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的商业创业者之间差别不大，比如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杰出的社会创业者也差不多，比如吉姆·格兰特（Jim Grant）、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Yunus）、法兹尔·阿贝德（Fazle Abed）以及比尔·德雷顿（Bill Drayton）。不过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非营利创业者的性情和愿望--感谢上帝！
还有处于很多不同水平的创业者。有些人建立起小规模的组织，有些建立起中型的，有些建立起大型组织。不同点在于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的梦想有多大以及他们中途会在哪里停歇。毫无疑问，非洲、孟加拉以及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几百万小创业者都拥有巨大的未开发和未充分利用的潜力。
如果得到正当的制度支持和信息支持，以及资本支持，他们中间很多人都会建立起非常成功的公司或社会组织；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会建立起世界级的公司，就像在美国一样。但是，为了避免过分强调创业者，一定要意识到他们只是转变进程中的一个因素。
创业者只有把具有不同才干和能力的人召集到一起，并以团队的形式建立起他们单枪匹马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东西，才算是成功的。创业者是集线器或磁铁，要集合各种力量，而所有重要转变都需要很多人通力合作才能完成。
我曾在教会组织和一所蒙台梭利学校董事会任过职，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我可以告诉你社会性组织创业者和营利性组织创业者面临共同的挑战：确定他们建立组织的目的、集资、定位、品牌化以及招聘人才。戴维是绝对正确的，用他提供的建议去改变世界吧。
第91、从企业向非营利性世界的转变
同情不能代替行动。
--戴维·利文斯通
理查德·斯特恩斯（Richard Stearns）是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的主席。这是一个“基督教救济和发展组织，致力于通过挖掘贫穷的根源来帮助全世界儿童及社区，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他是Lenox.Inc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年销售额5亿美元。1998年，他以主席身份加入了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他的访谈既有企业向非营利性世界过渡的远见卓识，又有来自每年募集几十亿美元的大型组织的经验教训。
问：你以前的薪水接近7位数，还有公司配的捷豹汽车，可是你放弃了，薪水减少了75。1998年你为什么离开供职23年之久的公司去经营一家国际基督教人道主义组织？
答：这件事我提前没有计划，那时我甚至不想接受这份工作。我曾是世界宣明会15年的捐助者，通过一系列事件后他们接近我，采访我，然后要我做这个职位。作为坚定的基督徒，我感觉义不容辞。当上帝给你一个机会来服务时，你就得服从。身为基督徒这个话题我已经说过很多年了，现在我需要亲身践行。最终证明，以基督教的名义服务于贫困地区最贫困的人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特权。
问：对于这个新职位，你最大的调整是什么？
答：有很多次调整。现在公务旅行意味着为黄热病、疟疾、伤寒症和肝炎获取药物和针剂。我以前常去伦敦、巴黎和米兰，与其他奢侈品公司的老总们吃饭，一餐就消费几千美元。现在我去埃塞俄比亚、印度、秘鲁和乌干达等地访问绝望的人们。我很可能去垃圾场、妓院和难民营，而不是五星级酒店。
问：经营一家大公司和管理一个非营利组织的最大区别和相似点是什么？
答：都是关于收入、开支和底线的业务。都要有市场营销、销售、财务、信息技术、人力资源、战略等等。也许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的底线是改变生活，钱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手段。我们的股东是穷人，是我们的捐助者让我们的事业得以维系。
问：世界宣明会每年能募集多少资金？
答：全世界范围内，世界宣明会每年能募集大约20亿美元，我负责的美国分部大约能筹集到总数的一半。
问：这是80/20原则--20%的人捐赠80%的钱，还是捐款的人更多了？
答：世界宣明会的优势在于我们的支持者是几十万信众，他们通过赞助儿童每天给我们1美元。我们的大捐助人还占不到总收入的5%。另外，对于一个非营利组织，我们有多种投资组合收入。来自普通百姓的现金捐助刚超过40%，30%是政府以现金或食物形式的拨款，另外30%是以产品的形式由企业捐助的--我们称之为实物礼品。
问：你是想结束贫困还是传播基督教？
