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于如何使用这一评价域，它们却有着很大的区别”，在“选择权应用”（定义为选择本身的自由）中，“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全部能力集合K”；而在“选择应用”（“经过自由选择被选定的选项”意义上的自由）中，“我们则更为狭隘地集中关注于X”。
作为结果的自由
向量域（作为向量，它可以具有自由的函数，且趋向极值），是自由（价值）的一个特例。在这个特例中，它既是价值，又是效用；它既是一个实际选择（第二种意义的自由和价值），又是一个最优选择（价值中的最优效用值）。
实际上，作为结果的自由，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作为有限理性结果的自由，二是作为理性结果的自由。
作为过程的自由（选择本身）
K意味着选择本身（它是相对的）。x是从K集中大量平等地位的选项中被（“评价”后）选择的。而从与之相对的效用域角度看，x是因为优于其他选项，而成为唯一的（最佳）选择。“实际上，‘选择’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生活内容，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拥有x与在有大量选择的情况下选择x显然是不同的。”
从机会的角度看选择权
选择权实际上是机会，即“他所拥有的选择集合（他的实际机会）”。理性经济学将机会主义排斥在理性选择之外，隐含的意思是机会选择的结果比机会本身重要。但后现代经济中，从选择多样性（个性化）所具有的独特经济性价值看，机会选择本身具有终极性的价值。
选择是自由的表现形式，选择的对象，在K集中只是机会；机会被把握，就转化为效用；而理性选择，把握的是最佳价值，即效用极值（K与X曲线交点的极值x）。
正如生产可能性边界实际是机会成本的边际比较一样，K集是生活内容的各种可能性的集合，它也有自己的边界，这就是相对自由的边界。在相对自由的边界之内，主体在任何两点之间进行选择，就是自由权的体现。自由是有成本的，选择这一选项常常以放弃另一选项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机会成本。
因此，我们不仅有对K集中单点的评价，更有意义的是对各点之间关系的评价（权衡）。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选项与选项间存在无差异的替代关系。
当然，实际选择的结果不一定是理性的（从效用域看最优的），它可以位于K集中的任一点或任一组合。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效用域实际排斥了真正的选择权（相对选择权，即自由本身），它只认为最优选择是选择，而其他K域内的选择不是有意义的选项。可是，对K集中的选项进行相对评价时，这个最优可能是无意义的。
阿马蒂亚·森说：“一个集合的价值并不总是与该集合的最优要素（或实际选择的要素）相一致。拥有没有被占据的机会也应该受到重视。”“为了在‘可行集’中确定最大化点，我们不应只依据一个（即‘给定的’）偏好排序来对生活内容向量作出评价，即使它恰好是某个人的实际选择。相反，应该通过使用一组合理的偏好排序（这些偏好对于一个人来说本来就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来作出评价，这使得‘拥有其他机会’变得重要起来，甚至在（根据‘给定’的偏好排序）作出的最大化选择或实际作出的选择相同时，情况也是如此”。
这段话很重要，需要逐句解读。“一个集合的价值”意思是：集合也具有价值；该集合的最优要素，指X极值；实际选择的要素，指集内任意向量。“没有被占据的机会”意思是，相对于x来说，K集中的各点都是没有被占据的机会。“在‘可行集’中确定最大化点，如x点。只依据一个（即‘给定的’）偏好排序”意思是：如X曲线，来对生活内容向量作出评价，即使它恰好是某个人的实际选择。“使用一组合理的偏好排序（这些偏好对于一个人来说本来就是非常合情合理的）”，意思是指在K集内的向量曲线。“这使得‘拥有其他机会’变得重要起来”，意思是K集中的其他向量就是“其他机会”。对于多元化的价值，是不是可以从序数效用退回到基数效用来排序，这一点还可以讨论，若按解构的后现代的观点，多元化价值能不能排序都是值得怀疑的。不过重要的是，阿马蒂亚·森区分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考福利的不同角度。
对生活内容项进行加权
