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次，民众发现，默多克的媒体居然至少从2002年起就对普通人进行“窃听”，那么，还有多少普通人被“窃听”呢？这也是民众和民主的困惑和麻烦：如果当初陶醉于“窃听”政客和名人，算是民主监督的一部分，那么，当这种陶醉落到自己头上，怎么对待？这是一个“民主”的悖论。
默多克允许他的媒体进行“窃听”，有他的理由。默多克年轻时是左派，现在则是极端右翼。他大力提倡信息自由，他认为信息的自由流通能够冲破“集权者”的信息封锁，从而带来自由和民主。这的确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策动某些国家发生“颜色革命”时常用的招数。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默多克通过资本运作，成为媒体的垄断者，所谓“自由和民主”都在默多克的掌控之下，换句话说，他的个人垄断决定了“自由和民主”的内容。
默多克曾经说：“作为老板，最终对报纸的成败负责的就是我一个人”，“我大老远从澳大利亚来这里，不是为了不干涉。你要么接受，要么走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新闻官坎贝尔这样描述新闻集团的内部会议：“默多克的总编辑们都会按照大老板的旨意办事。……全场气氛似乎凝固了，所有这些成年的男主编还有几位女主编，他们都全神贯注地聆听老板说的每个字，生怕弄拧了某个词的意思会影响自己的前途。”
媒体作为言论自由的载体，是西方民主体制的重要部分，但是，言论自由的范围，却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这正是西方民主体制的天生缺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资本决定了所有权，也决定了“言论自由”被一个枷锁困住了，这个枷锁就是商业利益。从民主的角度说，媒体应该开放、公正、兼听则明。但是，所有权和利益的需求使得媒体只能听命于一人，或者只听命于利润的需要。如果这种局面恰恰又带来了大量的利润，那么，所有的资本都成为媒体垄断支持者。
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默多克的急速扩张，他的媒体帝国的资金链差点断裂。最终在100多家银行的支持下，默多克挺了过来，并焕发第二次“青春”，资本的力量使得默多克成为战无不胜的大鳄。资本之所以愿意帮助默多克，无非是因为默多克的方式能够带来利润。
这是一个悖论：在民主体制中，默多克的“窃听”等方式，符合民主监督的要求；这种“民主监督”也符合民众的偷窥欲，甚至成为民众的娱乐和欢乐源泉，因而能带来利润；然而，实施这一“民主监督”的，只是一个私人帝国的独裁专制；而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的垄断，又使得私人帝国的独裁专制成为可能，并且天经地义。
原民主德国集权制度下的“窃听”，与西方民主制度下的“窃听”有什么区别吗？西方民主制度合法地导致独裁专制，自由成为自由的枷锁，默多克又给了我们一个实例。
这是西方民主体制中资本的地位决定的。当资本是自由的，它必然导致独裁。在普通商业领域的独裁，还可以看成是垄断寡头之间的少数人民主。而在媒体领域的垄断，则导致民意被一个人或少数资本家操纵，民主成为资本的玩偶。由此，连政权也须看媒体老板的脸色，而不是看民意的走向，因为，民意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垄断媒体操纵的。
要破除这个民主的悖论，只有限制资本的自由才能做到。但是，限制资本自由就是撼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资本主义自己能做到吗？因此，默多克新闻集团“窃听事件”的爆发，最终的结果可能只是默多克暂时收敛一点，或者默多克一蹶不振。所以，只要资本的自由不受限制，媒体领域的商业目的不改变，未来还会有各种默多克出现。
默多克还是全球化的拥护者，这当然是因为全球化有利于他的媒体帝国扩散到全世界。但它会带来另一个巨大的民主难题：当一个国家的民主或民意，被一个外国人垄断的媒体控制的时候，它们还能是真正的民主和民意吗？这里我想指出一个细节。美国政府实际上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当默多克要进军美国媒体时，美国政府给他设置了国籍上的障碍，默多克不得不入了美国国籍。虽然美国政府此举并没能避免默多克在美国内部垄断媒体、操纵舆论，但至少避免了被外国势力操纵“民主”。
这样一个美国事例，能否让某些中国人明白：中国的“民主和民意”也至少应该尽力避免被外国资本控制和操纵？我并不一概反对学美国，那么，这一点学会了吗？
我们能快乐起来吗
早就有念头写一写现代人为何不快乐的话题。几年来，对这个话题一直在收集材料，也在不断思考。偶尔把一些思考的片段写成短文，发在我的博客上。本来想有较完整的时间段，好好整理一下思路，就这个话题写一个严肃点的东西。磨铁公司的叶光森先生觉得我发在博客上的小文章也挺好，鼓励我收集整理、编撰成书。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这本书有个好处，通俗易懂，篇目不长，适合随时随地抽空读一段。而且，书中论述的话题，很多都与国内外现实发生的事情密切相关。有些文章有点时效性，因此，在整理的时候，我尽量既保留当时的时效性，也作一些必要的修改、补充，以免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因淡忘而对解读产生隔阂。
