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归来源乾曜和张嘉贞的组合自开元八年初开始运转，李隆基本对此寄予厚望。
然而不久之后，李隆基发现，这两个人离自己的要求还有点远。
源乾曜这个人从个人品格方面堪称完美，同时也具备一定的行政能力，但是却缺乏姚崇和宋璟那样的大局观，别人一旦提出意见，他很少提出反对意见，这让李隆基有些失望。
身为宰相，自然应该挑起大梁，承担起帝国的重任，而源乾曜道德过关，能力似乎还欠缺一点。
其实，这不能怪源乾曜，要怪只能怪李隆基。
当初源乾曜第一次拜相时，就是给姚崇搭班子，顶替已经去世的卢怀慎。
从某种程度而言，源乾曜这个人适合给别人当副手，但不适合独当一面。
当他给别人当副手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一旦让他当一把手，他就有些不知所措，表现反而不如当副手时出色。
这样的案例，可以用鼎盛时期意大利AC米兰后卫科斯塔库塔来说明。
科斯塔库塔跟巴雷西搭档时，表现非常好，一个根本原因是当他出现漏洞时，巴雷西已经悄无声息地补上了，这样就弥补了他的不足，两人组合也相得益彰。
等到巴雷西退役后，科斯塔库塔成为后防核心，问题就来了，他的失误越来越多，批评之声也越来越多。
其实科斯塔库塔没变，只是他身边的人变了，让他一个习惯当配角的人当主角，那就是赶鸭子上架了。
源乾曜跟科斯塔库塔如出一辙：龙套的底子，配角的命。
既然源乾曜不行，那么张嘉贞呢？同样不行。
虽然张嘉贞在地方官任上风生水起，但一旦担任宰相，问题就暴露了出来：他长期在地方上干，养成了说一不二的习惯，办事雷厉风行，这样的习惯和办事风格提高了他的工作效率，但也养成了性格急躁、刚愎自用的毛病。
身为宰相，要有大量，识得大体，同时又能于无形中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这就需要和风细雨地做事儿，而不是动辄发怒，靠脾气解决问题。
无数的事实表明，仅靠脾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相反只会越来越糟。
心明眼亮的李隆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但他并没有急于更换这个组合，而是耐心地寻找第三宰相的人选。
他想用这个第三者，来给源乾曜和张嘉贞补漏，或许这个三人组合，就可以很好地承担起打理帝国的重担。
李隆基的目光在全国上下来回逡巡，最终落到了张嘉贞发家的地方——并州、天兵军。
在张嘉贞出任宰相之后，接替他担任并州长史、天兵军大使的是一个熟人——张说。
此时已经是开元八年，距离张说被贬的开元元年已经过去了七个年头。
这七年，张说过得非常不容易，如果做客《艺术人生》，估计不需要钢琴伴奏，就会哭得稀里哗啦的。
这七年里老张都有哪些心酸事儿呢？开元元年末，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这个职位已经让张说的心中产生了巨大落差，没想到，这还不是最差的结果。
不久，更差的结果来了：他连相州刺史也做不成了，直接被流放到岳州，变成了一名犯人。
张说的人生到了前所未有的谷底。
然而，跌到谷底并非都是坏事，张说的诗歌水平在这一段时间里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或许正应了那句话，诗人的不幸正是文化之大幸。
此时的张说，心中充满了凄婉，所写的诗也充满了悲凉：岳州守岁二首夜风吹醉舞，庭户对酣歌。
愁逐前年少，欢迎今岁多。
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眠。
歌舞留今夕，犹言惜旧年。
岳州夜坐炎洲苦三伏，永日卧孤城。
赖此闲庭夜，萧条夜月明。
独歌还太息，幽感见馀声。
江近鹤时叫，山深猿屡鸣。
息心观有欲，弃知返无名。
五十知天命，吾其达此生。
有人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张说却不，他要坚强地爬起来，绝不能就此认命。
此时的张说，手中已经没有什么牌了，又能拿什么翻身呢？想了许久，张说自认找到了一件法宝：感情。
不久，张说写了一篇《五君咏》，然后托人将这篇文章送到了长安。
捎信人出发前，张说特别嘱咐：一定要在某个特定日子把文章送进这个人家中，早了，晚了，都会误事。
捎信的人不敢怠慢，就按照指示将文章送进了一位官员的家中。
就在他转身离去的同时，便听到了主人的哭泣之声。
这正是张说想要的效果，他把时间、地点、人物全算计好了。
时间：故交苏瓌的忌日；地点：苏瓌故宅；人物：苏瓌的儿子苏珽；情节：《五君咏》的开篇正是纪念苏瓌的文章。
