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时期，西风东渐，洋务兴起。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在古老而闭塞的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在“自强”的口号下，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新生事物。慈禧是如何对待这些新生事物的呢？如果摘下有色眼镜进行历史的考察，便会发现，慈禧是支持这些新生事物的。奇怪吗？是的。但是，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
同治帝载淳病逝，光绪帝载湉继位。
两宫太后，以慈禧为主实行了第二次垂帘。
第一、赞同自强
慈禧在巧褫奕的议政王职之后，将皇权进一步地集中在她手中。但在执行国策上，她仍然是重用奕的。奕虽然不兼任议政王了，但仍然握有很大的实权，仍然是两宫太后及同治帝下之第一人。慈禧对奕所主张和实行的洋务政策是支持的。这在同治六年（1867年）关于设立同文馆中之天文算学馆一事的大辩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奕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年12月11日）上一奏折，请在原同治元年设立的同文馆内添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即自然科学知识。招生对象有很大变化，不是招收幼童，而是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五贡生等正途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年龄在20以上者，聘请西人在馆任教。这样做可以学到根本，对制造机器、火器能起到关键作用。慈禧在见到奏折后认为可以办，便以同治帝名义批示：“依议，钦此。”当时同治帝年仅18岁，还没有亲政，不具备决策能力。
既然慈禧批准了，奕便考虑设馆招生的具体细节问题了。经缜密考虑，奕等于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又联衔上一奏折，进一步阐明设立天文算学馆的道理，并对各种反对设馆的谬论给以批驳。什么“此举为不急之务”了，什么“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了，什么“师法西人为深可耻”了，等等。他都痛加驳斥。又明确提出：“识时务者，莫不以学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 提出扩大招生范围，把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高级知识分子也列为招生对象。又为天文算学馆拟订了六项章程，包括招生对象、纪律要求、考试办法、奖惩措施、优待方法和毕业待遇等。奏折称“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这道奏折又得到了慈禧的批准。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年2月25日）奕又上一片，推荐原太仆寺卿徐继畲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太仆寺卿为从三品。以徐继畲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这就提高了同文馆的地位，使人们不敢轻视它。
当天，慈禧便明发一道上谕给内阁：“太仆寺卿徐继畲，老成望重，足为士林矜式。著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充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惟寺务恐难兼顾，著开太仆寺卿缺，以专责成，而资表率。钦此。” 慈禧当天便予以批复，不仅同意奕的推荐，而且指示他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可见对洋务派的支持。
正月二十三日（2月27日）慈安、慈禧发布懿旨，奖叙了奕等洋务派官员：“三载考绩，为国家巨典。中外满汉诸臣有能为国宣劳，勋猷卓著者，允宜特予甄叙，以示宠荣。兹当京察届期，吏部开单题请，详加披阅。恭亲王首赞枢廷，于今六年，小心谨慎，夙夜勤劳，克尽匡襄，深资辅翼。著交宗人府从优议叙。吏部尚书文祥、户部尚书宝鋆、都察院左都御史汪元方同心赞画，勤慎和衷，均著交部议叙。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公忠素著，保障东南。陕甘总督左宗棠，严疆惕历，谋画忠诚。湖广总督李鸿章，才略优长，不辞劳瘁。四川总督骆秉章，老成硕望，宣力弥勤，均著交部从优议叙。余著照旧供职。” 这道懿旨肯定并表扬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洋务派高级官员，无形中长了他们的志气。
事情本来在正常进行中，不料监察御史张盛藻跳了出来，于正月二十九日，即上谕发下八天之后上了一道奏折，反对招收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学。他认为自强之道不在制造轮船、洋枪，而在气节。有了气节，“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关键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何必令其习为机巧”？
慈禧对这道奏折没有客气，当天便发下上谕，予以申斥：“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又说：“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碍于人心士习耶？该御史请饬廷臣妥议之处，著毋庸议。” 即你的奏折毫无价值，不必讨论了。这里，慈禧的态度是明朗的。
