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谣言不会不传到咸丰帝的耳朵里。在热河的鲁莽的惇亲王奕就对咸丰帝说道：“恭王要造反了！” 肃顺集团也不会不进谗言。这样，本有嫌隙的奕奕两兄弟之间的隔膜愈益加深了。奕当然听到了这些谣言，作为政治家，他开始是不予理睬，想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忠心。后来谣言太盛了，他也不得不做些剖白。咸丰十一年五月十日（1861年6月17日），奕奏道：“迨至大局甫定，而局外者未免谣诼纷来。近来人情好为事后议论，往往如此，虽委曲之隐，固不必求谅于人言，而专擅之讥，则不敢不预防于众口。” 字里行间渗透着难言之苦衷。既不能把谣言挑明，又要表示出自己的忠心。奕委实是不容易的。
为了探视咸丰帝的病情，也为了打破肃顺集团对咸丰帝的包围，奕屡次奏请亲赴热河行在。但咸丰帝此时对奕已经抱有较深的偏见，不想见他。文宗奕在他的奏折上朱批道：“去秋别后，时思握手而谈。惟朕近日身体违和，红痰（即吐血，时肺病已严重）有时而见。见面时回思往事，岂能无感于怀，实于病体未宜。” 这是恽宝惠根据前人的口述所作的回忆，没有说明时间。王闿运的另一记载可互为参证：“八[七]月初，王具奏请省视，帝疾笃，已不能坐起，强起倚枕，手批王奏曰：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其猜防如此。” 他们说的大概是一回事。咸丰帝对奕怀有很深的猜忌心理，因此连见都不愿见了。
朝野上下都知道咸丰帝病情严重，已不久于人世。因此，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在思考着一个问题，即咸丰帝一旦宾天，将采取怎样的政治格局才能稳定人心。敏感的朝臣们从六岁的载淳联想到了他的先祖六岁的顺治帝。皇太极无疾而崩后，就是他的第九位皇子福临继位，是谓顺治帝，而由他的叔辈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睿亲王多尔衮任辅政王的。
他们由此而想到了恭亲王奕。由奕任辅政王不是很合适吗？一是奕是咸丰帝的同父异母弟。他们从小在一起读书，而且咸丰帝就是奕的生母抚养成人的。在现有诸王中，不仅他们的血缘关系最近，而且先帝道光对他们也是最为器重的，一匣二谕便是明证。二是奕有从政经验，且政声很好。他胸有韬略，善于用人，敢于任事，贤明豁达，是不可多得的相才。三是奕娴于外交。与英法谈判虽然签订了屈辱的和约，但终使英法侵略军撤退，把国家从危难之中解救出来，其功不可没。因此，京城内外、朝野上下几乎都以为恭亲王奕堪当辅政之重任，对他寄予满腔的期望，“多拥附之” ，都集中在他的周围。但是，出乎意料，遗诏下来，顾命八位王大臣，竟然没有恭亲王奕。这简直不可思议。更有甚者，肃顺集团又借幼帝载淳的名义发下上谕，命奕等“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 。连恭理丧仪也把奕排斥在最高领导层之外，既借以贬低奕的政治威信，并割断奕同两宫皇太后的联系，以便从中控制。与此相对照，反而命载垣等的心腹吏部尚书陈孚恩前往热河奔丧。一抑一扬，爱谁恨谁，十分明显。京内外的高官显宦们对咸丰帝的遗诏大失所望，极为不满。
