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须插一笔。十月初九日（11月11日）慈禧以同治帝名义发一上谕，强调“两宫皇太后亲裁一切政务”，即皇权归慈禧独揽。此谕全文如下：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现在一切政务均蒙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决，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惟缮拟谕旨仍应作为朕意宣示中外。自宜钦遵慈训，嗣后议政王、军机大臣缮拟谕旨，著仍书朕字。将此通谕中外知之。钦此。
这就是说，由议政王、军机大臣秉承两宫皇太后旨意缮拟的谕旨，应书写朕字，表明是以同治帝的名义公布的。但是谕旨颁布的决定权是两宫皇太后，实则是慈禧。这一点，京内外大臣们必须完全明了。皇权独揽，不得旁落。慈禧在掌权的初期就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一点。
由于慈禧的一再呼唤，很快有了回声。
十月十一日（11月13日）给事中孙楫奏进明臣张居正等所辑《帝鉴图说》一书。慈禧认为：“（张居正等）详加披览，于指陈规戒，绘图辑说，切实显豁，不无裨益。著将该给事中原书留览，此系博采兼收之意。” 也许是为了增强可读性、趣味性，使皇帝能愈看愈爱看，便编了一本专门给皇帝阅读的带插图的《帝鉴图说》，张居正可谓用心良苦。这本书给文化不高的慈禧和慈安及世事不知的小皇帝同治看，还是很合适的。
十月十四日（11月16日）掌江南道监察御史徐启文便上一奏折。他提了三点建议，一是将列圣实录、宝训择其简明切要者，恭纂一编。另外把汉唐以来母后临朝各事实，择其可法可戒者，不假修饰，据史直书，汇为一册，恭录进呈。这两部书，可由大臣们于平时“隔帘侍讲”。二是为同治帝选伴读。这要在近支诸王子弟中简派数人，更番侍读。三是一再提醒皇太后对王公大臣既要重用，又要节制，以免造成咸丰帝末年的不可挽回的局面。
对徐启文的这三点建议，慈禧颇为赏识。第二天，即十月十五日（11月17日）慈禧即以同治帝名义连发两道上谕，指示迅速办理。
第一道上谕是《谕内阁奉太后懿旨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垂帘事迹汇纂进呈》。全文如下：“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朕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列祖、列宗丰功伟烈，振古铄今，载在实录、宝训，炳若日星，向由内阁每日恭进，奉为成宪。朕以冲龄践祚，尤应朝夕循诵，以为法守。著仍照旧帝，分日恭进，用资讲习。至现在内外庶政，均赖两宫皇太后躬亲裁定，并承慈命，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前史垂帘事迹，著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等择其可为法戒者，据史直书，简明注释，汇为一册，恭呈慈览。该大学士、总裁、翰林等于汇纂成书后，均著交议政王、军机大臣覆看，再行缮写进呈。钦此。” 慈禧指示将两部书合编为一部，主要是供她“慈览”的。
这部书很快便编成了。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五日（1862年4月23日）礼部右侍郎张之万等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前史垂帘事迹择其事为法戒者简明注释，汇成一册，慈禧在满意中特赐名为《治平宝鉴》 。这部书慈禧十分看重，她以后经常听大臣们进讲，从中学到了相当多的封建阶级的统治术。
同治元年四月二日（1862年4月30日）河南学政景其濬奏进《历代君鉴》，慈禧也十分高兴，下旨：“景其濬所进《历代君鉴》足资考镜，著留览。”
第二道谕旨是《谕内阁著议政王军机大臣实力劻襄勿避小嫌》 。肯定了徐启文所奏“恐以敬畏太甚，或近趋承，不为无见”。一再强调议政王、军机大臣等不要心怀顾忌，“于时事阙失。均宜直言无隐”。慈禧鼓励大臣们敢于直言，勇于建言。她知道，这对于巩固其统治地位是有益的。
除以上两道谕旨外，慈禧又发了第三道谕旨，为同治帝加派师傅，并指定伴读。同治元年二月二日（1862年3月2日）上谕，恭亲王奕奉慈禧命保举皇帝的师傅，除翰林院编修李鸿藻前蒙咸丰帝指为师傅外，特简礼部尚书前大学士祁寯藻、管理工部事务前大学士翁心存、工部尚书倭仁为师傅，因为他们“均属老成端谨，学问优长” 。这样，祁寯离藻、翁心存、倭仁和李鸿藻四位在弘德殿授皇帝汉文。
满文师傅是另外三位。咸丰帝原指派的礼部尚书倭什珲布任总谙达，礼部左侍郎伊精阿在上书房行走，著再添派兵部尚书爰仁，这三位均命在弘德殿教习满文。
以惠亲王绵瑜辈分最尊，品行端正，著在弘德殿常川照料，专司督责。惠亲王之子奕详为同治帝的伴读。
“恭亲王谊属贤亲，公忠弼亮，素为皇帝所敬重。现当就学之初，尤资夹辅之力。所有皇帝读书课程，及弘德殿一切事务，均著总司稽查，用收实效。” 同一天又奉懿旨：“蒙古语言文学，及骑射等事，皇帝亦应兼肄，著派御前大臣等随时教习。” 这第三道谕旨可以理解为引申地采纳了徐启文的第二项建议。
这三道谕旨的颁布表明了慈禧在柄政之初确实是想要听取对她有益的谏言的。
