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婚与归政是紧密相关的，大婚后即应归政。六月十九日（7月27日）慈禧懿旨：“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于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著钦天监于明年二月内敬谨选择归政吉期具奏。” 明年一月大婚，二月便归政，即慈禧自己表示不再训政了。从懿旨看，此时的慈禧对光绪帝还是满意的。她在归政上，态度明确，决心很大。同一天，光绪帝也发下谕旨，表示不敢不遵“慈训”。钦天监选定于明年二月初三日归政。
虽贵为皇帝，但光绪帝在婚姻上受制于慈禧，是没有选择配偶的自由的。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1888年11月8日），慈禧连发两道懿旨，第一道是选自己的亲弟弟副都统桂祥之女端庄贤淑的叶赫那拉氏为皇后，即孝定景皇后。宣统帝即位，尊为皇太后，上徽号为隆裕。 第二道是选原任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他他拉氏为嫔。15岁的姐姐为瑾嫔，13岁的妹妹为珍嫔。 慈禧为光绪帝选中了一后二嫔。
为光绪帝选配偶，慈禧也走了一个过场。据载：“光绪十三年冬，西后为德宗选后。在体和殿，召备选之各大臣小女进内，依次排立。与选者五人，首列那拉氏，都督（统）桂祥女，慈禧之侄女（即隆裕）也。次为江西巡抚德馨之二女，末列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二女（即珍妃姊妹）。当时太后上坐，德宗侍立，荣寿固伦公主，及福晋命妇立于座后，前设小长桌一，上置镶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二对，为定选证物（清例，选后中者，以如意予之；选妃中者，以荷包予之。）西后手指诸女语德宗曰：‘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言时，即将如意授予德宗。德宗对曰：‘此大事当由皇爸爸主之（据宫监谓，当时称谓如此），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坚令其自选。德宗乃持如意趋德馨女前，方欲授之，太后大声曰：‘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侄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侄女焉。太后以德宗意在德氏女，即选入妃嫔，亦必有夺宠之忧，遂不容其续选，匆匆命公主各授荷包一对与末列之女，此珍妃姊妹之所以获选也。” 这个内幕消息据说是内宫太监唐冠卿传出来的。
鉴于为同治帝选阿鲁特氏皇后的教训，慈禧在为光绪帝选后上是颇动了一番心思的。《慈禧外纪》记道：“太后以己之侄女选为皇后，亦具有深意。前此为同治帝选择有德有勇之阿鲁特皇后，其后常与太后反对，至其死而后已。太后惩于前事，故此次为光绪帝选后，其意重在为己心腹，以监察皇帝之行为而报告之。” 此言过矣！当时的慈禧倒不是想在光绪帝的身边安插个密探，主要是从亲上加亲的角度考虑的。
孝定皇后受过良好的教育，性格温和，为人机敏。《列朝后妃传稿》记道：“后性纯孝，贤明淑慎，工书绘，未尝预外事。” 另据慈禧御前女官德龄记载，皇后“总是那样的和蔼可亲”，是一位“温雅可亲的皇后” 。慈禧对皇后印象很好，说“宫中只有皇后和她是懂得中国文学的”。当然，光绪帝与皇后的婚姻是一个不幸的悲剧，而这个悲剧是由慈禧造成的。
瑾妃（1874-1924年），他他拉氏，珍妃之姐。光绪十四年（1888年），选为瑾嫔。次年二月入宫。二十年（1894年）正月，晋封瑾妃。同年十月，与其妹珍妃同降为贵人。二十一年，仍封瑾妃。 她一生都是在委屈中度过的。慈禧、光绪帝、皇后及珍妃都不喜欢她。
珍妃（1876-1900年），他他拉氏，瑾妃之妹。光绪十四年（1888年）与其姐瑾嫔同被选，为珍嫔。次年二月入宫。二十年正月，晋封珍妃。很得光绪帝宠爱。慈禧为了打击帝党，责其习尚奢华，屡有乞请，将珍妃和瑾妃均降为贵人。二十一年，仍封珍妃。慈禧于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1894年11月27日）发布懿旨，缮写装裱，挂在珍妃的住处：“皇后有统辖六宫之责。俟后妃嫔等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预国政，颠倒是非，著皇后严加访查，据实陈奏，从重惩办，决不宽贷，钦此。” 珍妃聪慧开朗，支持变法，慈禧十分厌恶她，所以给她准备上了紧箍咒。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1889年2月26日），大婚礼成。是日，命大学士额勒和布为正使，礼部尚书奎润为副使，持节诣皇后邸行奉迎礼，迎皇后凤舆入宫。
在这之前，御史屠仁守揣摩慈禧心态，上一奏折，建议“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慈禧阅后大怒，发下懿旨：“苦于举行伊始，又降懿旨，饬令仍书圣鉴，披览章奏，是出令未几，旋即反复，使天下后世视予为何如人耶？”她反复强调：“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认为屠仁守的奏言“甚属乖谬。此事关系甚大，若不予以惩处，无以为逞臆妄言乱紊成法者戒” 。将原折掷还，开去御史差使，永不叙用。