在实际选择的过程中，主体不仅要对选项进行择取，而且要在择取的过程中，对生活内容项进行加权。在经典的经济学中，是不需要对选择进行加权的。这是因为，效用本身已经被标准化了。可以说效用与效用之间是无差异、等权重的。而能力是价值而不是效用，是非标准化的。因此才需要进行加权。加权是为了在生活内容项之间进行衡量比较。也可以说，加权是对价值本身进行量化区分（确定哪些价值相对于选择主体更重要一些）。这个加权过程，具有心理经济学的含义。
作为自由的福利
阿马蒂亚·森的福利论，把自由作为最高的福利。对于这个自由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理解。
按照选择顺序理解的自由
自由是选择，选择可以分为选择之前，选择之中与选择之后。选择之前，自由表现为机会，即K，是相对的；选择之中，自由表现为向量，是可以函数化的（森认为K是向量集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潜在倾向于理性的），是有限理性的；选择之后，自由表现为结果，即x，是绝对理性的。
按照选择的供求角度不同理解的自由
K是自由的供给；x是自由的需求。K是自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的部分，它表明人在实际的选择之外，当他自由时他还有多少潜在的机会和可能可供选择（被提供），即拥有其他机会的可能。而x表明他已实际进行了选择，并拥有了选择的结果（从前一个角度看，结果并不光在于本身是重要的，而在于作为“曾经选择过”的证明是重要的）；他们的实际选择，是基于需求而进行评价的结果，它根据评价确定了效用（这里并非第一位重要的是，是否属于最佳选择）。
从社会选择的视角看，社会可以为人们（实际）提供多大的选择空间（K空间），决定了这个社会有多自由（选项越多，越自由）；至于人们实际选择了哪个（或哪些）选项，跟每个人的需求有关，它的唯一性就是多元性（多人不同的唯一选择从社会看也是多元选择）。它处在生活领域，是相对自由。
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具有更为全面的含义。以往通过数列、函数、极限公理表述的价值，是基于需求（偏好）的单方表述。从供求两个方面表述价值，同单方面的需求表述比较起来，好比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需求的不同表述。联系供给或社会选择表述自由，当为有供给保证的选择。所谓有供给保证，就是有能力的意思。
伦理导向经济学视域中的自由
罗尔斯所谓的基本善，相当于效用。而在评价域，善是多元的，是作为日常生活的可能世界，“它们确实使用一个共同的评价域--生活内容域，这与诸如效用域或罗尔斯的‘基本善’域适成对照”。
首先，把选择理解为实践（伦理/道德）行为。它包括理性极限值、有限理性函数和数列集合三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联想到道德哲学中纯粹实践理性、道德图式和道德行为。
一是绝对实践理性：作为极限的向量x，是实际选择中的最优选择。对应一元化的基本善，位于效用域（作为特例的评价域）；
二是道德图式：多元化的基本善，介于评价域和效用域之间（K'域）；
三是可行能力：能力集，向量集合，位于评价域。
从心物一元角度看
在这样一种上升到方法论层面的理解中，效用只是事实判断，能力却是价值判断。将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心物一元的判断。在其中，效用蕴涵价值，价值也蕴涵事实。这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
效用蕴涵价值指的是，x只是K中的一个向量，虽然它是特例（既存在于事实域，即效用域，又存在于价值域，即评价域），但并不影响它作为生活内容的性质（真实世界的效用）。
价值蕴涵事实指的是，虽然K中的向量是多元化的，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可以“优化”为标准的极限型的向量，因此而成为普遍的。
全面理解能力理论
能力理论说的是社会能不能提供个人选择x所必需的足够的选项K，这些选项最终以生活内容为依据。它反驳了把个人理性选择（最优选择）作为唯一选项的价值观。这也克服了现代性福利经济学分配理论效用与价值脱节的局限，将效用嵌入了（日常生活）价值。
从逻辑维度看，它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事先选项K，它是纯粹价值的，并不以理性为界；二是生活内容向量，它一方面包含价值，一方面可以是向量，可以综合为函数；三是选择结果（x，它是价值的，但也可以是效用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解森为什么说他不属于“结果论”，因为结果在这里是逻辑的。分配论才是结果论，分配对应的是劳动力，价值对应的是劳动。