此外，慈禧在施政初期屡次降诏要求节俭度日。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初十日，即在政变后的第十天，慈禧降懿旨：“矧值四方多故，物力维艰，岂复容以宫闱器用耗天下之财力，此项金银器皿除典礼攸关必应添制外，其余各项并著该管大臣详核办理，日后遇有此等事件该管大臣等宜各仰体此意，以力行节俭为要。” 慈禧强调厉行节俭，宫中添制金银器皿要有节制。
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22日）慈禧、慈安又发懿旨：“金八件著改用黄铜镀金，舆轿什件等项，著改用铁鋄银，缩扇旗纛金顶著改用黄铜，以昭节俭。” 关于此事，《翁同龢日记》载：“两宫皇太后谕：所有金八件除已改银镀金外，其舆轿什物即改用铁镀金，以昭节俭。” 可见，慈禧的做法已引起大臣们的注意。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一日两宫皇太后又发一懿旨，对庶吉士散馆考试被选为一等一名的严辰一卷提出批评，认为他的试卷中的“女中尧舜”等句是“过事颂扬”，是“不求实际，专事揄扬，于人品学术颇有关系，此风断不可长”。命将严辰改为一等末名，而把原拟一等二名的王珊改为一等一名。并告诫：“讲求切实，毋事虚浮，以期拔取真才，用副敦崇实学之至意。” 这说明慈禧在执政初期是比较注意个人的形象的，对过多的颂扬她是持防备态度的。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五日（1862年5月23日）举行大典，恭上母后皇太后徽号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徽号为慈禧皇太后。 本来在咸丰十一年九月初一日（1861年10月4日）大学士桂良等已遵旨恭拟两宫皇太后徽号，即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 但因政变而没有实行。直到半年后，政局已基本稳定了，才举行典礼，开始实行。本书提前使用是习惯称谓。
第六、褫议政王
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恭亲王奕照常入值进见两宫皇太后。慈禧拿出一件奏折严肃地对奕说：
“有人劾汝！”
奕一愣，用眼扫了一眼奏折，不以为然地问：
“是谁上的奏折？”
慈禧非常不满意奕的傲慢态度，不情愿地答道：
“蔡寿祺！”
奕脱口而出：
“蔡寿祺非好人！”并要逮问蔡寿祺。
两宫皇太后一看奕毫无承认错误的意思，立刻大怒，当即斥退奕。然后避开以奕为首席军机大臣的军机处，单独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
慈禧哭哭啼啼地说：
“王植党擅权，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
诸大臣看到太后盛怒，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面面相觑，胆战心惊，不敢答话。
慈禧反复开导说：
“诸臣当念先帝，无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
老僵持着也不是办法。周祖培老谋深算，磕着头说：
“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
把球轻轻地推了回去。
慈禧不依不饶：
“若然，何用汝曹为？他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
周祖培略一沉吟，找到了一个缓兵之计，他答道：
“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纠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治之。”
这时慈禧才让他们退下。各位大臣已汗流浃背了。
蔡寿祺何许人也？他是江西德化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入京，中式后服官京曹，并曾在胜保营中稽核军务。他出京后，先后到成都、重庆，但官运不佳。直到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才钦奉署日讲官之命。因在宫内，听说慈禧不满意恭亲王奕，“平时蔡御史闻之，疏劾王贪恣” 。在弹劾奕之前，他先上了一道洋洋万言的封奏，痛陈时政，并指斥湘军人物，以为政治试探。看看没受到申斥，又听到宫内的传言，为博取敢言之誉，他便上疏弹劾奕，“一举成为天下皆知之人” 。他是个投机取巧、苟且钻营的人。
原来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年3月30日）日讲起居官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贪墨、骄盈、揽权、徇私之弊。
贪墨是指奕收受贿赂，任用私人。“近来竟有贪庸误事因挟重赀而内赝重任者，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夙昔谙练军务通达吏治之员，反皆弃置不用。”
骄盈是指奕居功自傲，群相粉饰。“自金陵克复后，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氛尚炽，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城之肃清，附近疆臣咸膺懋赏，户兵诸部胥被褒荣，居功不疑，群相粉饰。”