所有因素集中在一起，便形成了张说的计划：他跟苏瓌是故交，而现在苏瓌的儿子苏珽正担任宰相。
在苏瓌的忌日送上纪念他的文章，就是为了让宰相苏珽念及两家的旧情，拉自己一把。
整个计划环环相扣，缺一环，就会泡汤。
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苏珽是否念及旧情。
当苏珽打开《五君咏》时，他发现这是父亲故交张说写的五首诗。
这五首诗分别纪念了五个故人：苏瓌（许国公）、郭元振、魏元忠、李峤、赵彦昭，而关于苏珽的那首则放到了最上面：许公信国桢，克美具瞻情。
百事资朝问，三章广世程。
处高心不有，临节自为名。
朱户传新戟，青松拱旧茔。
凄凉丞相府，馀庆在玄成。
情到深处，情不自已。
满含热泪读过《五君咏》之后，苏珽决定拉张说一把。
没过几天，苏珽便在李隆基的面前力陈张说忠謇有勋，这样一个对国家有功而且有能力的人，怎么能弃之不用呢？经过苏珽的求情，李隆基决定再给张说一个机会。
不久，张说被委任为荆州长史，触底反弹开始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张说又改任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这就意味着他将以右羽林将军的身份暂时担任幽州都督，相比于荆州长史，又向前迈了一步。
在幽州都督任上，张说的运气继续转好，一次正常的回京晋见，让他的触底反弹再次加速。
这次晋见，张说事先做了设计：他没有穿着文官的官服，而是别出心裁地穿着戎装晋见。
看惯张说穿文官官服的李隆基顿时眼前一亮，他没想到，张说穿上戎装竟别有一种风度，顿时心中大喜，往日的好感一瞬间又恢复了很多。
皇帝一高兴，张说的好运气便随之而来。
李隆基随即将张说委任为检校并州长史、兼天兵军大使，同时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修国史。
到这时，张说的触底反弹已经接近成功，因为李隆基的这个安排已经透露出对他的喜爱。
并州长史、天兵军大使都是重臣担任的职务，而修国史更是皇帝信得过的文官才能参与。
现在李隆基把这两项任务同时交给张说，张说的前途一时间光明无比。
李隆基只是在等，等张说再给自己一个惊喜：如果张说能在并州长史任上立一个大功，那么把他重新送上宰相之位就在情理之中了。
李隆基并没有等待太久，很快，张说立功的消息便源源不断地传来。
就在张说担任并州长史不久，北方边境发生了一件大事：时任朔方大总管的王晙设了一场鸿门宴，将参加宴会的仆固部落酋长勺磨等人一举诛杀，随后还出动大军，将河曲一带原本投降唐朝的部落几乎屠杀殆尽。
王晙为什么要设这场鸿门宴呢？起因是双方的相互不信任。
仆固等部落生活在中部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附近，原来投靠的是东突厥，东突厥势力弱了之后，他们便投降了唐朝，但仍与东突厥有着藕断丝连的联系。
朔方大总管王晙担心仆固部落与突厥人里应外合，为防患于未然，因此便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就有了那场惨烈的鸿门宴。
鸿门宴的战果是显著的，恶果同样明显：那些同样原本投靠突厥，后来又投降唐朝的部落一个个战战兢兢，生怕唐朝的屠刀下一个就向他们砍去。
居住在大同军（今山西朔州市南）、横野军（今河北蔚县）附近的拨曳固部落、同罗部落也吓破了胆，徘徊在去和留的边缘：留，就是大唐的朋友；去，则意味着将再度成为敌人。
在两个部落徘徊不定的时候，并州长史张说来了，他是持节代表皇帝来做安抚工作的。
张说身后带了多少个人呢？仅仅二十名骑兵。
不过，张说毫不畏惧，就带着这么点人，便一头扎进了各个部落，搞起了安抚工作。
天色晚了，一行人索性就住到了这些部落的帐篷里。
就在张说住进免费的旅馆之时，天兵军副使李宪却急坏了，连忙发急信敦促他返回。
然而李宪没有等来张说，却等来了张说的信：我虽不是黄羊，但我不怕他们吃我的肉；我虽不是野马，但我不怕他们刺我的血。
士见危致命，此正是我为国家效忠的时机。
张说的诚意，最终打动了拨曳固和同罗部落。
两个部落决定继续留下来，延续与唐朝来之不易的友谊。
消息传到长安，李隆基在心里为张说竖起了大拇指：入能为相，出能为将，张说不愧是一个出将入相的高手。
时间来到开元九年四月，一场叛乱，又让张说赢得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当时兰池州（今宁夏灵武）军区胡人康待宾引诱已经归降唐朝的六个部落发动叛乱，朔方大总管王晙与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奉命进行讨伐，不久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也加入到这一行列。
