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后，反面的批评集中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完全没能抓住各种事件之间的联系。评论暗示这两个情报机构通过简单地移动电脑上的光标就想揭露各种阴谋。但是，奥萨马·本·拉登以及他的那些高级幕僚们可绝对不会如此轻易地就把他们设计好的各种阴谋大白于天下。
诚然，核对所有获得的数据并且进行认真的分析可能意味着更为激进的调查，而这样的调查可能又会发现更多的线索。然而，大家都在猜测，这样的调查是否可以阻止阴谋。也许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难给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类似的调查对于揭露未来的阴谋很有必要。
“9·11”之前的问题在于刚开始无法搜集到可以窥见阴谋的信息。就更不用说将不同的信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了。
奥特·卡明斯的工作就是开发那些可以揭露阴谋的情报。按照卡明斯的想法，反恐活动其实就是一场捕猎行动。
“我知道他在那里，我知道他正试图去杀害某人。我该如何才能找到他呢？”卡明斯通常会这样说，“这是对一个人或是一群人的行为和活动的深刻理解—坏人长什么样、闻起来什么味道、又靠什么生存，接着，实际上就是把一个系统组合起来，追捕符合条件的人。”
早先时候，卡明斯在关塔那摩监狱进行了一些审问，获得了一些第一手的资料—如何在不使用强行手段的前提下让恐怖主义分子与联邦调查局配合？当卡明斯第一次出现在关塔那摩监狱时，美军最高军事长官说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来这个地方，而不去把这样的人给抓进来。”
“将军，您对于联邦调查局生存之道缺乏根本性理解。”卡明斯告诉他，“我们不仅仅是将带着手铐的人送到这里。我的工作是情报机构的信息搜集。我必须要把这些恐怖主义分子的想法里里外外弄个清清楚楚才行。”
在关塔那摩审讯期间，卡明斯和其他特工发现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情，他们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了联邦调查局总部。2002年10月，在对一名穆斯林囚犯进行的高强度审问中，一名海军上尉居然蹲在《可兰经》抄本之上；同一个月，由于一名留着大胡子的囚犯不停地诵念《可兰经》的内容，审讯员就用管道胶带把他的头包了起来；一名审讯员自己还向联邦探员吹嘘道，他曾经强迫一名囚犯听撒旦黑色金属音乐长达数小时，之后在给这名囚犯“洗礼”之前，这名审讯员还装扮成天主教牧师的样子。根据军队里的管理条例，类似这样的行为是不能宽恕的。
刑讯逼供的方法对于卡明斯来说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儿。早在海豹特种部队的训练期间，卡明斯就已经习惯了类似的方法，其中包括水刑—如果是卡明斯自己变成囚犯被抓住的话，估计就得承受这样的刑法。但是，卡明斯强烈认为，这样的刑讯逼供对于坚定的伊斯兰教战斗者很难起作用。
“好吧，你看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卡明斯会这样说，“一名完全未经培训的年轻伊斯兰圣战者穿过上千英里的沙漠和完全陌生的国土，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如此严峻、肮脏、险恶的条件之下，你们还自以为你们能够用某种方法使这个人感觉不舒服？你们发现这个人在窑洞里饥肠辘辘，只能饮水充饥，而你们现在对他所做的事情只会让他更为怨恨你们！”
另外，“如果你是用这样的方法针对那些街边的男子，那些在美国中产阶级家里长大的男子，可能会起些作用，”卡明斯说道，“但是当涉及一名伊斯兰圣战者，你们的方法可能会有用，可能完全没用。”
卡明斯也承认，刑讯逼供可能会有利于更快获得信息。但是，他同时也说道：“事实上，你也有可能是在变相鼓励欺骗。因为，只要能有法子让我的头摆脱那一桶水，我就会愿意告诉你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被编造出来不过是为了让我脱离苦海。”
卡明斯知道什么样的方法才是有效的。也许其他人很难理解，在没有使用极端手段的条件下联邦特工们如何把杀人犯变成了合作的线人。但是，事实就如卡明斯所说：“‘9·11’之后，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做到了，那些诚恳的、真实的、现实中存在的坏人跟我们一起在宾馆里耗了许多个星期的时间，最终，他们都交代了实情。”
尽管联邦探员会更愿意认为他们使用的这种方法是基于很高的道德标准的，“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动因，”卡明斯回答道，“坦率地说，驱使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在于我们认为作为一个组织而言，我们那样做更为高效。而且这种方法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这是一种你能够边做边学的事情。你跟某人一起工作，你就会发现他与什么样的事物有交集。是家庭在驱动他吗？还是孩子在驱动着他？或是工作的驱使？抑或是对自由的向往？是什么样的事物激励了他，而且还在不停地激励着他？”
这个办法在犯罪案件中同样适用。
“你遇到一个喝了酒的驾驶员，你可以应付各种不同的场景。”卡明斯说道，“你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当然你不是故意的。愚蠢的是，你离开了现场。我们都做过这样愚蠢的事情。’突然你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你看到一些东西，得到一些灵感，接着，你就按照那个主题工作下去。”
在另一方面，如果针对某些阴谋的情报是通过刑讯逼供个别恐怖主义分子而获得的，中央情报局通常都会特别指出来。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认为，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方法，他们都会尽量去验证从恐怖分子那里获得的信息的真实性。即使截获的对话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他们也会注解出来。一次对话有可能会是一场骗局，所以中央情报局不得不尽力去验证信息的真伪。
在关塔那摩监狱寻求恐怖主义分子的合作之际，卡明斯同时还要试验不同的背景主题。
“你要尽量去理解这个孩子，明白他是谁。”卡明斯说道，“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还很年轻。你得尽量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原因在驱使他，以及在他的文化背景里面什么东西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很有可能是婚姻和孩子对他，很重要。”
卡明斯还会说一些类似的话：“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你的母亲了。”他解释道，“孩子们通常都会很难对付，但是其中有一项价值观是持久不变的，那就是同情和怜悯。你变得无情无义并不是因为你想这样。我并不是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那种高尚纯洁的伟人，但是不可否认，同情能够起到某种作用。我们会在一个银行抢劫犯面前坐下来，告诉他，他的生活已经完全脱离了轨道，如果他自己还想过回正常人的生活，他就必须回到正轨上来。这就像一场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辩论。”
卡明斯发现，那些驱使恐怖主义分子做出绝大部分反应的动力其实是对于他们自己未来的展望。
“你自己知道，你会在这个铁笼里死去（监狱）。”卡明斯会说，“当你死掉，你的一生就此了结。你将会无法避免走向死亡，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你毫无意义。你死去之后，你会被安葬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墓地，没人会知道你的死法，你的祭日，也没人会知道你的墓地在哪儿。”
卡明斯会注意观察一些肢体语言，希望这些肢体语言能够给他一些暗示，他的方法是否有效。如果试用的方法完全行不通，他可能就会转用另外一套行动方针。
“我看到一个孩子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卡明斯回忆道，“当我跟他聊到未来他不会再有孩子的时候，他的眼泪止不住地唰唰往下流。他没有大哭大闹，但是我知道，我已经赢得了他的心。也许达到这个目的需要花费许多天的时间。但是我绝对不会扇他几下。这样做只会让他更为坚强，让他的意志更为坚决，让他强化对我的仇恨。”
相反，卡明斯会给予这些囚犯一丝希望：“如果你希望我能为你辩护，那么就让我作为帮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渠道。”他会说：“我就是那个希望。看着我的眼睛。我就是那个渠道！在这世界上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到，但是我可以。你必须得先帮我，我才能帮你离开这里。”
对于绝大部分容易受感动的人来说，安慰也能起同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