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童年的故事就这样匆匆结束了。本该最最富有亮色，承受父母关爱的时代，对爱玲而言，却充满了灰扑扑的色彩。冰心说：“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但是，在爱玲的心中，所有关于童年的记忆，便是父母一阵争吵后，父亲躺在烟榻上袅袅升起的烟圈和母亲含恨远游欧洲时默默离去的背影……
这时候，一片新的天地展现在她的面前。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后，进入了著名的圣玛丽亚女校。这是一所有着50年历史的美国教会女中，它与圣约翰青年学校、桃坞中学同为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大学预科性质的学校，这些学校中成绩优异的毕业生可以有机会到英美的名牌大学去深造。
菁菁校园，青青子衿。那幽静的红铁皮校门被浓荫绿叶覆盖着。美丽的玻璃花房，宽大的健身房，游泳池，音乐教室里崭新的钢琴……在那饱经风霜的钟楼的顶端，会准时传出凝重浑厚的钟声。那钟声带着一份古中国的悠远，穿过校园的绿树红墙，敲打在这些新潮的女孩子的心中。虽说是美国人办的学校，学生的校服却是中国旗袍。我曾看到过一幅圣校女生列队的照片，一律是浅色的旗袍，青青的面庞。是啊，旗袍是属于少女时代的服饰，显示着那一份娇羞与楚楚动人。这些漂亮的女孩子，更是将旗袍穿出了东方少女的绝代风华。
与其他教会学校一样，圣校也是培养有中国特色的西洋淑女的贵族学校。因为毕业生出去后，会成为政界、商界要员的太太，会成为交际场上的明星，会远涉重洋去进一步接受洋式的教育。学校全部课程分为英文和中文两大部分。最看重的英文、数理、西洋史等课程均用英文讲授，教师大都是外国人，以老小姐居多。中文则设国文及本国史地三科，教初中的多为师范毕业的中国小姐，教高中的则多为前清科举出身的老学究，这似乎有点儿像爱玲先前在家里的私塾式教育的延伸。当时作文的命题常常是“说立志”、“论知耻”之类，有一位先生讲这种“准八股”的文章要领时说：“做文章，开头一定要好，起头起得好，方才能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结尾一定也要好，收得好，方才有回味。”大家点头领会。他继续说道，“中间一定也要好--”还未说出所以然来，学生们早已哄堂大笑。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的英文说得很流利，但国语却十分差劲，连一张小小的请假条都会写成：“某某因病故请假一天。”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圣校是寄宿制的学校。对爱玲而言，这未必是件坏事，她早已在心里讨厌那个“家”了。然而，在如花的少女时代，爱玲似乎总是缺乏朝气，而她的“健忘”则是全校有名的。她常常忘记将鞋子放回柜子里，或是忘记交作业，每当这时候，她总是无可奈何地说：“我忘了！”因为爱玲的学习成绩非常好，所以老师也不多加责备。直到许多年后，她的同学们回忆起中学时代的张爱玲，还会学着她当年的样子，将手一摊，可怜兮兮地说：“呵，我忘了！”
爱玲穿的衣服也是灰暗的，破旧的。后来，爱玲的继母曾带来两箱旧衣服给她。继母说自己的衣服“料子都是很好的”，但事实上连领口都磨破了。爱玲永远都不会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在这个时髦欧化的学校里，在一群花枝招展的女孩子中间，爱玲感到了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悲哀与落寞。年纪轻轻的她，反而有了一种垂垂老矣的感叹：“青春如流水一般的长逝之后，数十载风雨绵绵的灰色生活又将怎样度过？”（“迟暮”，《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然而，爱玲在中文写作方面的才华却显露出来了，这一切都得益于学校新来的国文部主任汪宏声先生。爱玲自己也说过：“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个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张爱玲：“我最喜欢的先生”，《语林》第一卷2期）
汪先生任事后，除了将课程大加改订外，更在图书馆添置了大量中国书报杂志，鼓励课外阅读，一方面努力为学生争取用本国语言文字发表的机会与活动。在第一堂作文课上，汪先生就在黑板上用潇洒的粉笔字写下两个题目：《学艺叙》、《幕前人语》。
下面的学生一阵窃窃私语，也许，做惯了“准八股文”的她们，于此是感到特别新鲜的。
“诸位都在学习钢琴与唱歌，‘学艺叙’就是叫你们把习琴习唱的经过与感想写下来；‘幕前人语’即是影评，请把你们看电影后的感受写出来。当然，你们如自己另有愿意发表的思想，尽不妨自由命题，应用任何体裁。”
汪先生这种新颖的命题法显然令大家大开眼界。接下来，每人不免一番皱眉苦吟，一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样子。下课铃响，作文簿一本本交上来，批阅的结果，大部分是短短二三百字，似通非通，成绩果然如汪先生预料中的糟糕。他发现，这些女学生行文最大症结在于只知道作文乃是在数十分钟内将三数百字联起来交卷完事，而不知思想为何物，更不知思想应如何发挥。突然，犹如眼前一亮，一本文卷却引起了汪先生的注意，他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这是仅有的自己命名的文卷，题目《看云》。虽说夹了几个别字，却写得神情潇洒、辞藻瑰丽。题下的署名便是张爱玲。
