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制度论值得特别提出来讨论。这是因为，在后现代学者中，福柯特别重视从制度角度研究权力话语。对于话语和表征，如果说布尔迪厄关注的重心在权力和资本，那么可以说福柯关注的重心就在制度。
福柯非常清醒地将制度进行了问题域的划分。对福柯来说，权力并不“以一种链的形式起作用”（相当于说不是以X的轨迹，即理性的方式起作用），权力是循环的。它从不被一个（如X点那样的）中心所垄断。它“经由一个网状组织被配置和行使”，这个网就相当于K域网络。它并不是朝下发射的，即不出自一个来源也不出自一个地方。就是说，权力不是从X点向下面的K域发射，而是渗透于K域网络的每个节点权力关系，渗入社会存在各个层次，并因此被发现在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都在运作。制度无非就是这个分布式的权力网络的运行规则，这种制度显然是后现代意义上的制度。
福柯的另一个思想是权力与表征（世界三的符号）的关系。在这点上，他与布尔迪厄的思想相近，都是认为权力的信息存在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它不光是世界二中现实权力的能指，而且这种能指本身正在变成信息化的所指。制造出真实，并且成为行为。这种以世界三为依托存在的权力，把意义权力化，把权力意义化，演变成为一种新的现实，一种甚至没有世界二的直接所指的新现实。它同世界二的权力及其能指一起，将整个世界笼罩在知识???力之下。
福柯认为，与权力相关联的知识，有权使其自身真实。一旦被应用于现实世界，就会“变成真实的”。虚构的事实由于与权力相结合而成为比真实“更加真实”的事实，具有对于实践和行为的控制力。福柯后期特别关心知识如何通过特殊制度而运作，这种制度无处不在地规范人的行为。“既不存在离开某个知识领域的相互关联的结构的权力关系，也不存在任何不同时预想和构造各种权力关系的知识。”福柯将知识与制度结构完全一体化了。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提供了一个后现代制度分析的范本。福柯通过观察法国规训和惩罚罪犯的体系，研究了一种非正式、非理性形式化的，存在于K域的全方位的，体现于符号、话语和行为中的制度，这种制度用来进行个性化的惩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话语构成体接受权力规定的各种规范。福柯将肉体置于权力/知识场的中心，因为肉体一定是存在于K域的（在X点上没有肉体的存在），一定存在于节点（肉体是最形而下的，是必须由每个人“亲自”拥有的）。
福柯的制度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后现代制度如何可能的非常现实的描述。对于怀疑后现代制度是否现实地存在、认为是理论虚构的人，具有很好的释疑解惑的作用。
从表征的角度看，沙尔科的学术“秀”，是话语权力制造出的真实。无论女病人的歇斯底里症是被诱导还是表演，都笼罩在沙尔科有意营造的话语权力之下。
沙尔科的“实地真人演示”证明了福柯说的，与权力相关联的知识，有权使其自身真实；一旦被应用于现实世界，就会“变成真实的”。虚构的事实，由于与权力相结合，而成为比真实“更加真实”的事实，具有对于实践和行为的控制力。
制度领域的话语转向
布尔迪厄也属于被当做后现代大师，但自己不认可后现代称号的思想家之一。判断他是不是后现代主义，不取决于他自己标榜什么，而是有客观的标准。布尔迪厄思想的后现代性，集中体现在他作为体系中心的实践概念上，体现在这个概念的心物一元性上。
就经济学思想而论，布尔迪厄的主要贡献在于资本理论和制度理论。同是论及语言交换和象征交换，与鲍德里亚不同，他更多着眼于其中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而非对称的交换关系。
布尔迪厄后现代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于提供了解构现代性资本理论和制度理论的思想与方法，理解资本和制度的异质性的、生成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为当前十分红火的演进经济学提供了深层支持。
什么是实践
实践是布尔迪厄理论体系的中心概念，与我们说的实践在法语中不是同一个词。实质性的区别在于，我们通常说的实践，是人本的理性的概念；而布尔迪厄说的实践，具有心物二元的统一性，突破了启蒙理性的现代性，具有非决定的、多元的、非线性的生命特征。这是其后现代性的根本特征。
布尔迪厄说的实践，更全面地说是象征性实践。象征性是符号空间特性，是心、物之外的第三个世界（波普尔称为世界三）。它相当于是IT和信息化的独立存在维度，即信息与符号的世界。在几乎所有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信息既不是心，也不是物，是介于心物之间的第三者。世界三以信息符号的方式存在，正如世界二以货币的方式存在，世界一以实物的方式存在一样。
在这个意义上，象征性实践不是指工业化（心物二元）实践，而是特指信息化（心物一元）实践。布尔迪厄的后现代经济思想，关于资本和制度的议题设置与标准经济学的完全不同。他反对将资本和制度物性化的立论，论证资本和制度都是“活”（实践的）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旨趣是，把制度当做物，寻找一个最优的不动点，把制度当做像物一样死的东西；后现代经济学的旨趣是，把制度当做活的东西，寻找一种应变和学习之道，把制度当做生成和演进的。通俗地说，现代性将“不变”制度化；后现代性要将“变”制度化，强调变本身是不变的。这就是布尔迪厄思想的活的灵魂。