揽权是指奕打击谏官，杜塞言路。他说，遇有空缺，“部曹每得善地，谏臣均放边疆，虽会逢其适，而事若有心。至截取一途，部曹每多用繁，御史则多改简，以故谏官人人自危”。
徇私是指奕偏袒左右，庇护部下。他认为奕袒护总理衙门，“总理通商衙门保奏更优，并有各衙不得援以为例之语”。
在弹劾奕的罪状之后，蔡寿祺向慈禧建白：“臣愚以为议政王若于此时引为己过，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多任劳成，参赞密勿，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庥。” 这是声言叫奕交出手中的权力，回家颐养天年。怂恿慈禧罢免奕，剥夺他的一切权力。
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等不敢迟延，于三月初六日齐集内阁开会。他们把蔡寿祺召到内阁追供。大臣们极为慎重，按奏折弹劾多款，逐项询问，令其据实逐一答复，并亲写供纸。但蔡供实无据。他所指斥的四条罪状，只在贪墨一条上，指出薛焕、刘蓉二人，但还是风闻，不是亲见。其余三条，除奏折上说的含混其词的话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这就说明蔡的上疏纯属毫无根据的诬告。然而，倭仁等都是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老臣，他们还摸不清慈禧的底牌，因此，他们的奏折在措辞上便留有很大的回旋余地：“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臣等伏思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
他们猜测两宫太后是想适当地“裁减”奕的一些事权。
初七日，他们递上了覆奏。不料，慈禧根本没看他们的奏折，而是拿出了她自己亲笔书写的谕旨给他们看。这完全出乎意料，也使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慈禧手书的罢免奕的朱谕，虽错别字连篇，但文字尚通顺。由于她平时亲阅奏折，因而掌握了上谕的一般用语和通用格式。慈禧朱谕如下：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诸）多取巧，满是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这哪里是裁减事权，分明是一撸到底。大臣们面色惶然，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反复无常、性情乖戾的铁女人慈禧的真意何在，不敢贸然行事，天怒难犯啊！周祖培感到朱谕太片面了，又不敢多说，只是建议加上“议政之初，尚属勤慎”八个字。慈禧想了想，觉得加上八个字无关宏旨，便欣然同意了。然后，马上厉声说道：“此诏即由内阁速行之，不必由军机！”她深悉军机处是奕的班底，因而绕开军机处，直接交由内阁办理。由此可见，盛怒之下的慈禧在处理同她合作多年的奕上态度之决绝，行动之专断。
慈禧的手书朱谕，经周祖培略加润色、点染，便交由内阁明发下来。这个朱谕在《翁同龢日记》和《晚清宫廷实纪》里作了全文记载。除上述内容外，关于军机处交代“著责成该大臣等共矢公忠，尽心筹办”，关于总理衙门则“责令文祥等和衷共济，妥协办理”，至于“以后召见、引见等事项，著派惇亲王、醇郡王、钟郡王、孚郡王四人轮流带领”。这就是说，慈禧把罢免奕后形成的政治真空都作了相应的弥补。朱谕发下去了，一场风波似乎就这样平息了。
不料，上谕发下的第二天，即初八日，却又起波澜。惇亲王奕不听邪，即上一疏，表示了同两宫太后不同的意见：“自古帝王举措一秉至公，进一人而用之无二，退一人而亦必有确据，方行摈斥；今恭亲王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臣愚昧之见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
惇亲王奕是道光帝第五子，在现存的几位王子中，他排行第一，地位较崇。他性情豪爽，直言敢谏，平时不大过问政事。但在黜陟奕的这个重大问题上，他却上了一疏，明确表示不同意两宫，尤其是慈禧的处治。慈禧对他的上疏不能不格外重视。
当天，两宫太后便召见了孚郡王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令他们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道，于明日到内阁开会。将惇亲王的疏和蔡寿祺的折都发到会议，让他们讨论。并谕令文祥等到内阁去传达今天两宫太后新的懿旨。这个懿旨说了一些对奕有利的话。因此当天都城内盛传两宫太后“天怒已回，眷顾未替，宫中且多言恭王将复辅政矣”。看起来，事情似乎往有利于奕的方面转化。
但是问题不那么简单。初九日，两宫太后又变卦了。她们召见了倭仁、周祖培、瑞常、朱凤标、万青黎、基溥、吴廷栋、王发桂等八大臣。慈禧对八大臣怒道：“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对奕在用人方面百般挑剔：“即如载龄人材岂任尚书者乎？而王必予之。”同时对奕上疏为奕说情，也极为不满，挖苦地说：“惇王今为疏争，前年在热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为我平治之。”这里明确地表示出对奕的处分是不可更改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