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六日(8月27日)恭亲王奕、醇亲王奕等上“敬陈先列请皇上及时定志用济艰危折”。他们首先肯定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11年是成功的,“内外协力,共济时艰”,才使得天下平定。但是接着指出自同治帝亲政的一年多,“渐有懈弛情形”。查找原因,是因为“视朝太晏,工作太烦,谏诤建白未蒙讨论施行,度支告匮,犹复传用不已”。这里的“工作太烦”指的就是圆明园工程上马后搅得百姓殆无宁日。说明后果是严重的:“以是鲠直者志气沮丧,庸懦者尸位保荣,颓靡之风日甚一日。”然后提出六点建议,即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动、讷谏章、勤学问、重库款。并指出:“近来内廷工作络绎不休,用款浩繁,内务府每向户部借款支发,以有数之钱粮安能供无厌之需求?”从而表示了对修复工程的极端的不满。进而请求:“厥皇上将臣等所奏在两宫皇太后前委宛上陈。若钦奉懿旨,将园工即行停止,则两宫皇太后之圣德与皇上之孝思,皆超越千古矣。”
奕等上报奏折后,怕同治帝根本不拆阅,或留中不发,便请求召见。同治帝不允。奕等再三请见,同治帝不得不在接到奏折的第三天召见。果然没有拆阅。看了数行后便不耐烦地说:“我停工何如?尔等尚有何哓舌?”奕答道:“臣某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事,容臣宣诵。”接着便将奏折中所陈六条逐项讲读,反复陈说。同治帝听罢大怒,吼道:“此位让尔何如?”军机大臣文祥听到这句不讲理的话,“伏地一恸,喘息几绝”,被扶了下去。醇亲王奕也边哭边谏,说到皇帝“微行”一条,同治帝不服,固执地追问是谁说的,要追究传闻者的责任。奕“指实时地,乃弗然语塞”。最后同治帝说,园工不能马上停止,“为承太后欢,故不敢自擅,但允为转奏”。
同治帝不敢突然停止园工,“实有其不得已之苦衷,盖重修圆明园,原为太后之意。如真停工,亦必得太后同意。然孰敢直陈于太后之前”?但是总师傅李鸿藻却犯颜直陈于两宫皇太后。此折为李宗侗、刘凤翰先生发现。奏入时间不详,大约在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之间,也许就在二十五日。他最后说:“臣等以为与其徒敛众怨,徒伤国体,于事万难有成,不如及早停工,以安天下之人心乎?伏愿皇太后明降懿旨,停止园工,则皇太后之威德,皇上之孝思,均超越千古矣。” 这是关于停止园工的唯一的给两宫太后的奏折。这道奏折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在慈禧表态前,同治帝仍然没有停止园工。七月二十一日竟又去阅视园工。
七月二十八日(9月8日)同治帝召见醇王,恰逢醇王赴南苑试验大炮,于是就召见恭王,追问微行一事到底是谁说的。奕无奈,只得答道:“臣子载澄。”因为载澄曾陪同治帝出宫游玩过。同治帝的隐私被彻底揭露,大为震怒。
这时的同治帝已失去了理智,一味寻求报复。二十九日辰刻召见诸大臣,“以恭亲王无人臣礼,当重处”,于是朱笔革去恭亲王所任军机大臣及一切差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 ,交宗人府严议。并将所革差使,分简诸王大臣。午刻,又召见王大臣及弘德殿师傅翁同龢。同治帝反咬一口,责问诸臣园工之事为什么不早奏,又责问翁同龢为什么根本不奏。翁同龢奏道:“今日事须有归宿,请圣意先定,诸臣始得承旨。”同治帝说:“待十年或二十年后,四海平定,库项充裕,园工可许再举乎?”诸王大臣急忙答道:“如天之福,彼时必当兴修!”但作为交换条件,圆明园工程暂停,三海要修。同治帝为自己找了个台阶。
军机大臣等退下后到军机处拟旨。递上之后,同治帝不满意,留中不发。晚申初亲笔朱谕一道封下,交文祥等四人,即革除恭王及其子载澄的爵位。文祥等不接旨,请求召见,以图转圜,不许。递上奏片,请求修改原谕,也不许。最后文祥等递上奏片:“今日仓促,散值,明日再见。”申初二刻,停止园工诏书发下。
