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排行榜，我有两点体会。其一，应该承认排行榜又是一例舶来品被恶俗化的典型。以《财富》、《福布斯》杂志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曾经借助于大量排行榜，成功地拓展了读者的商业视野，并确立了相关的业内新标杆；如果只就个别企业进行案例式报道，往往因为具体行业和企业领导人的细节差异，很难进行更大范围的横向比较。但是随着媒体竞争的白热化，榜单制作的外部门槛比较低，比如开个发布会，或者弄一批学者，再弄专题报道，排行榜不可避免地满天飞。事实上，外刊在这方面拥有极强的道德自律和先进研究手段等内部支撑，这是国内同行还没有来得及学习与实现的。
其二，排行榜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笔者近期广泛浏览了国内外主要报刊的排行榜或lists，发现中国的商业排行榜与国外同行相比，还有余地和潜力。中外主要差距有三：角度、立场、方法。与外刊比，国内财经媒体在报道思路与对象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局限与误区；排行榜同样也是一哄而起，只盯着那么几个领域，比如社会责任、年度人物，并没有和杂志的定位与宗旨紧密结合。在对数据的采集和量化处理上比较简单化，甚至普遍在缺乏质量把控的情况下，轻易地采用网络投票的数据。据我所知，目前比较严肃的媒体如《经济学人》和《财富》杂志，大多采取向专业人士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当然如何提高问卷回复率也是个比较棘手的难题。
国内商业排行榜之囧，也有文化上的某些原因。要者有二：第一，国人向来喜欢对事情作总体的定性把握，只把数据作为其成见与意图的旁证。连握有行政权力、国家威信的政府都无法完全避免经济统计数据中的水分，更遑论其他没有公权力的机构。定量研究手段在现代西方民意调查中的应用，最初的主要功能在于认知现实，是找出真实的社会图景并进行客观预测，最终数据可能会和公众常识、研究者的个人偏好存在较大偏差，乃至南辕北辙。第二，中国文化中关于权威和公信的观念，往往和政府及官员相联系，其他非政府组织或个人无从置喙。市场经济前期，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观念一统的来源，大多是各层各级的权力组织和团体。所以，面对商业排行榜，会有部分公众提出质疑：媒体有什么权力来做排行榜？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有政府部门严令禁止媒体搞各种评选。但是，中国毕竟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历史转轨。市场经济的最大价值在于人们的选择自由度加大了。通过商业竞争机制，市场能逐渐地去芜存菁，保证那些真正按客观、公正、透明的方式来运作的任何产品，包括排行榜这样的精神产品最终能存续并繁荣。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商业排行榜将会进一步提升声誉。
因此，公众可以对排行榜有个基本的宽容态度，并相信市场的淘汰机制。袁岳的一番话还是相对公允的：“你说谁（排行榜）穷尽了合格对象、谁的方法毫无争议、谁的结果没有毛病与瑕疵，谁都不敢拍胸脯保证，但是这些榜人家还是认认真真地建立了一套自我定义的系统，有不服的人你自己去做一个，我看看是不是比他们做得更好呢？我相信敢挑战的人也不多，能挑战成功的就更少。如果我把现在的榜当做一种娱乐榜，是舆论自由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只要你能找一个标准，设计一种机制，任何人都可以排出榜、发出奖来。以前政府有关部门也曾经限制甚至禁止过排榜授奖，也不见得有啥好的效果，今天这个时代大家大概都要以某种形式寻找出头，如果把这个看成是一种需求，那么那种排榜授奖的行为或者服务自然就有其空间与余地。所以大家大可不必与这类榜较真，也不一定非要除之而后快。在排榜授奖的‘市场’上，自然能出一些有道道、有规矩，也有名堂的做法与机构，分点高下是非与层次，那样就有了一些机构的奖榜比较有市场，而另一些的就被大家一笑了之，我想这最后出来的奖榜服务品牌或许比用公权力做的榜还多点公平性与合理性呢。”
