延了一千二百多年。而邵雍推断的历史年表比这个更往前，也更详细。清华大学出版发行的《黄金书屋》光碟中的《中国历代纪年表》与《中国历代帝王年表》，与邵雍所推断的年表几乎完全相同。
这就是非凡！
五
生活中的邵雍却又平凡极了。
又岂止是平凡？他的生活可谓简朴之极，他的快乐也可谓简单之极。《宋史》称：“始至洛，蓬筚瓮牖，不蔽风雨，而怡然有以自乐，人莫能窥也。”
仁者无忧！他胸中接天通地，蕴藏着无限，那么他就会抬起头，不再关切常人所汲汲的生活表象，而走入深刻的心灵自适之境。在那里感受真知温暖的阳光照射，体会那种纯系发乎自然的天性之乐。
周敦颐教授二程时指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
抱穷自守，乐观随和，与世无争，不求荣利，不求仕进，所有表现在邵雍身上的这些品质，其实都直指儒家向来所崇尚的孔颜之乐。“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富至贵、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
邵雍在《后园即事》诗中写到了他的快乐：“太平身老复何优，景爱家园自在游，几树绿杨阴作合，数声幽鸟语方休。竹侵旧径高低迸，水满春渠左右流，借问主人何似乐，答云殊不异封侯。”
其实，就是这方让他“殊不异封侯”的后园，也是司马光等人因雅敬邵雍为人，而集资为他购买的。公元一〇七〇年王安石推行变法，因政见不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等人纷纷退居于洛阳，从此与邵雍恒相从游。
在这间朋友施爱的小园里，邵雍“岁时耕稼，仅给衣食”，但却优哉游哉，快乐无比。他别出心裁地将此居所叫为“安乐窝”，因之又自号安乐先生。
听听他写下的《安乐窝中自讼吟》：“不向红尘浪着鞭，唯求寡过尚无缘。虚更蘧瑗知非日，谬历宣尼读易年。发到白时难受彩，心归通后更何言。至阳之气方为玉，犹恐钻磨未甚坚。”其寡欲薄求，安于现状，志尚道体，唯恐心中至阳之气经受不住现实磨炼的担心，真可谓孤标粲粲。
俯仰其间，他自得其乐。清晨则焚香燕坐，午饭时酌酒三四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兴之所至，辄哦诗自咏。春秋天时，他则驾小车出游城中，小车由一人挽之。士大夫家中之人识其车音，争相迎候，其间的儿童、厮隶闻听邵先生小车由远及近渐至，会欢然相告：“吾家先生至也”，而不再称他的姓名字号。更有好客者因常常留宿邵雍，便专门腾出一间房特别以待安乐先生。为区别于“安乐窝”，人们称之为“行窝”。这样的“行窝”在洛阳城中竟有十二处之多，可见邵雍为人所喜爱。
《百源学案》称邵雍“高明英迈，迥出千古”，性情却是“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所以，使得他“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与交久，益尊信之”。
人们尊信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司马光熙宁四年退居洛阳，为西京御史台，自此不问政事，潜心著《资治通鉴》，闲暇里则与邵雍燕坐款饮，以兄事之，相互探讨学问。
两个交往甚密的德高行端之人，为洛阳人普遍钦佩而景慕。所以，洛阳城中父子昆弟每欲起纷争前，必相乎饬告对方：“毋为不善，恐司马端明、邵先生知。”
有行旅到洛阳的士子，他可以无暇拜访公府，但却一定会到邵雍的“安乐窝”造访。邵雍德气粹然，望之就知其贤，然而他却不事张扬，不作表白，不设防畛，与人群居燕笑终日，不为甚异。与人交谈，他乐道人家之善而隐其恶，有前来问学则答之，不曾强以语人。
故而，和蔼可亲的他受到人人喜欢，不分贵贱少长，一接以诚，故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先生忠厚之风传闻天下。
欧阳棐，欧阳修之子，曾赴洛探视病中的婶子，临行前，其父欧阳修专门告诉他：“洛中有邵尧夫，吾独不识，汝为吾见之。”
程颢、程颐兄弟与邵雍同巷里居住三十年，他们之间更是友谊深厚，无话不谈，情谊笃深到彼此打趣，相互无碍的醇绵之境。
公元一〇七七年，邵雍卧床不起，好友司马光、程颢、程颐晨夕伺候于病榻之前。
司马光前来探视，邵雍对他说：“试与观化一遭。”司马光安慰他：“未应至此。”邵雍笑说：“死生亦常事耳。”
张载前来问疾，要为邵雍以数推命，邵雍却回答：“天命则已知之。世俗所谓命，则不知也。”
程颐前来，幽默地说：“先生至此，他人无以为力，愿自主张。”邵雍幽默对道：“平生学道，岂不知此，然亦无可主张。”改天，程颐又戏谑地问：“尧夫平生所学，今日无事否？”此时邵雍虽躺在病榻之上气若游丝，但仍不改诙谐本色，回答说：“你道生姜树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说。”
临终前，程颐问：“从此永诀，更有见告乎？”先生举两手示之，程颐不解，邵雍如僧家打偈，顽皮却又认真地道：“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耶？”
公元一〇七七年，熙宁十年七月五日，六十七岁的邵雍与世长辞。
好友程颢为其作墓志铭：“呜呼先生，志豪力雄。阔步长趋，凌高厉空。探幽索隐，曲畅旁通。在古或难，先生从容。有《问》有《观》，以饫以丰。天不憖遗，哲人之凶。鸣皋在南，伊流在东，有宁一宫，先生所终。”
