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爱，互相助，共乐其生活......这是何等可憧憬的世界！"这是丰子恺《东京某晚的事》中的一段话，折射了丰子恺对大同社会的想象和向往。但是因为中日特殊的地缘关系，这种国际间的大同，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故难免流于虚无。
薛福成在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所作的序言中曾经指出，中日之间"或因同壤而世为仇雠，有吴越相倾之势；或因同盟而互为唇齿，有吴蜀相援之形。时变递嬗，迁流靡定，惟势所适，不敢悬揣"。话语表述虽然委婉，但在当时历史语境下其意指已经非常明显。果然，三个月之后便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而黄遵宪则明确指出："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日本要确立在世界上的地位，无论在哪方面看，都需要以中国作为其崛起的奠基石，所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一直不断地向中国进行势力渗透。1931年，为了转移经济危机，也为了实现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夙愿，日本在蓄意谋划之后，终于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再次把侵略魔爪伸向了中国。而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很快就占领了东北三省。
面对国家危亡，许多留日学生纷纷退学回国从事抗日活动，当时求学东瀛的胡风在第一时间就写下了《仇敌的祭礼》这样义正词严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诗歌：
大炮轰破了满洲黑夜的天空，
是的，在愤怒里我读到了这消息，
谁是屠伯，
是"贵国"的人干的
也是"敝国"的人干的。
而死的是，
生在海那边的我们的兄弟，
生在海这边的我们的兄弟。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留日学生来自全国各地，面对日本侵略他们的态度各不相同，因而决不是铁板一块。在民族危难之时，由于涉及个人的利益，他们很容易就发生了分化。有的投敌叛国，充当了不光彩的汉奸角色；有的则"位卑未敢忘忧国"，坚定不移地走上了抗日救亡道路。利用文学文本表现这种分化，最成功的是崔万秋的长篇小说《新路》。他笔下的留学生形象，大致上就可以分成忠与奸、正与邪两种类型（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彷徨，最终都走上了"正途"，因而可以归于"忠"与"正"一类）。这种分类虽然未免显得模式化，但是小说的叙述和描写"立危词以警国民之心"，读来却不失滋味。
第一节对民族国家的背叛
一、日本的侵略扩张和文化殖民
日本是远东一个岛国，主要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等几个大岛组成，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西面隔海与中国大陆、朝鲜半岛遥遥相望。岛上除了森林和水力资源相对较为丰富之外，其余资源都很贫乏，国民经济发展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大都依赖进口。可以说，资源的匮乏成为了制约日本经济发展和实力壮大的瓶颈。另外，日本处在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交界处，地壳不稳定，火山、地震频繁，极大地威胁着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难怪日本人有病态的忧患意识，担心有朝一日日本列岛会突然沉没，整个民族遭到灭顶之灾。这虽然是一种悲观的想象，但绝对不是毫无根据的杞人忧天。蒋百里将军就曾经指出过："地震、火山喷火，这些不可知的自然变动，也给予日本人一种阴影。"
丹纳认为：文化的创生和发展取决于种族、时代和环境三种要素，可见客观的地理条件对人有着至深至巨的影响，"某些持续的局面以及周围的环境、顽强而巨大的压力，被加于一个人类集体而起作用，使这一集体中从个别到一般，都受到这种作用的陶铸和塑造。"正是因为孤悬于荒洋中的岛屿上，所以日本人被集体"陶铸和塑造"得没有安全感，才不择手段地"离群去国去找安全的法子"。在近现代历史上，一衣带水的中国堪称日本的弱邻，而如履薄冰的日本人只有踏上中国大陆才有脚踏实地的感觉，才会长长地松一口气，因此难免不对中国领土产生觊觎和窃取之心。在当时世界格局中，日本作为后发国家一直企图形成一个"东亚共同体"，进而重构世界秩序，有论者指出："它要求'东亚'协同体世界承担新的世界史使命，而试图建立'新秩序'。"也就是说日本所规划的"新秩序"的建构，乃是以征服中国为前提条件的。
当然，在侵略中国之前，日本经过了"苦练内功"的准备--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上进行了一系列"脱亚入欧"的现代化改革。由于全面"顿革平昔因循之弊"，日本面貌为之一新，很快成为了亚洲强国，"欲求立乎泰西诸大国之间，而与之较长短而无所馁也"。羽翼丰满，准备就绪之后，日本于是便开始对邻国实行军事侵略。这种侵略，也就是在领土上"入亚"，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针对朝鲜和中国。武藤一羊曾经指出过：
从幕府末期经明治维新改革到日本帝国主义登台的日本近代化的历史，是在和西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紧张关系之中形成的亚洲近代史的一部分，但是问题在于它不是在向亚洲的自我设定，而是在和亚洲逆接的关系中展开的。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一直最具代表性地表现了近代日本的选择。日本在"入欧"的过程中，作为西欧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的先锋而在亚洲横行霸道的同时，又以日本帝国的侵略和扩展的身份而"入亚"。也就是说，这是日本以东亚近邻，特别是以韩国、中国为对象的战争、侵略、殖民地化而膨胀的历史，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形成的过程。
因为自然灾害或者长期战乱，夷狄乘机入侵中原，破坏中国现存秩序，威胁中央政权的情况常有发生，例如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就是其中一个典型。长期以来，中国作为亚洲大国，发生异族王朝入主中原取汉人政权而代这样的政治事变，无疑会大大降低中国在四夷中一以贯之的传统威信，甚至刺激他们中有强力者对中国不可告人的梦想，使他们由对中国的仰视，悄悄置换成了对中国的觊觎。在这当中，日本是最不加掩饰且急于跃跃欲试的一个。