答：作为一个基督教组织，我们是在信仰基督的驱使下热爱我们的邻居并关心没有我们幸运的人。这是我们从事这项事业的原因。我们不劝别人改变信仰，我们不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于任何人，并且我们在提供援助时也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如果受益于我们的人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帮助他们，我们就告诉他们。圣弗朗西斯曾说：“随时随地传播福音，必要时使用语言。”行动中包含的爱是一个强大而迷人的世界观。
问：不想彻底改变自己生活的人怎样才能改变穷人的生活？
答：为了真正改变世界，必须改变价值观。试想人权运动。种族歧视在美国曾经被公开接受。现在，这已经不被我们的主流文化所接纳了。我们中没几个人是人权活动家，可是我们的价值体现在工作场所，体现在学校里，并传达给当选的官员。
现在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忍受极端的贫穷，就像50多年前种族主义被容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下决心做些事情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大声宣传，我们可以当志愿者，我们可以付出。结束贫穷需要付出金钱、政治和道德意志以及价值观体系内的转变，当足够的普通人欢迎这些问题时，情况就开始转变了。
问：在上帝眼中，你认为去非洲帮助艾滋病患者的人比每个月写一张支票捐款的人好还是坏？
答：我不能代上帝回话，但我相信只要人们是出于爱来做某事帮助遭受苦难的人们，上帝就是高兴的。手、心以及支票簿都很重要。如果我们每人能做一点--尽我们的一份力量，我们就能改变世界。
问：作为世界宣明会主席，什么事情会让你夜不成寐？答：如果我时刻都想到世界各地巨大的苦难，我永远都睡不着。我为遵守和践行我们与穷人以及我们与捐助者之间的盟约而费力劳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责任。
问：减轻贫困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答：一个词：冷漠。令人泄气的正是虽然我们实际上拥有结束大多数极度贫困的知识和能力，但大部分人却无动于衷。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已经在伊拉克战争中花了4000多亿美元。
每年我们对全世界的人道主义援助预算大约只有210亿美元，我们的开支还不到联邦政府人道主义援助预算的0.5%，不到因国际原因而使用的私人慈善捐款的2%。政府和人们基于他们的优先事项做出选择，所以贫困仍然没有得到全世界的高度重视。
问：让富人关心穷人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答：障碍是贫困经常与私人关系无关。如果你隔壁邻居的孩子快要死了，你花100美元就能救她的命，你肯定毫不犹豫地就拿钱。但如果是一个万里之外的你从未谋面的孩子，结果就不一样了。
每天大约有29000名儿童因可预防的原因去世--29000！这些孩子有自己名字和面孔、希望和梦想，他们的父母爱他们就如同我们爱自己的孩子。我必须使贫困成为私人问题，我们必须设法看到每一个孩子的面孔。
问：为什么世界宣明会在集资方面这么成功？
答：我们集资的真正秘诀是资助儿童这个主张。我们让人们看到那个孩子的脸--我们让他们知道这个孩子是真实存在的。为消除贫困募集资金很难，但是集资帮助一个具体的孩子容易多了。这种做法就能把这件事私人化了。
当然，我们也有聪明过人和恪尽职守的市场人员，他们真正关心自己的事业。我们也代表一个极其有效的销售观念。你还能找到花钱的同时知道自己可以救一条命或让世界向更好方面发展的地方吗？
问：技术对世界???明会的工作带来了什么影响？
答：不充分。我认为我们在利用技术和互联网改变美国人的价值观和为我们的事业集资方面，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技术能让这个抽象遥远的全球贫困问题真实具体起来。通过网络，我们可以直接带你去非洲让你见到接受你资助的孩子。我们可以让你看到当钻探设备第一次挖出清水，或者一个诊所或学校落成时全村人的欢腾场面。我们正开始尝试利用技术手段让人们看到这些东西，也许你的一些读者能帮助我们。
问：对于正考虑放弃公司职位去“改变世界”的本书读者，你有什么建议？
答：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职员对于贫困的看法是：“这不是什么高科技的问题，人们在挨饿，让我们为他们提供食物就行。”他们没有意识到越是深入地参与救济和发展，就越深刻地意识到它才是真正的高科技问题。贫困、疾病和饥饿等问题是人类最棘手的问题，历经5000年都没有解决，更不是一夜时间就能解决的。
我们需要系统地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环境、文化、政治以及宗教问题，但好消息是我们的确有答案。现在，我们只需下决心让减轻贫困成为全世界的重中之重，并坚持不懈直到取得成果。我们能办到，我们一定能。
问：摇滚歌星和电影明星的努力真的有助于缓解贫困和艾滋病吗？还是这些人只是想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以促进唱片或电影销售？