张爱玲由此便引起了汪先生的特别注意。可不知这个“张爱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时候，汪先生上课还不到两星期，点名册上的姓名十之八九还不能与面貌联系起来，所以也不知张爱玲是瘦是胖是俊是俏。
发还文卷的那一天，汪先生挨卷唱名，学生依次上讲台领卷。
“张爱玲！”汪先生格外留意。
教室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站起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女来，不像绝大多数女生那样烫发，衣饰也并不入时--那时风行窄袖旗袍，而她穿的则是宽袖--走上讲台来的时候，表情颇为板滞。
汪先生向全班同学朗读了一遍，并竭力赞美她文章写得好。
“爱玲的文章是这次写得最为出色的。以后你们写文章，要注意思想应以真实为上，形式不应再被过去呆板的规范所束缚，像爱玲那样的作文，才称得上是写文章。”在同学们的一片赞赏的目光中，张爱玲仍旧保持着她那副板滞的神情。
汪先生对爱玲《看云》一文的那番指示性的话，收到了颇为良好的效果。学生自己命题的作文渐渐多了，内容与形式都渐渐丰富起来了。交上来的文卷没有准八股了。除了小品文外，也有小说、诗歌，甚至于剧本。可是爱玲却仍旧保持着她一贯沉默的态度，文章虽然还是绚烂瑰丽的文章，却总是缺少热情。
在此之前，爱玲已在圣玛丽亚女校年刊《凤藻》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包括用英文撰写的两篇小品文《牧羊者素描》和《心愿》，这些可算是张爱玲写作生涯中最早期的一部分作品。其中短篇小说《不幸的她》刊于1932年《凤藻》总第12期，编者特地说明作者还是初中一年级学生。《不幸的她》写年轻、孤傲而爱自由的“她”为追寻独立自主的生活四处漂泊；而“她”对童年生活的怀念，对纯真友情的依恋，更是写得如泣如诉，忧郁缠绵的笔调中透露出少女张爱玲的早慧和敏感。（此处研究成果参阅陈子善：“天才的起步--略谈张爱玲的处女作《不幸的她》”，《作别张爱玲》）
散文《迟暮》发表在1933年刊上。
灯光绿黯黯的，更显出夜半的苍凉。在暗室的一隅，发出一声声凄切凝重的磬声，和着轻轻的喃喃的模模糊糊的诵经声，“黄卷青灯，美人迟暮，千古一辙”。她心里千回百转地想，接着，一滴冷的泪珠流到冷的嘴唇上，封住了想说话又说不出的颤动着的口。
这样的文字出自一个12岁的女孩子之手，情感的沧桑，文笔的涩重，多少显得有些让人吃惊。在我看来，这个“迟暮美人”当是指爱玲的母亲。母亲在爱玲小小的心中，一直带着一种美丽炫目的浪漫主义色彩。作为女儿，聪慧的爱玲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母亲“海外壮游”、“长啸高谈”的豪情背后，那丝丝缕缕的无奈与孤独，以及年华老去、美人迟暮的万般无奈。清夜闻钟，红楼一梦，岁月匆匆，回首已然是一生。
她在《凤藻》1936年刊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叫《秋雨》。
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橘红色的房屋，像披着鲜艳的袈裟的老僧，垂头合目，受着雨底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灰色的癞蛤蟆，在湿烂发霉的泥地里跳跃着；在秋雨的沉闷的网底，只有它是唯一的充满愉快的生气的东西。它背上灰黄斑驳的花纹，跟沉闷的天空遥遥相应，造成和谐的色调。它扑通扑通地跳着，从草窠里，跳到泥里，溅出深绿的水花。
雨，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
在张爱玲的眼底，世界是肮脏的、沉闷的，充溢着一种腐朽的气息，也许，这就像是她那个梦魇般的“家”。
在1937年的《凤藻》上，她发表的是一篇《论卡通画之前途》。
卡通的价值决不在电影之下。如果电影是文学的小妹妹，那么卡通便是二十世纪女神新赐予文艺的另一个玉雪可爱的小妹妹了。我们应当用全力去培植她，给人类的艺术发达史上再添上灿烂光明的一页。
爱玲的预言真是准确。难道她想象得到世纪末影坛上卡通片《花木兰》、《大闹天宫》所引起的轰动，以及孩子们乃至大人们对“卡通”的痴迷吗？
为了进一步增强学生中文写作的热情，提高写作水平，汪宏声先生利用一个课外活动名叫国光会的组织，发动出版一种32开的小型刊物，题名曰《国光》。理想中的编者当然应该是张爱玲，可是她对这些活动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只答应给刊物投稿。张爱玲在《国光》上发表的作品主要是两篇小说：《牛》和《霸王别姬》。
《牛》是一篇农村题材的作品。她写的是一对普通贫穷的禄兴夫妇是怎样逐渐失去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先是他们家的“一头壮牛”活活给牵走了，再是禄兴娘子的“亮晶晶的银簪子”被卖掉了，接着禄兴为了借牛又卖掉了娘子“忍冻忍饿省下钱来买的”两只小鸡，最后禄兴自己也被牛抵死了。小说最后，失去了一切珍贵东西的禄兴娘子“哭得打噎--她觉得她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啊”。
