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人待着。一旦打定主意，我就想马上把事情做完。我宁可速战速决，也不想拖拖拉拉。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在房间里，我听到了隔壁尼摩船长的房间里有脚步声。不能错过这次找到他的机会。于是我敲敲他的门。但没人应答。我又敲了一下，然后转动了一下门把手，门开了。
我走进去。船长在里面。他正趴在他的工作台上工作，压根没发觉我进来了。我决定不问个明白就不出去，于是我向他走去。我来到了尼摩船长的面前，他突然抬起头来，双眉紧蹙，口气相当粗鲁地对我说：
“是您在这里！找我有什么事？”
“想跟您谈谈，船长。”
“可我正忙着！先生，我在工作。我给了您独处的自由，难道我就不能自己单独安静地待一会儿吗？”
这样的待客方式真令人泄气。但我决定先洗耳恭听他说的话，然后再一吐为快。
“先生，”我冷冷地说，“我想和您谈一件不能再拖延下去的事情。”
“什么事，先生？”他戏谑地回答，“您难道有了某个我还没察觉的重大发现吗？大海向您展示了它的新秘密吗？”
我们俩的想法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指了指摊开在桌上的手稿，口气较为严肃地对我说：
“瞧，阿罗纳克斯先生，这是一部用好几国语言书写的手稿。是我对海洋的研究总结，如果上帝允许的话，但愿这部手稿不会随同我一起消失。
“这部手稿署上了我的名字，附上了我一生的经历，它将被装在一个不会沉没的小容器里。我们‘鹦鹉螺号’上的最后一个生存者将把这个容器投入海中，让它随波逐流而去。”
以这个人的名义！他撰写关于自己一生的经历！这么说他神秘的一生总有一天会被揭示了？但这时，我只把他这番话当做这次对话的切入点。
“船长，”我回答说，“我只能赞成您这么做的想法。因为不应该让您的研究成果就这么荒废了。但您使用的方法我觉得太原始了些。谁知道风会把这个小容器吹到哪里去呢？小容器又会落入谁的手里呢？难道您不能找出一个更好的办法吗？您，或者你们中的一个什么人……”
“绝对不行，先生。”船长急切地打断了我的话。
“但我和我的同伴，我们时刻准备着把这份手稿保存起来，如果您让我们自由的话……”
“自由！”船长边说边站了起来。
“是的，先生，我来正是想跟您谈谈这个问题。我们在您的船上已经待了7个月，今天我以我本人和我的同伴的名义问问您，您是否想永远把我们困在潜艇上？”
“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船长说，“我今天的回答和我7个月前回答过您的一样：无论是谁上了‘鹦鹉螺号’，就再也不能出去。”
“您正向我们强行施加奴隶制。”
“随便您怎么说好了。”
“可是，任何地方的奴隶都有恢复自由的权利！不管以什么方式获得自由，他都会认为自己是对的！”
“这个权利，”尼摩船长回答说，“谁说过你们没有这个权利？我有想过用誓言把你们约束住吗？”
船长看着我，并且双手交叉在胸前。
“先生，”我对他说，“我们第二次讨论到这个我原本再也不想和您讨论的话题。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就让我们说个痛快吧。我再对您重复说一次，这是一个不仅仅关系到我个人的问题。对于我来说，搞研究就是一种补救，一种有效的消遣，一种动力，一种能让我忘掉一切的兴趣爱好。我像您一样，是一个不求名利，只求默默无闻地生活的人。我们都抱着一种微小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把自己的工作成果放进一个不可靠的小盒子，托付给风浪处置，而能够将它们留给后人。一句话，我很佩服您，您可以毫无顾忌地扮演我在某些方面了解的您的那个角色；但您生活中还有一些方面还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对此我和我的同伴们一无所知。甚至，当我们的心为您而跳动，为您的某些痛苦而激动，为您的天才和勇敢行为而鼓舞时，我们还必须尽可能地抑制由于看到善和美或碰到敌或友而应该流露出来的情感，我们丝毫不能把这些感情表露出来。啊！正是我们对于有关您的一切的这种陌生感，使我们对自己的处境变得有些不可接受，无法容忍，甚至连我也感觉无法忍受，对于尼德·兰来说就更无法忍受了。但每个人，只要他是一个人，就值得别人为他着想。您有没有想过，对自由的渴望，对被奴役的憎恨，也许会使加拿大人那样性格的人产生报复念头的后果，您有没有想过，他会怎样想，会怎样策划，会如何做呢……”
我沉默不语了。尼摩船长站起来。