商业排行榜在中国的处境，很像台球或者说斯诺克运动的遭遇。本来是乡间俱乐部的绅士运动，来华以后却成为遍及大街小巷的消遣，而且充斥其间的多为非主流的社会人士。直到丁俊晖的出现，以及高水准国际大赛的落地，这一运动才开始高级化。排行榜，特别是财经类报刊的排行榜，如果更高尚地服务于人们认知纷繁复杂的商业世界的目标，更全面地在方法论上与国际接轨，更客观地遵循第三方的职业操守，相信排行榜也将能做到真正登堂入室、富丽堂皇。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已经到来，中国行走在成为世界公认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漫漫征途中，我们可以对商业排行榜提出新的要求，但是不能一味地犬儒主义。我相信，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社会公信度和学术权威性的中国商业榜单，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诞生。
（文/施星辉，《中国企业家》研究部总监）
何伊凡：嗨，停一停，告诉我你的故事
我是个唯心主义者，相信彼此间的相遇，冥冥中必有安排。每个人都是一个音叉，有自己不同的频率，只要引起共振，接下来就会发生一串故事。10年前一个女孩和我共振了一次，至今她还是我老婆，5年前《中国企业家》杂志和我共振了一次，至今它还是我东家。
和《中国企业家》的共振，缘于和新闻的共振。新闻有种魅力，它可以创造一种与真理和正义同在的勇气，能够治愈别人生活的自信，以及侦听未来的可能，尽管这些都是幻觉，却值得为之付出。当我们和一家报社、一家电视台、一家杂志社签订合同，那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协议，也是和这个世界的契约：看，你需要我的解读。而新闻对我的独特魅力是，它给我提供了一把精巧解剖人性的手术刀，从这点看，《中国企业家》是最好的手术台。
刚进杂志社第4个月的一个傍晚，我遭到了前任主编牛文文的训斥。老牛是块极好的磨刀石，只要你能承受他急风暴雨般的脾气，一定会像施了大粪的庄稼一样茁壮成长。当时我刚刚交完以无锡尚德创始人施正荣为主角的封面，这是《中国企业家》第一次由见习记者操作封面报道，我写得也颇顺手，正有些沾沾自喜，手机上就跳出老牛的号码。
老牛按捺住胸中的怒火说（我能感觉到手机有点发烫）：这是一篇还算可以的常规报道，但远远达不到中企封面的发表水平。中企的封面一定是“以一杯酒，浇一类人的块垒”。
当天晚上，我和编辑任雪松在办公室挑灯夜战，琢磨这是怎样的一杯酒。后来我们将主题定为“首富政府造”，指向“尚德模式”中的另一面，即政府之手应该在企业自主创新的过程中探得多远？尚德的成功能否成为一种可以复制的模式？当时尚德刚刚在美国上市，关于它的报道已足够出一套书，可《首富政府造》依然引起较大轰动。尽管施正荣博士对此评价并不认可，但“政府造”却成为尚德挥之不去的标签。
“以一杯酒浇一类人的块垒”是我职业生涯中重要的一课，也道尽了杂志与报纸、电视等传播形态的差异。在信息消费时代，杂志往往只能做新闻的第二，甚至第三落点，速度不是我们的强项。报纸是一扇窗户，让人看到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杂志是一面镜子，让你从别人世界中看到自己。当然并非如此泾渭分明，每个媒体都间或扮演窗户与镜子的角色，即使在杂志中，《财经》也是倾向于做窗户，但对记录“一个阶层的生意与生活”的《中国企业家》而言，对企业人性面的挖掘是它的重要气质。
我并不是一个擅长揭发丑闻的新闻人，也没有因披露过多少内幕而值得炫耀，丑闻和内幕都是公民社会所需要的，但我个人更愿意去捕捉人性在挫折、成就、快乐、懊恼、爱恨等种种折磨之下的表现。
新闻业前辈皮特·哈米尔曾将新闻业称为“上帝的职业”，“因为没有其他工作能不断提醒他的从业者，对人类的善、恶和愚蠢的能力以及弱点予以关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塞缪尔·弗里德曼就此注解，无论采访什么，都是在探究和理解驱动这个世界的本质力量。作为记者，除要了解化学周期元素表外，还应该了解人性周期表。而我所感兴趣的，就是在财务报表下的人性报表。
怎样才能找到那杯酒？倾听是一切技术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技术。不仅需要耳朵听，也要用眼睛听，用鼻子听，用一切感觉器官去听，更要用心去听。
《中国企业家》的报道对象，多数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然而他们并不总像看起来那样强大。中国民营企业一直都行走在国资与民资的夹缝之中，它们必须在密集的博弈中生存，寻找各方都认同的游戏规则。“生意与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解决它们又会带来新的痛苦，各种问题结队而来，令人疲于奔命，在我曾采访的许多人中，都终日忙碌而不知自由与舒适为何物。他们是有故事的人，也是不愿意讲故事的人。曾经有过失败的倾听经历。当时入行不久，我替同事在中国大饭店采访某汽车公司副总，尽管对方有很好的修养，还是让我搞得很无奈，开玩笑说，我的每一个问题都能写成一本书。这给我一个教训：如果没有好的问题，就别想得到好的答案。永远别问“你对现在的小排量汽车前景怎么看”这类问题。而要想有好问题，首先要有充分的准备，如果时间允许，最好穷尽一切资料。