但是此时京城内外谣言四起，诋毁奕。《翁同龢日记》在二月十三日（3月18日）记道：“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这里的“小朝廷”是诬指军机处和总署，意在挑拨慈禧和奕的关系，用心是恶毒的。
与此相呼应，二月十五日（3月20日）大学士倭仁上一奏折，支持张盛藻的意见，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他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又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为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他建议：“伏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
倭仁是名于时的理学大师，又是同治帝的师傅，位高权重，在意识形态上是很有发言权的。他的奏折不能小看，必须慎重对待。因此，慈禧和慈安便于当天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了倭仁、徐桐和翁同龢，询问了设立天文算学馆事。慈禧问他为什么不能设立此馆，“倭相对未能悉畅”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慈禧很不满意。
但谣言并没有停止，而是越刮越凶。《翁同龢日记》记道：“前日总理衙门尚递封奏，大约办同文馆一事未见明文也。京师口语藉藉，或粘纸于前门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云云。）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面对谣言，奕毫不退缩。他针对倭仁的攻诘，予以坚决的反击。他于三月初二日上一奏折。他说，洋人制胜之道，专以轮船、火器为先，而制造巧法，必由算学入手。这不是他个人的异想天开，而是他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英桂、郭嵩焘等往返函商的结果。他最后指问倭仁：“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办，用示和衷共济，上慰宸廑。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第二天，即三月初三日慈禧便命军机大臣文祥、汪元方到懋勤殿口传谕旨：“总理衙门折一件、片二件，并摘抄曾国藩等折件信函，著倭仁阅看。” 慈禧想以此改变倭仁的立场。
不料，倭仁的态度很顽固。他于三月初八日又上一折，认为办天文算学馆是“上亏国体，下失人心”，是“多此一举”，“不如不如是”。
三月十三日慈禧召见军机大臣，把倭仁的密折交给他们，让他们讨论后上奏。奕于三月十九日复奏，指出倭仁反对设馆以来，京师谣言四起，煽惑人心，投考者寥寥，形势很严峻。但是，他们决心继续招生，不为浮言所动。同一日，奕又上一折片，寓谐于庄地提出，既然倭仁提出精于天文、算学的“何必夷人”，那么，“倭仁耳目中竟有其人，不胜欣幸！相应请旨饬下倭仁，酌保数员，各即请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并郑重其事地说：“倭仁公忠体国，自必实心保举。”
就在同一天，慈禧给内阁明发一道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大学士倭仁奏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馆请罢前议一折。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等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不再涉游移。即著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至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著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该管王大臣并该大学士，均当实心经理，志在必成，不可视为具文。钦此！” 又“命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这是慈禧体会奕的意图，故意装聋作哑，给老夫子倭仁出个难题。翁同龢记道：“朝堂水火，专以口舌相争，非细故也。” 他认为这不是小事。而徐一士却说：“实恭王奕等有意与开玩笑也。” 这确实是慈禧和奕相互默契跟倭仁开了个大玩笑。
不过此法很灵验。三月二十一日倭仁上一折，老实承认：“今同文馆既经特设不能中止，则奴才前奏已无足论，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并且提出辞呈，表示不做总理衙门大臣。同一天，慈禧针对倭仁的奏折发一上谕，让他“仍著随时留心，一俟咨访有人，即行保奏”，对他的辞呈没有批准。
《翁同龢日记》记道：二十二日“还坐兵部报房，与倭相议论，辞折未允也”。二十三日“出偕倭、徐坐报房，商前事”。
三月二十四日，倭仁又提出辞呈。慈禧发一上谕，内称：“本日复据倭仁奏，素性迂拘，恐致贻误，仍请无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等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务关系紧要，倭仁身为大臣，当此时事多艰，正宜竭尽心力，以副委仁，岂可稍涉推诿。倭仁所奏，著毋庸议。”
这一天，《翁同龢日记》记道：“遇艮翁（倭仁）于途，因邀至家，谈许久。知今日仍不准。与邸（奕）语几至拂衣而起。有顷兰荪（李鸿藻）来邀，艮翁在座，商酌无良策。噫！去则去矣，何疑焉。”
二十五日，倭仁请求慈禧召见。慈禧召见了他，恭王奕带领晋见。倭仁当面承认没有合适人选，并请求批准他的辞呈。奕“以语挤之”，拙于口才的倭仁无理可讲，“倭相无辞”，只好“受命而出”。但在给同治帝讲课时，感到十分委屈。“潸焉出涕”，同治小皇帝不知何故，“骇愕不怡良久”。