从历史维度看，它包含两个角度：一是发展背后社会提供的自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二是根据需求偏好进行个人选择的无差异曲线。前者类似新公共行政学派对管理主义的批评，如森所指：“功利主义伦理学的标准版本……无视除效用之外的所有后果”。可以说，这击中了福利主义的要害。
自由的历史性
人在生存阶段，他的不自由主要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人在发展阶段，他的不自由主要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人在自我实现阶段，他的不自由主要受到知识条件的限制。
后现代的自由，是个性自由问题。知识和网络提供了一种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条件，差异化、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差异化、个性化、定制化的选择成为可能。
需要认识到，对选择进行排序是物质和社会资源匮乏条件下，将资源集中于少数集中需求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即所谓短头）的要求；而随着生存发展需求的相对满足，这一部分占用的资源（主要是有形资源，其中包括物质资源+社会显性资源）数额虽进一步扩大，但在总资源、总价值中的比重却日益下降。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将会使人得到日益增多的自由的结果。
在另外一个领域（工农业生产领域以外的无形价值，特别是精神和文化需求满足领域），更多的选择不仅是不需要（出于同质化的目的）排序的，而且是多多益善，因为在信息（知识和网络）基础上被重新挖掘出来的长尾领域，更多的选择意味着更多的个性，更多的价值上的满足。它们甚至不是通过所谓“生产”得到满足的，不是家庭外包给企业的结果，而是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事情（网络上的自给自足）。当供给无限多样化，而选择“过剩”后，要做的事情是顺着选择多样化提供选择助理服务，而不是通过对选择提供排序，减少可选供给。
个性化通过选择表现，生产的多样化与消费的多样化带来更多的选择。从多种选择中进行决策，要求通过“助选”来简化。因此一方面涉及心智成本和有限理性问题，一方面涉及信息和知识对坚固的物质世界的瓦解问题。
伯林的基本倾向是价值多元论，认为基本的人类价值是不可还原地多元的和不可通约的，它们既不能排序，又不能无损失地转化为一种同质的单元（在这一点上与森有所不同）。他所说的绝对自由，是包含非同质化、不可通约的自由在内的自由整体，它广泛存在于前现代和后现代的实践之中。与之相对的，卢梭意义上的基于同质性假定的可交换的自由、权利意义上的自由，则是绝对自由的去掉绝对性后的工具意义上的自由，是次一等的自由。
伯林提出两种工具、权利意义上的自由，一种是积极的自由，一种是消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说的是不受他人自由越界干涉的自由；积极的自由，是选择多样化的自由。这是一个选择的集合，包括非自由、消极的自由，以及排除非自由和消极的自由中不与积极的自由重合的一部分自由。应当看到，消极的自由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受他人干预的自由，随着物质和社会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大。而一个明显的规律就是，人们的自由越是受到物质条件的限制，物质性的干预就越强，人的绝对的自由空间就越小。相反，当人的物质性的生存需求和社会性的发展需求得到满足（标志是工业化的实现），原有的对消极自由的侵犯就越来越不具有正义性。无论是积极的自由，还是消极的自由，都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相对的自由，即可以同质化的、可交换的自由。
至于绝对的自由，在其相对形态中就可以实现的绝对自由，恐怕只有后现代自由，即个性的自由。在个性的自由中，自由处于不可交换、无法通约、差异化、异质性的状态之中。这样的自由处在长尾空间，它的存在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人的需求是否上升到精神和文化的层面，二是人生产和供给差异化解决方案（打破对自由的限制）的能力是否足以达到选择多样化的要求，三是人们的供求是否可以达到与经济匹配的程度。
多元化福利的实证化：卡尼曼的“日重现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