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号廷重，1896—1953)，基本上延续了父亲后半生的落寞守成、碌碌无为。与在史书上留名的李鸿章、张佩纶的辉煌生涯形成强烈反差，他的名字，只因女儿、父亲、外祖父而为世人所知。
张廷重因为父母老夫少妇的婚姻关系，7岁便失去了父亲，母亲李菊耦严守诗书世家的传统，这个年轻寡居的世家小姐立志，要把早亡的、有才的、未及施展平生抱负的丈夫的遗志及早传给儿子，于是望子成龙，督促儿子背书，背不出书就打、罚跪。厚重成功的家庭背景成为张廷重一生稳妥的靠山，也成为他难以摆脱的巨大绳索，绑缚着他的生活、思想、婚姻、情感与事业，他走不出这道坎儿。早在1905年，中国已正式废除了科举制度，祖父辈、父辈的那条老路早已无法走通了，可是强大的惯性使这个家族的子嗣一下子刹不住车，于是只好冲进了无法回头、没有前途的死胡同。
在爱玲的记忆里，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别人听着也觉心酸，因为毫无用处。作为讲求洋务最早的世家，张廷重也经受了西洋现代文明的熏陶，家里曾给张廷重请过英文家庭教师，张能处理英文文件、信函，能说英语，能用一个手指在打字机上打英文字。可是，就像他们那很多住在租界里的亲戚们一样，他们是在夹缝中偷生的人，总之是尴尬：做生意外行，蚀不起，不像做官一本万利；政界当然不行，投敌的名声是败坏不起的，于是闲在家里做遗少是最适当的选择。
不光是时代的转折使他尴尬，他自身性格的形成也早已埋下了尴尬的因子。母亲李菊耦一方面因为孤儿寡母望儿子光耀门楣而对其严加管束；另一方面或许因为她自己婚姻不怎么如意，给儿子女儿各自的自由是失衡的。为了防着儿子跟着子弟们学坏了，她给他穿颜色娇嫩的过时的衣履，老女仆何干回忆说：“老太太总是给三爷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那时候不兴这些了，穿不出去了。三爷走到二门上，偷偷地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对照记》）她宁可他见不得人，羞缩踌躇，一副女儿家的腼腆相，也得小心地预防着他别把干净辉煌的家声弄坏了。可对女儿，倒给她穿男装，称“毛少爷”，不叫“毛姐”，李家的小辈也都称这姑姑“表叔”，不叫“表姑”，爱玲的祖母后来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阴阳颠倒的怪癖使她的两个子女发展得不比寻常：女儿漂洋过海，独立自主；儿子一辈子守在家里，靠着她从她父亲手里接过来的家业度过一生。
张爱玲的父亲和她的母亲黄素琼22岁结婚时是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门当户对，才貌般配。黄素琼(后来改名逸梵)是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黄宗炎的女儿。黄素琼虽然出身传统官宦世家，思想上却因为民末明初民主自由气氛的熏染而极为开化，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不甘于深闺宅院里传统妇女的生存方式，渴望能与一个志同道合、民主新潮的伴侣共同营建完全不同于祖辈的新世界。可是，她失望了，她所嫁的这个门当户对、诸样般配的丈夫在思想精神上与她是格格不入的，在这个接受了新式教育、聪慧漂亮、洋溢着时代朝气的妻子的映衬下，张廷重从旧家庭中带出来的老气横秋的遗少气息和恶习重重的公子脾气更加昭然可见。
张廷重身上虽然带着没落贵族的陈腐味，但出身洋务世家的他并非不懂新思想、新观念、新的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他看白话文的平民化的小报，在别的上头不讲究，却很注重购买国外产的名牌汽车，他看西洋小说，欣赏他们的自由自主，没有羁绊，购买大套的《胡适文存》，看他对旧制度旧文化的大力批判而自认是同道。爱玲后来爱看小报也是得自父亲的习惯，屋里乱摊着的大叠小报让她有种回家的感觉。在天津的时候，父亲购买西洋新被翻译的小说，有一本萧伯纳的书叫《心碎的屋》，是他当时买的，空白上还留有他的英文题识：
天津，华北。
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
提摩太·C．张。
题识的语法浸润着西洋语言的深深影响，他对西洋文明思想，和他妻子一样，是谙熟而欣赏的。可要到接受的程度，他不能和她一样，那样会直接威胁和破坏他自己，他不可能是这种文化的局中人，他只能是个旁观者，培养和塑造他的那种方式和这种气息在相当程度上是直接对抗的。他只能懂得，他不能接受。吸大烟、纳妾、嫖妓、赌博，这些旧式男人的生活内容他一样不落，全都拥有，如果叫他放弃这些，他的生活可就没有别的填塞内容了。张爱玲的弟弟后来回忆说：“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还是传统的成分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张子静：《永远的张爱玲·我的姐姐》）女儿爱玲看得更透：“他们(父亲、母亲和姑姑)在思想都受五四的影响，就连我父亲的保守性也是有选择性的，以维护他个人最切身的权益为限。”（《对照记》）