二十六日，倭仁又算了一卦。卦相表明，他应该辞职，“去志决矣”。
以后翁同龢连续记道：
二十九日：“闻艮峰先生（倭仁）是日站班后，上马眩晕，遂归，未识何如也。”四月朔：“问艮峰先生疾，先生昨日上马几坠，类痰厥不语，借他人椅轿舁至家，疾势至重也。”四月初二日：“遣人问艮峰先生疾，稍愈矣。”四月初十日：“谒倭艮翁未见，疾稍愈矣。”四月十二日：“倭中堂续假十日。”四月十八日：“问倭相疾，晤之，颜色憔悴，饮食甚少，相与唏嘘。”五月初八日：“晚谒艮峰相国，相国拟十二日请开缺。”五月十二日：“倭相请开缺，旨赏假一月安心调理。”
倭仁因心情郁闷，精神恍惚，上朝骑马忽然晕了过去，借别人轿子抬回了家。他便在家养病。他请求免职，慈禧仍不准，只给一个月假，让他养病。
在这中间，通政使于凌于三月二十七日上一奏折，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四月十三日崇实上一奏折，建议“不必朝廷为之设馆授餐”。
这时，内阁侍读学士钟佩贤奏亢旱日久，请直言极谏以资修省，内有“夏同善谏止临幸亲王府，则援旧章以折之；倭仁谏止同文馆，则令别设一馆以难之”等语。慈禧便下一道谕旨，征求意见，同时也驳斥了钟佩贤的话。这时有一个遇缺即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便借机于五月二十二日上了一道巨幅奏章，认为同文馆之设有十不可解。他开篇便说：“请旨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而顺人心，杜乱萌而端风教。”接着说，“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最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何必“舍中国而师夷狄”？又说：“西人或怀私挟诈旋以蛊毒，饮以迷药，遂终身依附于彼昏瞀不醒。”还说，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算法、画法，“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不可”。最后请求两宫皇太后收回成命，以杜乱萌。
他的奏折集中地表达了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的顽固守旧派的意见。这是继倭仁之后的又一次明目张胆的反扑。这道奏折是五月二十九日（6月30日）由都察院左都御史灵桂代递的。
慈禧看到这个奏折后十分气恼，命军机处起草驳斥杨廷熙的上谕。这道上谕于同一天发往内阁：
前因天时亢旱，诏求直言，原冀国计民生有所裨益。兹据都察院代奏候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奏请撤销同文馆以弭天变一折，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同文馆之设，历有年所。本年增习天文算学，以裨实用，历经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先后请罢前议，因其见识拘迂，叠经明白宣示。兹据该知州所陈十条，不过摭拾陈言，希图自炫，原可置之不论，惟有关于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得不再行明示。杨廷熙因同文馆之设，并诋及各部院大臣。试思杨廷熙以知州微员，痛诋在京王大臣，是何居心！且谓天文算学，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不可。普天之下，孰非朝廷号令所及，岂有疆臣可行而朝廷不可行之理！又谓事在必行，恳请将翰林、进士科甲有职事官员撤销。尤属谬妄。国家设立科目，原以登进人才，以备任使。曾国藩、李鸿章等均系翰林出身，于奉旨交办中外交涉事件，从无推诿，岂翰林之职专在辞赋，其国家政务概可置之不问乎？至所谓西教本不行于中国，而总理衙门请皇上导之使行，及专擅挟持，启皇上以拒谏饰非之渐等语，更为肆口诋诬，情尤可恶！推原其故，总由倭仁自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后，种种推托所致。杨廷熙此折，如系倭仁授义，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即未与闻，而党援门户之风，从此而开，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该大学士与国家休戚相关，不应坚执己见，著于假满后，即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任，会同该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济时艰，毋蹈处士虚声，有负朝廷恩遇。至杨廷熙草莽无知，当此求言之际，朝廷宽大，姑不深责。恭亲王、宝鋆请将杨廷熙所奏十条派大臣核议，并请将该王大臣及现任各大臣均暂开总理衙门差使听候查办，自系为杨廷熙折内有专擅挟持等语。当此时事多艰，该王大臣等不避嫌怨，力任其难，岂可顾恤浮言，稍涉推诿，所请著毋庸议。钦此。
这道措辞极其严厉的明发上谕实质是慈禧对此次大辩论的一个总结。她态度鲜明地站在奕等洋务派一方，痛诋了倭仁等顽固派。自此，这场大辩论画了个句号。
六月十二日（7月13日）慈禧又发一上谕：
倭仁奏病未痊愈，请开缺调理一折。倭仁不必给假，一俟气体可支，即以大学士在弘德殿行走。其余一切差使均著无庸管理。
翁同龢记此事道：“为之额手。”总算饶了这个老夫子，不让他到他最讨厌的总理衙门同洋鬼子打交道了。
这场大辩论洋务派在慈禧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天文算学馆开设了。但因浮言四起，正途出身的投考者很少。一省只有一二人愿意报考的，一旦报考，“遂为同乡、同列所不齿”。两个多月，正途与监生杂项人员共报名98人，五月二十日考试实到者72人，尚有26人未到，考取30人。九月十五日最后确定31人，正式开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