答：他们有影响。考虑到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名人，你不禁会震惊竟然只有极少数人在利用他们的知名度来产生影响。博诺就很让人佩服，他为穷人所作的贡献可能比上世纪任何一个人都多。我叫他马丁·路德·博诺，因为他的确是我们运动的领导者。
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夫妇正改变着卫生保健和发展的世界图景。媒体很少想跟我谈贫困的话题，但是很多记者却争先恐后地想抓住机会跟布拉德·皮特、安吉丽娜·朱莉或奥普拉·温弗瑞谈这个问题。这很正常，我欢迎那些真正想发挥积极影响的名人参与进来。
问：你想让世界宣明会在25年后变成什么样子？
答：我想让世界宣明会成为我们这个领域中最优秀的组织。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就太危险了。如果人们能认定我们让大家听到了穷人的声音，我们促使有钱人和有权势的人采取行动，我们给陷入绝望的人带来了希望，那我会非常感激。我最喜欢的圣经段落是《约伯记》里的一段，它贴切地囊括了世界宣明会的宗旨：
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
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
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乏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逗笏所抢的。（约伯记29：11-17）。
我必须承认马丁·路德·博诺在这方面很有一套。斯特恩斯提供了有力的看法，他说集资的关键是让每个捐款人知道他们在拯救一个具体的孩子，而且他还说像博诺和安吉丽娜·朱莉这样的人对于引起积极影响也同样非常重要。通过这次访谈，我认识到我们应该使用所有可利用的工具，不要认为行业中既定的做事方法就是唯一出路。
博诺·沃克斯（Bow Uox）是爱尔兰老牌摇滚乐队U2的主唱，是个环保主义者和热心世界慈善和平的人，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编者注
第92、幸存的艺术
修补破旧的物件时，日本人会用金子填补裂缝从而使损伤更明显。他们相信经受过损伤，且有年月的东西，才会愈发美丽。
--芭芭拉·布卢姆
杰里·怀特（Jerry White）是Survivor Corps[过去是地雷幸存者网络（LandmineSurvivors Network）]的创始人之一。1984年参观以色列期间，他在一次地雷爆炸中失去一条腿，从此生命轨迹开始改变。这次遭遇以后，他拥护幸存者事业并成为国际禁雷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的一名领袖。1997年，该组织以及杰里和乔迪·威廉斯（Jody Williams）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还出版了一本书：《永不屈服：5步跨越生命危机》（I Will Not Be Broken: Five Steps to Overcoming a Life Crisis）。
问：正在经历生命危机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答：我们迫切需要理解和支持。我们需要知道有人--任何人都行--理解我们当时的心情。是的，我们迫切需要一些东西，比如安全、食物、栖身处、直接援助，但是最终我们是社会动物，要寻求社会联系和生存意义。
问：他们最需要政府做些什么？
答：政府对宏观问题的解决在紧急情况下最有效，比如法规、安全、资源调动、战略通讯、尊重人权、反对歧视以及协调服务。遗憾的是，卡特里娜飓风和当前的抵押贷款危机等最近例子表明政府经常令我们失望，对于大型的灾难反应迟钝。
在私人组织、社会组织和公共组织的协助下，一个村庄度过了险境，没有一个政府机构或政府组织可以单独办到这件事。我们需要邻居和民间团体来帮我们脱险，被动等待官僚体制和政府机构来救我们永远是个错误。
问：克服一场危机要经历哪些主要阶段？
答：在面临危机和大灾难时，我们是恐惧的。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与现实抗争或逃避现实。但是为了克服，我们必须让自己慢慢接近生活的现实和真实情况。下面是世界各地的幸存者克服生命危机的五个步骤：
面对现实。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不能让时间倒流，这很糟糕。
选择生，拒绝死。我想找到希望，创造机会营造一个积极的未来。
拓展自己。没人能单独生存，与世隔绝会害了我们，要让别人进入我们生活。
行动起来。你必须站起来走出去，做你的“幸存者仰卧起坐”。
做出回报。成为一个施恩者，而不仅仅是受益人。没错，你对别人很有帮助。
问：在被剥夺了那么多的情况下，你怎么还能期望人们回报呢？
答：最慷慨的人可能是最贫穷的人，以及亲身经历过危机和贫穷的人。很多人发现找到快乐的关键在于回报我们的群体。我们中很多人费尽力气只是为了生存，但是当我们学会付出，那无论通过小事还是大事，我们就都增加了力量。为人付出能防止我们再度陷入受害者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