母亲黄素琼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她长得清秀高挑，有点像外国人，头发不太黑，皮肤也不白，深目高鼻，有点像拉丁民族，黄家是明朝时从广东搬到湖南来的，可能有南洋混合血统。她更多地承袭了湖南人的勇敢，她自己也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黄素琼的母亲是农家女，嫁给她父亲做妾--他是将门之子，湘军水师的儿子，所以爱玲的母亲实际上更是湖南长沙农家女的女儿，她不但有湖南人的勇敢，更有来自乡野的、未被诗书拖累的勇气。丈夫如此与她不和谐，她憎恨这为了门第葬送她幸福与梦想的婚姻。传统的旧式妇女对丈夫的行为只有容忍，不置一辞，可是她要抗争，她劝诫，她干预，都没有用，于是她消极抵抗。住在上海的时候，因为人多，闹别扭要避人耳目，便三天两头回南京娘家，现在住到天津以后，对于丈夫蓄妾抽鸦片等种种恶习无力劝诫以后，便不关心家里的事，另外寻找一番她自己向往的天地，花心思学钢琴、读外语、裁衣服、打扮自己。与丈夫话不投机，便尽量沉默不言，自叹遇人不淑，整日闷闷不乐。好在家中还有一个她的同盟者，小姑子也看不惯哥哥的腐朽作风，姑嫂两人意气相投，形影相随，为这个家增添了一点新鲜活泼的气息。可见旧习惯也有它的一丁点道理，自古姑嫂多难容，亲上做亲比较易相处。黄素琼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她的表姐妹也是张廷重的远房表姐妹，所以两人的婚姻也是“亲上做亲”的，在孩子们的印象里，母亲和姑姑好，父亲却常到舅舅家去走动，是很自然的事，除了志趣相投的原因外，似乎也不能不归功于旧时代亲上做亲的一点好处，否则夫妇感情不和，一方总要本能地排斥、怨恨另一方的亲属的，亲上做亲倒仿佛可以避免这点偏见。
黄素琼消极地过着不痛快的婚姻生活，心里时时地盼望着能有机会寻找自己梦想和憧憬的自由天地。1924年，张廷重的妹妹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素琼借口小姑出国留学需要监护，便偕同出洋，那一年她已31岁，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3岁。终于有机会离开这个浮华奢靡却死气沉沉的家，她异常果敢坚决，虽然以她这样的身份出国被当时的社会视为异端，思想保守的人说她不安分，思想开明的人则赞扬她是“进步女性”。黄素琼带着对两个幼子女的牵挂出洋去。爱玲看着母亲临别那天上船前还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裙上亮闪闪的装饰小片在她身上颤颤地发光，用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时候了，她像没听到，用人把小煐推上去，叫她说：“婶婶，时候不早了。”(爱玲在名义上是过继给族伯父志潜的，所以唤父母叔叔婶婶。)母亲只是哭，趴在那里，绿衣绿裙上抽搐发光的小亮片仿佛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里有海洋无穷尽的颠簸悲恸。用人没有教给她别的话，小煐站在母亲的竹床前看她哭得如此伤心，她手足无措，她却没有哭。母亲终于出洋去了，她为自己改名黄逸梵，她成为中国的第一代娜拉。
母亲去了之后，父亲早已蓄养在外的姨奶奶住了进来。从此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做戏。姨奶奶原来是个妓女，名唤老八，比小煐子的父亲年纪还大一点，苍白的瓜子脸，垂着长长的前刘海。这位姨奶奶试图通过歧视这个家庭男继承人的地位来抬高自己的身地位，因此不怎么喜欢弟弟而一味抬举煐子，她来了以后，小煐跟着她倒看了不少以前没见过的风景。姨奶奶每天晚上带爱玲到起士林去看跳舞，小煐坐在桌子边，桌上摆的蛋糕上的白奶油与她眉毛一般齐，她把她的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由用人背在背上回家。家里的宴会上也时常可以见到令人惊奇的人物，小煐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姐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的，偎依着，像生在一起似的，很好看。