曾经有过遗憾的倾听经历。2006年第一次采访沙钢董事长沈文荣时，他一口标准的张家港锦丰镇土话，据说锦丰30里以外的人都听不懂。彼时沈文荣尚极少接受媒体采访，我绞尽脑汁突破了所有障碍，真正面对面时，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难题。当时“铁本事件”尘埃落定，民营钢铁企业的“非国民待遇”令老沈备感无奈，谈到兴处，他挥动着胳膊，瞪圆眼睛，我只能从他的肢体语言中揣测谈话的内容。后来的采访录音，是我花100块钱请酒店的一个服务员整理的，可见多掌握一门语言确实很重要。
曾经有过内疚的倾听经历。为了解A、B两个公司的纠纷，我曾给B公司发过一份假采访函，设计了一系列正面的问题，大意是了解B的海外项目进展情况，只字未提A公司。B公司的公关欣然安排采访，文章发表后，B公司勃然大怒，该公关甚至为此丢了工作。她半夜打电话向我哭诉，搞得我老婆以为我们有什么奸情。数日之内，我内心惶惶不安，B公司是家不良企业，她却是个善良的人，因为轻信我而受到株连。如非必要，实在不应使用欺骗手段获得信息。一旦使用了欺骗手段，就要有倾听别人咒骂的勇气。
曾经有过兴奋的倾听经历。2007和老牛一起去宁波雅戈尔拜访李如成。李如成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后来答应见一面，仅仅是聊天，不写稿。大家坐定，李如成还没等我们开口，先抛给老牛一个问题，请他谈谈对实业界纷纷去搞投资怎样看。这是高手过招的第一个回合，如果老牛回答得不好，李如成也就没有和我们继续交流的兴趣了。但老牛是营造谈话气场的一流高手，随身总是带一把小蒲扇、几顶高帽和几块板砖，先一通忽悠，然后高帽给你往头上一套，再迎面给你两板砖，想不晕都不行。那天李如成打开话匣子，一个实业家的无奈选择展露无遗。走出雅戈尔的大门，老牛和我相视一笑，那种淋漓交流之后的畅快难以形容。要听别人说，首先要挠到别人的痒处。
曾经有过推心置腹的倾听经历。这年头推心置腹的事太少了，何况是和记者，说不定一转身就把你给卖了。那哥们儿是搞铁矿石贸易的，我们边喝边聊，最初在他的描述中，创业经历是可以写成教科书的版本。怎样从20块钱赚到200万元，又怎样从200万变到负债100万，然后又从负债100万变成赚两个亿。我让这些变换的数字搞得头昏脑涨，唯有频频举杯。当时我还没得胰腺炎，酒量挺可观。一瓶白酒下肚，他告诉我刚才说的全是扯淡，“真正做生意，70%以上的事是不能拿到台面上说的”。然后他拉着我絮絮叨叨地说了那30%。我一直在寻找真相，如果真相会伤害到一个信任自己，哪怕只是在酒后信任自己的人应该怎么办呢？到现在我还没找到答案。
曾经有过尴尬的倾听经历。和同事王琦采访张艺谋，本来约的是下午两点钟，在东三环处的一个会所。张艺谋和人在楼上谈《三枪拍案惊奇》的本子，我们在楼下大堂等。到了3点钟他还没下来。其实来之前我就内急，但又不知道他何时出现，只好强忍。3点半他终于想起我们的存在，匆匆下楼，聊了40多分钟，我必须时刻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脸上，才不至于跑到厕所。采访结束后，我脸都绿了。这让我对一个简单的道理记忆深刻：清理内存很重要。
曾经有过意外的倾听。采访S时，在一个关于内部人事动荡的关键话题上，他始终绕来绕去。傍晚与S的秘书Y一起吃饭，我漫不经心地问???如果S离开了，你还会留在公司吗？一句话触动了Y的心事，透露了公司内部许多隐秘的纠纷。采访并不是只是正襟危坐在办公室里进行的。秘书、司机，甚至保安，他们了解的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多。
曾经有过峰回路转的倾听。2008年做《海南往事》的报道，海南证券的关键人物不愿意开口，我几近绝望，本来买好了机票，觉得这样打道回府太窝囊了，干脆退了，再试最后一次。那天海口刮台风，下起了大雨，我直接找到了对方家里，在靠近小区时故意把伞扔到一边，把全身淋湿。当一个湿漉漉的人出现在面前时，谁能将你拒之门外呢？只要把拒绝当做最好的勋章，就没有人能拒绝你。
曾经有过悲哀的倾听。汶川地震后，在支离破碎的四川奔走半个月，似乎已变得麻木。回京的飞机上，邻座是个18岁的大男孩，他向我问时间，问安全带怎么系，问北京的天气。我感觉到他根本不想问任何问题，只是想找个人聊聊。那就聊聊吧，他告诉我，地震的时候他第一个从教室里跑出来，他的同桌，出来的时候让凳子绊倒，还没等站起来，房子就塌了。“如果我当时跑回去拉他一把，他是不是就不会死？”他喃喃自语。他现在常常在半夜醒来，不知道自己是谁。我看着他，有一大堆安慰他的话，但说不出口。有时候，倾听就是一种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