张爱玲其实并没有农村底层生活的经验，但这篇文章却写得悲哀动人，让我们为文中主人公的命运而深深叹息。也许“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爱玲是在以其城市“底层人”的遭遇去揣测农村人的遭遇，不由得入木三分。
另一篇小说是《霸王别姬》。大概是汪先生在课上介绍历史小品之后根据《项羽本纪》写的，其行文技巧之成熟，使全校师生为之吃惊。汪先生上课时大加赞赏，说爱玲的《霸王别姬》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较，简直可以说一声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好好珍惜，继续努力，将来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霸王别姬》有一点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味道，其中的虞姬是一个有现代觉醒女性意识的人。虽然虞姬对项羽而言，“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终于死寂了”。然而，虞姬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不管项王是否成功，她都不可避免地成为“附属品”。
她想象着：
--啊，假如他成功了的话，她得到些什么呢？她将得到一个“贵人”的封号，她将得到一个终身监禁的处分。她将穿上宫装，整日关在昭华殿的阴沉古黯的房子里，领略窗子外面的月色、花香，和窗子里面的寂寞。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于是其他的数不清的灿烂的流星飞进他和她享有的天宇，隔绝了她十余年来沐浴着的阳光。她不再反射他照在她身上的光辉，她成了一个被蚀的明月，阴暗、忧愁、郁结、发狂。当她结束了她这为了他而活着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会送给她一个“端淑贵妃”或“贤穆贵妃”的谥号，一只锦绣装裹的沉香木棺椁，和三四个殉葬的奴隶。这就是她的生命的冠冕。
但是，虞姬最终却做了一件自己决定做的事，虽然她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虞姬微笑。她很迅速地把小刀抽出了鞘，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
项羽冲过去托住她的腰，她的手还紧紧抓着那镶金的刀柄，项羽俯下他的含泪的火一般光明的大眼睛紧紧瞅着她。她张开她的眼，然后，仿佛受不住这样强烈的阳光似的，她又合上了它们。项羽把耳朵凑到她的颤动的唇边，他听见她在说一句他所不懂的话：
“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
是的，这一句话是项王所不懂的。也许，在传统的中国京剧舞台上，我们会更多地把虞姬的死看作是有些“殉情”的悲壮色彩。然而，在张爱玲的笔下，虞姬的死更多地是为了体现“实现自己的价值”的理性色彩。这是一个清醒、自尊的女性形象，而这种独立、自主的女性性格也正是爱玲一生所追求的。
可是张爱玲不因汪先生的鼓励而有所奋勉。她一贯地懒惰，还是什么都“我忘了”！有一次张爱玲欠交了一期作文，汪先生催她，她说“我--”，汪先生不等她说下去，便接着说“--忘啦”！爱玲笑了笑，隔不多久，她交来一篇，原来就是这《霸王别姬》的上半篇。她还要把一篇充作两期作文。
在汪先生的努力下，不到一年，圣校就产生了浓厚的文艺空气，国文不再被学生们轻视。那时上海的话剧运动开始蓬勃起来，汪先生还率领学生在卡尔登参观了几次中旅的公演，并在校内组织了剧团，举行了数度盛大的公演。《国光》杂志还是继续出版，爱玲的投稿很少，虽然汪先生常加鼓励，爱玲都是以“我忘啦”了之。
可是，有一件事却显示了爱玲的幽默才能。有一回，汪先生收到两首不署真实姓名的打油诗。
其一
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
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分高。
其二
夫子善催眼，嘘嘘莫闹喧，
手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
汪先生知道投稿者是张爱玲，诗讽刺的是两位男老师。足可见爱玲性格中的那种反叛精神。汪先生认为圣校校规严肃，空气沉闷，用少许风趣来调剂一下，至少是无害的，于是毅然地准许刊登出来。第一首诗嘲讽的对象是姜适君先生。姜先生一向为人随和，认为小诗谑而不虐，无伤大雅，因此一笑置之。第二首诗也许写得稍许刻薄了一些，这位先生不大以为然，他气愤地向美国校长告发，校长便请汪先生和编者谢振同学前去问话，并且定夺了三个办法：其一，由汪先生和编者向该先生书面道歉；其二，《国光》停办；其三，张爱玲不准毕业。汪先生为息事宁人起见，采取了第一个办法，该先生也自知太认真，有伤和气，遂以“算啦，算啦”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