场域，是布尔迪厄的后现代论域之所在。它就是世界三，或信息空间所存在的地方。它具有多元性、有机性网络的特点。一切理性价值到了这里，就被解构了。打个比方，场域好比一个离散数据构成的集合；新古典主义的理性世界，好比这个集合边界曲线上的一个切线交点（极值）。新古典经济学取向是求极值，后现代经济学取向相反，是求离散值（多值逻辑），这就是二者的区别。布尔迪厄与一般演进经济学的区别在于，他把场域当做一个“语言市场”，在信息空间而非在货币空间，重新透视资本和制度现象，因为他要探索异质性的价值空间。
布尔迪厄反对新古典经济学追求利润最大化，夸大了心物二元中物性的一面，强调心物平衡的“实践”。在《实践理性》一书中，布尔迪厄把他的后现代经济学称为“实践经济学”，是“与我们可能从计算经济学那儿获得的经验相反的经济学”。
布尔迪厄的后现代制度论
布尔迪厄后现代经济思想中最具建设性的议题，是关于制度的理论，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心物一元的后现代制度理论。物的制度强调不变，心的制度强调变。变本身不变，就成了后现代制度理论的特点。对于布尔迪厄来说，这种特点体现在，他认为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制度就存在于一系列的习性中，是演进生成的。这点与演化经济学相同。
第二，语言转向的制度理论。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被新古典理论同化的基础，都是基于同质性的货币空间分析，最后被导向最优化。布尔迪厄难以被同化在于，他的制度分析移向了语言市场，即异质性空间，因此与众不同。在《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一书中，布尔迪厄建立了他的基于语言转向的制度经济理论。与鲁宾斯坦的语言转向经济学比，布尔迪厄谈到了制度；与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比，布尔迪厄谈到了语言。
第三，对制度的场域分析。要避开现代性的最优化分析，在方法论上布尔迪厄采取了场域分析的策略。具体到语言转向上，落在了话语分析这一方法上。话语分析不同于货币分析，它是一种异质性分析工具。话语分析的对象，是话语的正当性。这一方法的特征是，将死的规章制度（宏大叙事）解构为组织响应过程中的一个一个具体话语，分别检查其一对一的“供求”均衡性（所谓正当）。这实际已成为一对一电子业务和个性化的深层理论基础。现在人们搞不懂Web2.0，很多问题实际出在没有搞懂它根本的原理。
布尔迪厄围绕权力问题展开对资本和制度的后现代经济分析，对我们理解与资本相对的知本，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话语正当性的框架：“一致地服从生活世界的驱动”
话语分析是通向个性化价值、差异化价值、需求导向价值的必经之路，但我们用什么方法把握这种琢磨不定的对象呢？我们知道，货币分析有成熟的理论框架，话语分析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捕捉和梳理这种高附加值的意义价值呢？
布尔迪厄在这方面对我们帮助不多，哈贝马斯也只是原则性地指出语言交换要遵守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四种有效性的标准。各学科在语言学转向中虽然积累了汗牛充栋的文献，但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的还极少见；而经济学界除了鲁宾斯坦和韦森等少数几人，又完全无视语言学转向。包括派恩在内的体验经济学家，也不太懂话语分析技术。幸运的是，电子商务的实践前沿倒是存在大量的话语分析理论和实践的总结。
在制度分析中，在建设性的话语分析方面，对私人产品部门的制度分析要落后于对公共产品部门的制度分析，而二者的话语原理是相通的，因此在这里主要介绍公共部门的制度话语理论。
电子商务领域的话语分析，主要体现在语义分析技术的发展中，例如搜索引擎、知识管理、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思想中，但缺乏理论提炼。倒是电子政务的基础理论中，出现了大量的话语分析文献，从中可以把握一些框架的脉络。首先是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其次是福克斯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还有麦克斯怀特的《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
其中，我觉得福克斯和米勒的概括最好。首先，他们把布尔迪厄所说的语言学场域、文学场域以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括成公共能量场。这是一个在世界三中，与市场对应的概念，也是语言交换发生的场所。其次，他们提出通过正当性判断话语的四种根据，即真诚，切合情境的意向性，自主参与，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