关于现代人的快乐问题，我总的结论是：由于现代人的各种欲望被大大刺激和诱发，因而，在无限膨胀的欲望面前，再多的满足都是杯水车薪，我们难以获得快乐。现代人之所以会被诱发出无穷无尽的欲望，关键就在于商品经济社会。这个社会以金钱第一，需要时时刻刻卖出大量的商品，卖出商品最大的动力就来自于人们的欲望。因此，商品社会总是不断刺激人们产生新的欲望，或者放大旧的欲望。在你有欲望的地方，要刺激放大；在你没欲望的地方，要刺激产生。这就是商品经济的根本命脉。如果人们的欲望消失或降低，商品经济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人们有欲望是正常的，消灭欲望是很不人道的做法。但是，当欲望无限放大，满足就很困难，人们就会经常性地不快乐。甚至，很多欲望本来无需那么大的，现代社会的很多人都是被动地“被刺激”后，产生了一系列的欲望，人们想控制自己的欲望都做不到。这不光是做了自己欲望的奴隶，更是做了那些刺激和操纵我们欲望的人或机构的奴隶。
可惜的是，在现代商品经济环境中，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被刺激欲望后的奴隶，而是认为那是一种自由。放大欲望、追求欲望、敢于想象、敢于追求，往往披上了自由的外衣。事实上，这种观念在被宣扬的时候，常常失去了必要的后缀：自由都是有条件的。
商品经济社会是一整套的文明体系，为了销售商品而必须刺激产生欲望，自然就有一套紧密配合的宣传手段。这一宣传手段就是媒体。媒体既在内容上为这个目标间接服务，也在广告上为这个目标直接服务。需要卖出商品的人，总是用广告对卖出商品欲望宣传最有效的媒体进行物质奖励，就是它们之间紧密合作的典型。而这个过程中，刺激欲望、卖出商品是关键与核心，为了这个终极目标，其他一切社会价值都退居其次，甚至消失不见。因此，现代人不仅因为自己被刺激的欲望无法满足而不快乐，还因为卖出商品的终极目标伤害了很多本该存在的美好事物而不快乐。
我想，在这本不算太厚的书里，上面这些意思应该讲述得比较清楚。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快乐起来？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快乐起来？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写这个话题，原因也在这里。这本书只描写了现象和原因，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能快乐起来吗？面对这一“能否快乐”的问题，解决方案可以有两个：一个就是个性化的、个人化的解决方案。这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案，例如，多说点“知足常乐”的大道理，多讲点因贪而败的故事，让每个人从道理和故事里自己领悟。过去有很多作品都属于这一类。但是，一方面，这类作品往往被视为“说教”，再怎么说教，也难以说出新花样；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社会的现实，无数精彩、无数诱惑，也使得这种针对个人的说教失去了说服力。光靠个别人的精神力量很难抗拒整个社会的物质大潮。
因此，真正要解决“能否快乐”的问题，还要从社会整体着手，要从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的文明入手，要说清这一文明不可延续的真相，要从制度层面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合理措施，并且要让我所说的“合理措施”能够被大多数人接受。要实现这个目的，光靠针对个人的说教意义不大，还要靠针对社会的制度政策。这是我在本书中较少涉及的内容，因为，要给社会治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所以，尽管我思考这个问题已经很长时间，但是，由于解决方案一直没有在我心中完善，便没有动笔。
现在，有了这样一本书也是好事。它可以把我的初步思考告诉大家，也许，与读者的交流能够有助于我尽快完善对解决方案的思考和探索。其实，在本书中，这方面的内容也略有涉及。例如，我认为，所有的商品广告都应该明码标价，以强调商品的性能和功能为主，而不能以强调使用商品的心理感受为主。此外，商品经济靠刺激人们欲望而发展的主要手段就是媒体，那么，如何让媒体换一种生存方式，而不是只以资本青睐与否为第一生存法则，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但在本书中没有涉及，日后我会完成这个话题的完整思考。因此，现在放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书，就算做我个人思考轨迹的记录吧。我之所以同意叶光森先生的出版建议，也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与我有同样思考的人，可能不在少数。因此也希望借此机会与更多的读者交流。
刘仰
辛卯年七月十八（2011年8月17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