三个月之后，康待宾被王晙生擒，并被押解回长安斩首。
然而，由康待宾引起的叛乱并没有就此结束，还有一部分残余势力在做最后的坚持，这时张说出手了。
他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余人出合河关（山西省兴县西北裴家川口）对叛乱残余进行攻击，一下子便将其打得溃不成军。
张说一路追击，就来到了骆驼堰（今陕西神木县北）。
在这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原本与叛乱部队联盟的党项部落反戈一击，对其发起了猛攻。
胡人的叛乱部队彻底崩溃，侥幸活下来的纷纷逃入了附近的山中，剩下的党项部落则向张说的大军表示投降。
怎么办？对这个曾经跟胡人一起叛乱的党项部落是杀还是留？一些人提出了杀，但张说并不同意。
张说道：王者之师当讨伐叛逆，安抚忠顺，怎么可以杀降呢？随后张说向李隆基建议，在党项部落所在的地方设立麟州（今陕西神木县），用来安抚已经投降的党项部落。
建议正中李隆基下怀，张说又在他心里记上了重重的一笔。
到这时，张说重新拜相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不过李隆基还在等，因为他心中还有顾虑：他要给一位老臣最后的面子，只有到这个老臣离世后，他才会放心大胆地重新启用张说。
幸好，他并不需要等待太久，据他所知，此人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这位老臣，便是张说的老冤家姚崇。
当年正是因为与姚崇的内斗，张说才被李隆基贬出长安，为姚崇腾出了施展空间。
现在李隆基准备重新起用张说，自然还要顾忌姚崇的面子——他不想让姚崇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厚此薄彼。
开元九年九月三日，姚崇在家中病逝，张说重返宰相之位的障碍全部消失。
十六天后，并州长史张说被擢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时隔近十年，张说又回来了。
张说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做了一次从高峰到低谷，又从低谷到高峰的折返跑，其中有他自己的因素，同时也有老冤家姚崇的因素。
难道张说和姚崇的恩怨真的就化解不开吗？非也。
其实这一切的一切，幕后推手都只有一个——李隆基！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在太宗李世民时期，大臣之间的关系相对融洽，你死我活的争斗相对较少，这是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在于李世民有着卓越的领导能力，他有能力将大臣掌握在股掌之间，而不需要大臣们做鹬蚌相争，他坐收渔翁之利。
到了武则天当国时，她采用高压政策，大臣们也不敢拉帮结派，只能乖乖站到一边。
到中宗李显时期，拉帮结派的现象开始出现。
而到睿宗李旦时期，这个现象更加明显：太平公主一派，太子李隆基一派。
那么到了李隆基时代呢？他的能力明显超过了父亲和伯父，但是跟李世民和武则天比起来，还是有着不少的差距。
因此在他的治下，他允许大臣鹬蚌相争，而他坐收渔翁之利。
姚崇跟张说斗，宋璟被人用小品拆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李隆基。
李隆基的这一套并不新鲜，很多统治者都在沿用，上世纪著名政治家蒋介石就是此中的高手。
在他的手下，派系林立，互相拆台，然而各派谁也压不倒谁，最终都要听命于他这个总裁。
李隆基和蒋介石的这一套，在现在的很多企业、单位中也存在。
某个大型企业有一个海外分公司，一度海外分公司很团结，但是国内的上司却很担心：如此下去，这帮人在外边做什么事，合起伙儿来隐瞒总部，自己只能当二傻子。
于是他便略施小计，在海外分公司同时树了两个领导核心，效果立竿见影，海外分公司马上分成两派，从此缠斗不已。
两派互相都想拆对方的台，于是海外分公司的动态源源不断地传到国内。
这下好了，虽然此后鸡飞狗跳的事儿接连不断，不过国内的上司终于可以放心了。
有人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群中国人是一条虫，不是一群中国人都想成虫，只是太多的聪明才智和精力，都用在内耗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