宋哲宗年间，赐谥康节。这个一生不拘俗节、不愿受体制内约束的大自在之人，被朝廷追授为秘书省著作郎，只是，此时的他已无法起身拒绝了。
“死生都一致，利害漫相寻。汤剂功非浅，膏肓疾已深。然而犹灼艾，用慰友朋心。”这就是邵雍作为一个儒之达者的湛然无杂的生死观。
六
一个学奥道深、体大势沉的人，他博大舒放的宇宙胸怀和洞明深湛的生命意识，最易因人望之弥高、学问之弥深而被误认，歪曲。
也难怪，他的《皇极经世书》确乎太神了。
比如，程颢听闻邵雍的数学既久，甚熟。一日，因闲来无事，用邵氏之学推算之，皆合。他因此感叹，扬子云的《太玄》比邵雍的《皇极》差远了。
杨时也曾拿邵雍的推断之学来暗考历史，结果无所不中，为此他说：“《皇极》之书，皆孔子所未言者，然其论古今治乱成败之变，若合符节，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门而入耳！”
还有更神奇的。
欧阳棐入洛探访邵雍时，邵雍却向这个此前没有任何交情的青年，详细备说自己的立身本末，来者告别出门揖送时，邵雍再次叮咛：“足下其无忘鄙野之人于异日。”欧阳棐为此大惑不解，他自忖：“我与邵先生未尝有过任何交往，虽欲不忘，但这是什么事呢？”
回家后，他告诉了父亲欧阳修，欧阳修闻之喜曰：“幸矣！尧夫有以处吾儿也。”二十年后，欧阳棐为太常博士，奉命为邵雍作谥号之议，“回省先生当时之言，落笔若先生之自叙，无待其家所上文字也”。于是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邵雍早在二十年前，就已预知到自己将来会成为他的议谥之人。
《百源学案》载：王安石变法之前，邵雍曾在天津桥上闻杜鹃声，他惨然不乐曰：“不二年，南士当入相，天下自此多事矣！”或问其故，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两年后，其言乃验。
对于邵雍的未卜先知，深悉邵雍为人为学的一帮高贤挚友早就有解释。
程颐说：是因为他“其心虚明，自能知之。”程颢说：邵雍“观天地之运化，然后颓乎其顺，浩然其归”。朱熹更是说：“若曰渠能知未来事，则与世间占覆之术何异？其去道远矣！其知康节者末矣！”
心地与天地同，故而每每言之，若合神契。
《宋史·；道学列传》中就说过：“观夫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远而古今世变，微而走飞草木之性情，深造曲畅，庶几所谓不惑，而非依仿象类、亿则屡中者。”脱脱为此颇有见识地解释说：“当时学者因雍超诣之识，务高雍所为，至谓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谓雍于凡物声气之所感触，辄以其动而推其变焉，于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盖未必然也。”
《百源学案》也说：“盖其心地虚明，所以能推见得天地万物之理。即其前知，亦非术数比。”
《四库全书》也在提要中声明：“是《经世》一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洵粹然儒者之言，固非谶纬术数家所可同年而语也。”
为邵雍作《谥议》的欧阳棐也这样说：“求之至于四方万里之远，天地阴阳屈伸消长之变，无所折衷于圣人。虽深于象数，先见默识未尝以自名也。其学纯一不杂，居之而安，行之能成，平夷浑大不见圭角，其自得深矣。”
但，邵雍还是被后世俗辈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伪托先生之名的《梅花诗》，栽赃陷害般安置他名下的《梅花易数》，从此将一位儒学大师缥缈化了。
其中重要的原因是，邵子抱道自高，有颜子陋巷之志，“而黄冠者流以其先天之学出于华山道士陈抟，又恬淡自怡，迹似黄老”，遂以是误认。
这就是为什么在元人脱脱之前，拥有参透天人、观易见道智慧的邵雍，一直被当作道家的隐逸之士，而没被列入儒林。清朝乾隆年间的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也没有将《皇极经世书》当作一本儒学著作，而是错误地将之放入“子部·；术数”类。
邵雍又是怎样认定自己的呢？
他在《皇极经世书》中写道：“为学养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诚，则无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当以直求之。若用智数以迳求之，是屈天地而循人欲也。不矣难乎？”在《闲行吟》诗中他又言：“买卜稽疑是买疑，病深何药可能医？梦中说梦重重妄，床上安床叠叠非。”
这类反对买卜稽疑的思想主张在他的《伊川击壤集》与《观物外篇》等著述中比比皆是：“智数或能施于一朝，盖有时而穷。惟至诚与天地同久。”“作伪任数，一时或可以欺人，持久必败。”“循理则为常，理之外则为异矣。”
生活中他也是这样做的，当父亲邵古去世时，邵雍与程颢在伊川“不尽用葬书，亦不信阴阳拘忌之说”，而是随意选择了一块墓地予以安葬。在自己临终时刻，当张载要为其推命时，他的回答是：“天命则已知之。世俗所谓命，则不知也。”
如此，一切得以廓清。
一个终生以继孔孟之志为己任、穷理尽性推演天地宇宙之变的思想大师，怎么可能会成为一个卜凶筮吉的江湖术士呢？
但被后世一代代群氓改造、歪曲、利用，然后再被挖苦、谩骂、攻击，向来是所有人类导师的共同宿命。
孔子是这样，邵雍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