七月三十日(9月10日)同治帝发下朱谕:“传谕在廷诸王大臣等,朕自去岁正月二十六日亲政以来,每逢召对恭亲王时,语言之间,诸多失仪。著加恩改为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载澄革去贝勒郡王衔,以示惩儆。”一夜之间,从把奕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改为降为郡王,从革去一切差使改为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也许是稍微冷静后所做出的决定,也许是军机大臣的劝谏起了作用。
这还不算完,同治帝又颁谕尽革十位王大臣职。这十人是惇王、恭王、醇王、伯王、景寿、奕劻、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罪名是“朋比谋为不轨”。这简直近于胡闹了。
两宫皇太后闻听以上信息,急忙来到弘德殿,流着眼泪安慰恭亲王说:“十年以来,无恭王何以有今日,皇帝少未更事,昨谕着即撤销!”事实上,同治帝惩处奕的上谕让慈禧扣下,留中未发。
八月一日(9月11日)两宫太后懿旨,赏还恭亲王及其子载澄爵秩。是日慈禧以同治帝名义发出上谕:“朕奉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懿旨:皇帝昨经降旨,将恭亲王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并载澄革去贝勒郡王衔。在恭亲王于召对时,言语失仪,原属咎有应得。惟念该亲王自辅政以来,不无劳勋足录,加恩赏还亲王世袭罔替、载澄贝勒郡王衔。该亲王当仰体朝廷训诫之意,嗣后益加勤慎,宏济艰难,用副委仁。”
同一天,发下了停止园工的上谕。其谕云:“前降旨,令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圆明园工程择要兴修,嗣朕以经费支绌,深恐有累民生,已特降谕旨,将圆明园一切工程即行停止。并令该管大臣查勘三海地方,量加修理,为朕恭奉两宫皇太后驻跸之所。惟现在时值艰难,何忍重劳民力,所有三海工程,该管大臣务当核实勘估,力杜浮冒,以昭撙节而恤民艰。”
由于慈禧的出面干预,一场修园风波很快便平息了。慈禧在归政同治帝后,其固有的享乐思想恶性发展,因此立意修园。但她又不直接出面,而是躲在后台,极力怂恿同治帝修园。直到闹得满朝王大臣群起反对,她才走到前台充当正面角色。但应该说,她总算没有一意孤行,而是采纳了王大臣的建白。
圆明园工程停工不久,同治帝便病倒了。
第四、同治病逝
圆明园工程停止了,但以兴修三海为交换条件。同治帝便把兴趣转移到三海工程上去。八月十八、十九两日,他莅临南北海,流连忘返,兴致甚高,至晚膳后始还宫。
以后,他的活动也很多。同治帝每天早晨要到钟粹宫问慈安太后安,到长春宫问慈禧太后安。初一、十五还要陪慈安、慈禧到漱芳斋午膳。八月二十七日,他到南苑去玩,并驻跸于此。二十八日,阅御前王大臣、乾清门侍卫等马射。二十九日,行围打猎。九月初一,到晾鹰台撒围。初二日,又到晾鹰台,阅神机营兵。初三日,阅王大臣、侍卫等马射。 十月四日到箭亭,阅中式武举技勇。后到乾清宫,引见中式武举。十月五日,到太和殿,颁谕赐张风鸣等人为武进士等。七日,同治帝率亲藩到慈宁门内恭迎慈禧太后御慈宁宫。慈禧升座,同治帝侍宴。奉两宫太后到漱芳斋侍午膳。八日,又奉两宫太后到宁寿宫,侍午膳。九日奉两宫太后到宁寿宫侍午膳。十月十日是慈禧太后四旬圣寿节,同治帝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额驸等诣慈宁门行庆贺礼 ,宣读贺表,众官于午门外行礼。十一日奉两宫太后幸宁寿宫,侍午膳。他在十月三十日病倒之前一直忙碌得很,如果精力不充沛,是无法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的。
二十日之后,同治帝身体发生了变化。二十日懋勤殿传旨自本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初一日同治帝都不上课。二十一日同治帝到西苑游玩受凉。自此,病一直未好。“连日圣体违和,预备召见者皆撤。” 十月三十日于养心殿召见军机大臣。同治帝病虽较重,但仍治事如常,命军机大臣李鸿藻代批答章奏。这说明病情发展较快,已不能亲自阅批奏折了。传出的消息是“发疹”,即得了天花。