蒙古灭南宋而建立元政权的历史事实，就深深地刺激了刚刚以武力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使他起了"问鼎中原"的狂妄野心。他在答朝鲜国王书里说："我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诸藩，后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会军营，以为我前导。"18世纪左右，日本所谓的"经世学派"诞生，其核心思想就是鼓吹"雄飞海外"、"霸占中国"。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设计了完整的侵华方略，书中声称日本是个神国，有能力征服全世界，为此须先从满洲进入大陆，再并吞整个中国，因为中国的土地最为辽阔、物产最为丰富、兵源最为充足，随后便可以使世界各国沦为日本属下的郡县。
该书第一次颠覆了日本人对中国一贯怀有的尊重和崇仰之情，从道德伦理上开始对中国人大肆诋毁。而满人入关，定鼎中原，特别是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更像兴奋剂一样刺激了福泽谕吉和西乡隆盛，促使他们对于东亚文明中心和政治版图重构怀有强烈的冲动，试图颠覆中国作为圣人之国的传统价值秩序，给中国涂抹上"否定性他者"形象，把"'东洋的专治'、'东洋的停滞'之名披在中国身上，并将中国从东亚的文明中心位置上赶下来，正在于自认为欧洲文明嫡系弟子的日本，要登上东亚新文明构图的中心"。当时明治天皇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而田中义一首相则制定了所谓的"新大陆政策"，声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这一系列证据表明，日本在企图称霸世界和全面侵略中国之前，就已经确立了以满蒙为扩张基地的战略决策。张资平在小说《银踯躅》中所写到的一个细节颇能说明这一点。日本人在世界地图上把中国的东北、蒙古以及台湾，涂成与日本一样的颜色，并在满蒙位置题上"吾人伸足的地方"，由于"地图是特殊的意识形态纲领的产物"，"是信念的纹章"，这可以看成是日本侵略野心赤裸裸的彰显和最直观的注释。
1874年5月日本出兵台湾，这是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肇始，也是近代日本向海外派兵的肇始。这两种"肇始"的重叠，既是日本蓄意拿中国作为海外扩张祭刀，也说明了中国乃日本海外扩张首当其冲的目标。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和西方列强合谋的压力，总理衙门大臣奕与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终于在10月签订了中日"北京专条"及"凭单"。这种妥协如饮鸩止渴，只换得日本"以后觊觎更多，鱼肉更甚"。而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一触即溃，清政府国家内部机制中的严重弊端已经暴露无遗。而这场战争对于野心勃勃的日本来说也十分重要，若能一举战胜，其意义不只是征服了亚洲最大的国家，而且是文化"弑父"的举动，有利于摆脱笼罩在中国之下的传统心理，确立争霸世界的民族自信。因而，除了一般性的战争宣传之外，还有直接鼓舞士气的军歌，例如《膺惩》一首，一开头就是："膺惩清国，清为吾国仇"；而《连战连胜》则将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征清战略步骤以歌词的形式表现出来，歌词非常露骨地叫嚣："追逐逃跑的敌兵，进入奉天城"，"追击遁逃的敌舰，冲向北京城"。就是希望通过反复歌咏，鼓动日军效死之精神，也让每个士兵对征战目标牢记不忘。
甲午战争以清王朝北洋水师的覆灭而告终，1895年中日之间签订了《马关条约》，规定中国除了大量赔款之外，还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但是因为俄国担心这样一来日本会威胁到自己在中国东北的利益，于是联合法国和德国共同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日本无力与三国抗衡，极不情愿地归还了辽东半岛，但是再一次向清政府勒索白银三千万两作为赎金。归还辽东之后，日本不仅感觉到"战果丢失了一半"，更主要的是意识到自己在世界秩序中力量还不够强大，从此开始了十年的"卧薪尝胆"，针对俄国实行了疯狂的军备扩张计划。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结果日本实现了对"南满"的控制，巩固了对朝鲜的统治，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这是近代世界史上黄种人第一次完胜白种人的战争，同时也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不归路。
日本在占领中国"南满"之后，马上就着手进行文化殖民。文化殖民政策是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重要一翼，这一政策对于巩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成果具有重大意义，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在重视"武功"的同时，也注重"文治"，做到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佐藤春夫在剧本《亚细亚之子》中无意地透露，日本占领了通州之后，战火甫熄，日本工匠就开始马不停蹄地营建"日本文化教室"，并且根据自然界物种新陈代谢的法则为日本文化"加魅"，声称："日本文化也同样会进入这里的土地，风靡起来。不，现在已经那样。"由于教育机构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文化殖民的工具和载体，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对此非常重视，在殖民地上建立起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层次的学校。在现实中，日本在朝鲜建立了"京城帝国大学"，在台湾建立了"台北帝国大学"，在伪"满洲国"长春建立了"建国大学"（名称之所以与前二者有差异，是因为伪"满洲国"作为日本的殖民地与朝鲜和台湾为日本所吞并在身份上毕竟有些不同）。在日本殖民学校里，日本文化得到了大力宣传和弘扬，而其他文化处于被遮蔽和被压抑的地位。这样一来，日本文化和日本国家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就占据了学生的头脑。这种刻意灌输的意识形态，过滤了许多东西，剔除了接受者对日本殖民统治不满的因素，使其对日本文化产生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从而绝对地服从日本国家权威，接受日本国家驱使，成为日本国家机器规范下的驯服臣民。
二、民族身份的迷失与国家认同的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