慈禧措辞严厉地驳回屠仁守的奏折，并罢了他的官，表示了坚决归政光绪帝的决心。这就阻止了延缓归政的建白，慈禧可以如期归政了。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1889年3月4日），光绪帝举行亲政大典。慈禧太后在慈宁宫接受光绪帝率群臣三跪九拜。然后光绪帝还宫，旋即复出御中和殿，接受执事官行礼。光绪帝再御太和殿，乐作，升座，乐止，鸣鞭三，王公百官行礼，并宣表、颁诏。 自此，光绪帝开始正式亲政了。
在光绪大婚及亲政前后，慈禧遍赏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及蒙古王公等，借以笼络人心，巩固地位。
从垂帘听政，到训政，到归政，从表面上看，慈禧太后把最高的皇权逐步地移交给了光绪帝。光绪帝是她一手训练出来的皇帝，对她是绝对服从的。有人认为：“大概言之，慈禧退居颐和园约有十年。此十年之中，除增加其私蓄之外，未曾干预国政也。”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 。光绪帝“用人行政，仍随时秉承，莫敢违焉” 。也有人分析道：“是时太后初归政，方借园居娱老。上春秋盛，每事不欲自专，必秉命而行，常时辄一月数问起居。” 光绪帝在慈禧的淫威下，小心谨慎地做着皇帝。慈禧虽然退居颐和园，但她仍然在幕后操纵着清朝政局。“全部的政权依然牢牢地握在太后自己的手掌里，等于她不曾退休一样。”
然而，表面也罢，实际也罢，慈禧太后毕竟正式归政了，光绪皇帝毕竟正式亲政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见的分歧，在清朝的上层就逐渐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即后党和帝党。后党和帝党的形成对晚清政局的影响至为深远。
第四、帝后两党
光绪帝正式亲政后，以他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人称帝党。以慈禧太后为中心，形成了另一股政治势力，人称后党。
光绪帝虽然亲政了，但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仍然必须听命慈禧。据翁同龢记载：“现在办事一切照旧。大约寻常事上决之，稍难事枢臣参酌之，疑难者请懿旨。” “疑难者”，即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大问题仍然要由慈禧来做决定。
慈禧常住颐和园。宫中诸事，有人转达给她。“太后亦偶往内城住一二日，皇帝则每月五六次到园请安。” 因此，光绪帝的一言一行都在她的掌握之中。“太后极注意于帝之行事，凡章奏皆披览之。此无可疑者。” “皇帝每遇国事之重要者，必先禀商太后，然后降谕。” 名义上慈禧太后已归政光绪帝，但实质是慈禧太后仍然牢牢把握着国家政权。光绪帝完全明了此点，因此他“事太后谨，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 。在亲政初期，“两宫固甚和睦”。这个“和睦”是以光绪帝拱手让出政权为代价的。
但是，光绪帝不是个毫无主见之辈。他不甘心于他的傀儡地位。他的近臣也认为慈禧太后的干政是不正常的。为此，在他的周围便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便是帝党。
帝党的核心人物为翁同龢。翁同龢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时一甲一名进士。任同治帝师傅，在弘德殿行走。后任光绪帝师傅，在毓庆宫行走。曾任军机大臣，后被罢职。以后再授军机大臣，并为总署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翁同龢原来深得慈禧信任，“恩眷甚笃”。翁同龢在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召见时，曾对光绪帝说：“亲政后第一不可改章程。”光绪帝毫不犹豫地回答：“断不改。” 慈禧对他们的一问一答是非常满意的。因为这是政治上的表态，说明他们对慈禧所实行的路线和政策是完全赞同的。
然而，翁同龢后来却渐渐倾向于光绪帝。翁同龢非常忠于光绪帝。据载：常熟（翁同龢）昵于帝，每日先至书房，复赴军机处。颇有各事先行商洽之嫌。一日文正（李鸿藻）入直少早，常熟甫自书房至，文正甚诧。及常熟去，礼邸（礼亲王世铎）云：“公始知耶？殆日日如此！” 从中可见，光绪帝与翁同龢的关系非同一般，是十分密切的。时人评说：“大员中最为帝所倚任者，乃翁同龢。” 这是符合实际的。“常熟实隐持政权” ，这话也不是过分的。
当时清廷上层早已分为“南北派” 。南派有翁同龢、潘祖荫、沈文定、王文勤等；北派有李鸿藻、文祥、徐桐等。翁同龢、潘祖荫为南派之领袖；李鸿藻、徐桐为北派之领袖。 “盖太后袒北派，而皇帝袒南派也。当时之人，皆称李党翁党，其后则竟名为后党帝党。后党又诨名老母班，帝党又诨名小孩班。”
帝党成员骨干是清流派的一些人物，多为词馆清显、台谏要角。他们自视甚高，却无权无势，不是后党的对手。
后党的成员则为京内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和京外的督抚藩臬，阵营整齐，实力强大。
帝党与后党是分别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为核心而形成的两股对立的政治力量。这两股政治力量的矛盾斗争的表面化则表现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