十一月初一日,外间得到确切消息,“知圣体发疹向安”。初二日以后,为了贺“天花之喜”,要求在12天之内大臣上奏章折用黄面红里,穿花衣补褂,供娘娘,递如意,以红绢悬于当胸。并请太医院御医李德立、庄守和诊治。
十一月初五日同治帝谕旨,满文的奏折,由恭亲王奕代为批阅。“惇亲王奕等议奏,圣躬正宜调摄,每日批折,仍遵前旨,暂由李鸿藻敬缮。批答清文折件,并暂由奕等敬缮。从之。”
慈禧对同治帝的一言一行都是十分注意的。如果同治帝不出宫,她们母子几乎是天天见面并在一起进早膳的。而且也有太监向慈禧报告同治帝的行动。同治帝自从上月二十日着凉发病后,一直带病视事,但是没有接见大臣。而自十一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同治帝把阅折权和批折权完全交给了李鸿藻和奕,一时出现了权力真空。这对一个国家是最危险的。同治帝的病看起来不是短期内能治好的。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经验十分丰富的慈禧不能再在后台。她不能坐视大权旁落。她要走到前台来,由她来重新掌握最高的皇权。
经过精心准备,十一月初八日,慈禧一手导演的戏出台了。两宫皇太后在同治帝御榻前召见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翁同龢日记》记道:“巳正叫起,先至养心殿东暖阁。先于中间供佛处向上三叩首,入见又三叩首。两宫皇太后俱在御榻上持烛,令诸臣上前瞻仰,上舒臂令观,微语曰:‘谁来此伏见?’天颜温睟,偃卧向外,花极稠密,目光微露。” 这是第一次召见。两宫太后有目的地让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细看在御榻上的同治帝。同治帝伸出胳膊,让大家看。大臣们目睹后得出的结论是同治帝的病不是短期内可以治愈的。
《翁同龢日记》接着写道:“瞻仰毕,略奏数语皆退。旋传再入。皇太后御中间宝座,南向。宣谕数日来圣心焦虑,论及奏折等事,裁决披览,上既未能恭亲,尔等当思办法,当有公论。又谕及上体向安,必寻娱乐,若偶以丝竹陶写,诸臣谅无论议。此大略也。诸王跪向前,有语宫闱琐事,惇亲王奏对失体,颇蒙诘责,诸臣伏地叩头而已。反复数百言。皇太后调护过勤,焦忧过甚,不免流涕,前后凡四刻退。未退时诸王奏言,圣恭正值喜事,一切奏章及必应请旨之事,拟请两宫太后权时训谕,俾有遵循。命诸臣具折奏请。退后同至枢廷拟折稿。” 这是第二次召见。这次召见只剩两宫太后了。慈禧说,目前当务之急是折奏的 “裁决披览”,同治帝已不能亲自裁决,你们“当思办法,当有公论”。这是慈禧在暗示他们劝谏两宫亲理政务。王大臣们明白了慈禧的本意,在退下前奏请两宫皇太后“权时训谕”。这就完全明朗化了。慈禧干脆命诸臣写折奏请。大臣们退下后根据慈禧的意思草拟折稿,并说明两宫应立刻垂帘听政,来年二月一日再由同治帝亲理政务。
还没等散,两宫太后又第三次召见。《翁同龢日记》写道:“甫散又传再见,趋入,待齐入见于西暖阁,皇太后谕,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不可径请。”本来这场戏是由慈禧一手导演的。但为了演得逼真,使人看不出破绽,命王大臣们直接奏报同治帝,不要把奏折直接送给她。
十一月九日,两宫皇太后再次召见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这次接见情形,《翁同龢日记》记载颇详:“辰初一刻又叫起,与军机、御前同入。上起坐,气色皆盛,头面皆灌浆饱满,声音有力。皇太后亦同在御榻。上首谕恭亲王:‘吾语无多,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一切折件,俟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办事。’并谕恭亲王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语简而厉。太后谕略如昨,并言昨西暖阁一起乃出臣工之请,本恐烦皇帝心虑,故未告知,今当诸王大臣即告皇帝勿烦急,已允诸臣所请矣。上举臂以示,颗粒极足,不胜喜跃而退。” 同治帝明白宣谕“求太后代阅折报一切折件”,而皇太后在一番忸怩作态后表示“已允诸臣所请矣”,这时同治帝“不胜喜跃而退”。这就说明了慈禧堂而皇之地取得了阅折批折权。