我初步概括可以应用于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话语分析的框架，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是能指所指范畴，包括“切合语境”。在语言交换中，要透过语形分析语义，并将语义放在一定的上下文中确定其真实意义。这是语言交换、不同货币交换明显的形式特征。由于上下文是生活世界???，每个人的上下文语境都不同，因此话语分析最终可以通向个性化和意义价值。语言交换，可以通过编码和解码的方式大大地提高效率。
第二是对话范畴。对话的作用在于消解中介和一切迂回的价值阻梗，尤其是使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平等的身份对话，这是从中间价值回到生活世界的一种方式。
第三是意向性范畴。话语分析非常强调个性化选择的作用。消费意向性的分析，处于电子业务的核心。与行为主义观念不同，个性化的价值分析不认为意向性来自行为刺激，它是个体在长期经历积累中积淀形成的一种能动的指向性。意向性中包含有消费资本化结构，这是消费者的权利所在。在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制度建设中，由谁来提出需求，是非常重要的。工业化的做法，是代理人提出建设需求。后现代的主张，是用户或公民导向，企业和政府围着用户或公民提出的需求意向转，而不是相反。
第四是体验范畴。行为经济学不同于行为主义，其研究的体验，是当下经验与回忆所形成的框架的结合。工业化强调合理，后现代强调合情。合情合理才是好的。
第五是伦理范畴。无论是企业伦理还是行政伦理，都属于超越经济的价值范畴，所对应的是人文精神和公民精神。这是话语分析与货币分析最大的分野所在。基于货币或经济性的制度设计，很难与整个价值网络和社会网络对话。
抛开技术分析，电子业务的话语分析是对价值背后的意义，或者说最终价值的分析；经济学的语言学转向，实质是人本转向，因为语言是通向个人精神的桥梁。这是把握问题的要旨所在。
背景分析
以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治理理论，都还没有彻底回到政治本身。因为它们语义中的政治，还只是一种本质，一种抽象，而每个公民的利益是具体的。后现代公共行政，就是从本质的抽象再回到现象的具体，使公共行政可以响应公民个性化的公共需求；就是不光要讲大道理，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替老百姓办实事。
但现代公共行政，做不到这一点。它相当于大规模生产，只能对共同的公共利益进行批量化满足。如果非让它去满足公民的个性化要求，就相当于个性化定制了，作作秀可以，但挨个去满足，它的成本就太高了，不可能实现。
后现代公共行政开始转向，在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大路货需求（如安全、义务教育）的同时，开始考虑响应这种需求的变化，所以要进行流程再造，提高响应速度和响应能力。但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模式的施行，毕竟还要以正规体制为条件。这种体制好像大炮，可以打大象（满足普遍性需求），但不能打蚊子（满足个性化需求）。如果非要在现有体制框架下，解决公共产品需求的个性化响应问题，成本仍然偏高。当然，用治理的方法，比用新公共管理的方法，成本略低一点。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对公共产品的个性化响应的问题，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应运而生。
与新公共行政理论背景的区别
后现代公共行政与新公共行政，从表面上看十分类似，但实际是不同的。这从它们分别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新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把新公共行政的哲学基础归纳为后逻辑实证主义。从实践结果来看，这个所谓“后逻辑实证主义”，与其说是后现代主义，不如说更像是“前”逻辑实证主义。因为新公共行政学派在批判管理主义工具理性的过程中，并不是解构理性，而是试图用价值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公共行政是用一种传统的价值理论或规范理论替代实证理论。二者在方法论上属于同一个时代。
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正当性
扬弃工业化公共行政理论的根本命题（政治与行政二分）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特征。这一点在福克斯、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中，有明确的论述。法默尔更多关注的是将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主要原则具体化为“对官僚制有着特别的意义”的四个最基本的方面，它们分别是：想象、解构、非地域化和他在性。
想象：以多元创新置换韦伯理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