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爱玲难得进去，进去就立在父亲的烟炕前背书。姨奶奶终究是一个风月场中见惯繁华的人，来到这个沉闷规矩的家中，还要照应两个年幼的孩子，终于不耐烦起来，脾气越来越坏，她自己的一个侄儿因为背书经常被她打得眼睛都睁不开，最后她把爱玲的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了他的头。于是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她带着满满两榻车银器家生离开了他们家，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好也好不了，姨奶奶被逼着走路没多久，她父亲也被逼着走路了。他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虽然是个闲差，总算是通过堂房兄长张志潭的推荐并在他的辖下工作，他不去上班也就罢了，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声名狼藉，影响张志潭的官誉，只好把他的职位撤销了。张廷重失去了这个小小官差，觉得颜面尽失，赶走姨太太一大部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写信求妻子回国，答应戒毒，为了摆脱以前不愉快的阴影，决定再搬回上海--因为舅舅一家都住在上海，他和黄逸梵是胞生兄妹，张廷重和这个舅子因为相同的爱好--吸鸦片和相同的地位--而颇合道。
1928年，张廷重带着一家人坐船回到上海，等妻子妹妹回来。爱玲很高兴地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这个早慧的孩子从来没在书里看到过海的礼赞，看到真实翻涌的大海也有一种由衷的开心，于是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发现《西游记》里原来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没有水。到上海，坐在马车上，她是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他们刚搬回上海的时候，母亲和姑姑尚未回国，就暂住在成定路一条里弄里的一所小小的石库门房子里，红细板壁，虽无法和天津的花园洋房相比，对于爱玲，却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女佣告诉她应当高兴，母亲要回来了。母亲回来的那天她吵着要穿上自己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母亲看见小煐的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就给她做了新衣。一切都不同了，父亲痛改前非，被送到医院里去。他们从石库门房子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新朋友。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爱玲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那时母亲35岁，穿着从欧洲带回来的洋装，看起来多么美丽啊！姐弟俩一起看着母亲唱歌、弹琴，姐姐偶尔侧过头来看看弟弟，俏皮地笑一笑，眨眨眼睛，意思似乎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
这一段生活是爱玲童年生活中最和美、最安宁、颜色最丰富、声音最热闹、心情最畅快的一段，一切都到了美和快乐的极致。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爱玲喜欢，连带的也喜欢母亲去过的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令她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纠正小煐的错位印象：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没有用。爱玲写信给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她的新居室，新生活，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没得到回信--那样的粗俗的夸耀，任是谁也要讨厌吧？母亲告诉她画图的背景最得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当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但是姐弟俩的卧室墙壁就是那没有距离的橙红色，是小煐自己的选择，而且她画小人也喜欢给画上红的墙，温暖而亲近。画图之外爱玲还弹钢琴，学英文，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母亲对弟弟说：“你看姐姐不是为了吃不到糖哭的！”被夸奖着，一高兴，爱玲很不好意思地笑了。当时《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因为她到过英国，共有二马父子因为文化差异闹滑稽的切身感受，爱玲听母亲读，靠在门框上笑。一直到成人，老舍的作品中爱玲还是最喜欢《二马》，虽然老舍后来的《离婚》、《火车》全比《二马》好得多，一看到这篇小说就想起那暖融融的母女同乐的日常生活场景，它联结着她以后再怎样努力寻找也找不回来的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