阅折批折权是皇权的集中体现。从十一月一日至八日同治帝先是把这个权力交给了李鸿藻,后是交给李鸿藻和奕,这是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她略施小计,便轻而易举地取得这个权力,从后台走到了前台。当然,同治帝当政时,慈禧便掌握着实权,但那是后台操纵,而现在是直接行使了。
同治帝对他的病情是心中无数的,不知道凶险的病菌正在一步一步地夺走他的生命,仍盼望着病好后重新掌权。
十一月初十日,同治帝正式颁发上谕:“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经惇亲王等合词吁恳,静心调摄。朕思万几至重,何敢稍耽安逸,惟朕躬现在尚难耐劳,自应俯从所请。但恐诸事无所禀承,深虞旷误,再三吁恳两宫皇太后俯念朕躬正资调养,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呈请披览裁定,仰荷慈怀曲体,俯允权宜办理,朕心实深感幸。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同治帝的这个上谕明确地表明他把最高的皇权交给了两宫太后,实则是交给了慈禧太后。
经过几天准备,十一月十五日慈禧连发五道懿旨。
第一道是把同治帝的慧妃、瑜嫔、珣嫔和贵人西林觉罗氏各升一级。
第二道是给王公大臣加俸晋级。懿旨如下:“皇帝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仰赖苍穹默佑,诸臻康吉,中外同欢,允宜普沛恩纶,优加赏赍。内廷行走惇亲王奕著赏食亲王双俸,恭亲王奕前经赏食亲王双俸,著再赏加亲王俸一分。醇亲王奕著赏食亲王双俸。孚郡王奕、惠郡王奕详均著赏食亲王俸。郡王衔贝勒载治、载澄均著赏食郡王俸。贝子衔奉恩镇国公奕谟著赏食贝子俸。御前大臣科尔沁博多勒噶台亲王伯彦讷谟祜著赏食蒙古亲王双俸。郡王衔贝勒奕劻著赏食郡王俸。固伦额驸公景寿著赏食贝子俸。御前行走贝勒载漪、贝勒载滢均著赏食郡王俸。御前行走奉恩辅国公载濂著赏食奉恩镇国公俸。头品顶带载沣著赏食辅国公俸。御前行走贝勒那尔苏著赏食蒙古郡王俸。” 懿旨还赏赐了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弘德殿行走、南书房行走等。
第三道是对监禁人犯根据案情轻重酌量减刑发落。
十一月十六日又连发两道懿旨。第一道是把道光帝的妃子彤妃等各晋一级。第二道是把咸丰帝的妃子丽皇贵妃等各晋一级。
两天连发五道懿旨,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治愈同治帝的天花,毋宁说是慈禧为了笼络人心而采取的一个手段。
同治帝的病在前10天,好像有所好转。翁同龢在初十日记道:“上今日脉气更好,见昨酉方,用枣仁、远志,少寐故也。见起居单,歇着时却不多,而饮食亦不少,(元宝汤进六碗,一昼夜九碗,又老米粥一碗。)可庆也。” 此后同治帝的病便趋于恶化。到了二十日,“腰间肿痛作痈流脓(仍有筋挛)。项脖臂膝皆有溃烂处”。二十三日,“脉息皆弱而无力,腰间肿处两孔皆流浓(亦流腥水。),而根盘甚大,内溃则不可言,意甚为难”。二十七日,“看昨方,按云脉滑缓无力,惟肾愈流注,脓汁虽稍见稠,而每日流至一荼盅有余,恐伤元气云云”。“起坐时少,流汁极多,殊委顿也”。以后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其间曾请一位治外症的民间名医89岁的祁仲来诊治,此人是荣禄推荐的。治疗过程翁同龢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