“让尼德·兰想他乐意想的，策划他想策划的，做他想做的事情去吧，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又不是我把他找来的！我也不乐意留他在我的潜艇上！至于您，阿罗纳克斯先生，您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不说您也知道的。我再也没什么要和您说的了。但愿这是您第一次谈这个问题，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假如还有第二次，我就连听都不想听了。”
我只好退出来。从那天起，我们的处境就变得非常紧张。我向我的两个同伴汇报了那次谈话的内容。
“我们现在明白了，”尼德说，“对于这个人没有任何指望了。‘鹦鹉螺号’正在向长岛靠近。不论天气是什么样的，我们都逃走吧。”
但天气变得越来越糟，出现了一些大风暴的征兆。天空灰沉沉的，还带着点乳白色。天际边，一层层散开的卷云的后面，紧随团团乌云，还有一些低层云朵正在飞快地掠过。海水高涨，海浪澎湃。除了暴风雨的朋友海燕外，其他的飞鸟早已不见了踪影。气压表的指针明显下降，说明大气中湿度极高。在大气中饱含的电离子的作用下，风暴预测管里的混合气体正在分解，雷电风雨即将来临。
5月18日白天，确切地说，当“鹦鹉螺号”恰好浮在与长岛同一纬度之上，距去纽约的航道只有几海里时，暴风雨发作了。我之所以能描绘下这场暴风雨，是因为尼摩船长出于一种没法解释的任性，不是让潜艇潜入海底避雨，而是在海面上与暴风雨对抗。
当时风从西南方向刮来，先是阵阵每秒15米风速的凉爽强风，到下午3点钟，风速达到了每秒25米。这是台风的速度。
尼摩船长站在平台上，迎着暴风岿然不动。为了抵抗汹涌澎湃的巨浪，他的腰间系着一根缆绳。我也登上平台，也在腰上系了根绳子，欣赏这场暴风雨，并且对这个昂首挺立的人敬佩不已。
浸在水波中的大块的乌云横扫过海涛翻滚的水面。我再也看不到那些波谷中的细小浪花了，只见一阵阵煤烟色的低矮长浪头，一浪高过一浪，慢慢地浪峰越来越高，相互推拥激荡。“鹦鹉螺号”时而侧身，时而像桅杆一样高高地屹立着，在惊涛骇浪中前后颠簸，左摇右晃，真是叫人提心吊胆。
5点钟左右，一场暴雨降临了，但海浪和狂风并没因此平息。暴风以每秒45米，即接近每小时40里的速度像一匹脱缰野马席卷而来。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掀翻房屋，把屋瓦揭下来嵌入木门，折断铁栅栏，把一架口径24厘米的大炮移动位置。然而，在风暴中间，安然无恙的“鹦鹉螺号”证实了一个工程师的话：“没有不能挑战大海的构造完美的船体！”这不是一座海浪能够击碎的坚石，而是一只驯良、活动的钢铁纺锤，它不用工具，不用桅墙，就能在狂风暴雨中丝毫不损。
然而，我聚精会神地观察起扑面而来的海涛。它们蹿至15米高，宽幅是150至175米，推进的速度有风速的一半，即每秒15米。巨浪的水量和击打强度随着海水深度的增加而增加。于是我明白了，这些海浪把空气卷起，再把空气压缩到海底，同时，它们也把生命和氧气运到了海底。它们的极限压力--有人曾经算过，在海浪冲击的表面的最大压强，可以达到每平方英尺3000公斤。正是这样的海浪，在赫布里底群岛，曾经刮走了一块重84000磅的岩石。也正是这样的海浪，在1864年12月23日的暴风雨中，在日本横滨城把一部分建筑物夷为平地后，以每小时700公里的速度，在同一天内袭击了美洲海岸。
随着夜幕降临，暴风雨的强度增大了。就像1860年联合岛发生飓风时一样，晴雨表显示的数据降到了710毫米。日落时，我看到了天边航过一艘正在苦苦挣扎的船。它减弱蒸气动力，在顶着风浪减速航行。这应该是一艘来往于纽约—利物浦或来往于纽约—哈瓦那航线的汽船。它一会儿就消失在黑暗中。
晚上10点，天空中雷鸣电闪，大气被一道道猛烈的闪电划出道道条纹。面对着这样的霹雳雷鸣，我再也不能忍受了。而尼摩船长，他正和闪电对望，好像要把暴风雨的灵魂吸进他的身体内。一阵可怕的声响充斥空中，这是一声由压碎的海浪吼声、风啸声和炸雷声组成的完整的响声。狂风大作，从东边来的台风，吹向北边、南边，又向东吹去，和北半球回旋风暴形成逆向流动。
啊！海湾暖流！它不愧是暴风雨之王！正是它的水流上空的空气层温度差制造出了这可畏的飓风。
一阵闪电紧跟在大雨的后面。雨滴仿佛带了电。尼摩船长站在那里，好像希望着让雷劈死似的，他觉得只有这种死亡才能配得上他。一阵惊人的摇晃后，“鹦鹉螺号”的钢铁冲角冲向天空，像一支避雷针一样，上面闪烁着一道道长长的火花。
我已经精疲力尽，瘫倒在地上。我向平台的舱口爬去，打开舱盖下到客厅里。这时的暴风雨猛烈到无法形容的程度，在“鹦鹉螺号”的舱内，站都站不住。
而尼摩船长是在午夜时分才回到舱里的。我听到储水舱慢慢地灌满了水，“鹦鹉螺号”缓缓地潜入水中。
透过防护板打开的舷窗，我看到了一群惊慌失措的鱼，好像一群幽灵一样在水中穿过。有几条鱼竟在我的眼皮底下被雷击死！
“鹦鹉螺号”一直往下沉。我估计它会在15米深处找回安宁的。但却不是这样，上层的海水搅动得太猛烈，它不得不下潜到50米的深海里才能找到宁静。而此时，深海里是多么的安宁，多么的寂静，真是一个平静的世界。有谁会相信现在海面上正上演着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