这真的是咸丰帝的遗诏吗？人们不由得不发出正当的疑问。当时任户部郎中，为周祖培和潘祖荫座上客，以诗句名于时的李慈铭在日记里写道：“大行末命懿亲，如惠邸之尊属，恭邸之重任，皆不得与聆玉几之言，受付金瓯之证，中外骇惑，谓非圣意。” 这是一位政治观察家对当时朝野上下听到遗诏后反映的真实写照。咸丰帝的遗诏，有两人没有提及，人们不能理解。第一是惠亲王绵愉。他是嘉庆帝的第五子，道光帝的五弟，是咸丰帝的王叔，辈分最尊，所谓“惠邸之尊属”；第二是恭亲王奕。他身担重任。其功甚伟，人所共见。这两位重要的亲王没有亲自聆听到咸丰帝的遗言，没有列入顾命八位王大臣之中，使京内外的满汉官员们“骇惑”，他们产生种种疑虑，“谓非圣意”，认为肯定不是咸丰帝的本意。李慈铭的记载很有代表性，反映了当时京内外文武大员对咸丰帝遗诏的普遍的抵触心理。这种抵触心理事实上成为辛酉政变的成功的内在动因。
恭亲王奕并没有因为自己被排斥在顾命八大臣之外而灰心丧气。他是个有远大政治抱负，并懂韬晦之策的政治人物。他在密切地注视着热河方面的政治动向，他想了解热河方面的一切情况，尤其是与自己没有正面接触，但却利害攸关的两宫皇太后的真实想法。
稗史记载，正当此时，由两宫太后派来的密使悄悄地抵达北京，传来了两宫太后密召奕速赴热河行在的手谕。
这位密使是谁呢？有三种说法。
第一说是太监安德海。《慈禧外纪》记道：“太后有一太监，名安德海，最为信任，每日遽信于恭王，能直达都中无碍者，皆安之力也。” 这个记载含混不清，是说安德海每天亲自赴北京送信，还是他派人每天往北京送信呢？原意似乎是安本人“每日遽信于恭王”。这是办不到的。热河距北京600余里，加急驿递的谕旨也需一日左右方可送达。一个太监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同时，清代祖制家法极严，不准太监干预政事。两宫太后刚刚涉足政坛，也不会为自己找麻烦。此书是两位外国人所写。有些说法是得自传闻。恽宝惠说：“当不至借一内监安德海传递信息；且亦从未闻有此一说，所记不知何据。”
第二说是侍卫恒起。《晚清宫廷实纪》记道：“因以密旨传侍卫恒起赍京授慈安弟广科，令其问计于王。王正久希用事，遂不惜违反家法及文宗委任辅政禁遏牝朝之旨，欣然同意。适王再奏请赴行在谒梓宫，得允，遂即日起程。” 吴相湘是现代清史学者，采用此说似应有可靠的依据。但他并没说明出处。这就不能使人信服。当时两宫太后处在肃顺集团的包围之中，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视。单派一侍卫怀揣密旨进京是极为冒险的举动。以懿贵妃的机巧，她不应这么做的。
第三说是醇郡王奕。《祺祥故事》记道：两宫太后召见醇王，“王既对，孝贞诉如前。醇王言：‘此非恭王不办。’后即令往召恭王。醇王受命，驰还京，三日，与恭王至。军机前辈也，至则递牌入。谒梓宫，因见后，后诉如前。” 台湾清史学者庄练用商讨的口吻说：“如果王闿运《祺祥故事》所记不差，则慈禧因为顾命八人发生政争而召来恭王谋行政变，此往召之人，即是恭王之弟醇郡王奕了。” 也认为是奕进京往召恭王的。其实，《祺祥故事》的此段记载，疑窦颇多。600里之遥醇王三日往返是不可能的。恭王和他用一天半的时间由京城至热河也不近情理。同时，《热河密札》第七札所记八月一日恭王到达热河 ，没有提到恭王和醇王一起来。《热河密札》也从未提到醇王赴京这件任何人也瞒不过的大事。而且，自醇王随咸丰帝到达热河后，醇王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热河。王闿运虽是肃顺的高级幕僚，又是肃顺器重的有见解有知识的“通儒”，且是当时人，照理说其所记应是可信的。然而，终因他当时不在热河，也不在北京，某些核心机密他也无从了解。他甚至把董无醇上疏这件人人皆知的事误记为高延祜，就是明证。当然关于高延祜上书，清史学家孟森认为确有其事，但《热河密札》的发现，使孟说不攻自破了。台湾的燕公撰《肃顺被杀和慈禧夺权考证》一文，认为“两宫令醇王赴京密召恭王三日而同至热河，决不可信” 。是有道理的。这说明醇郡王奕也不是密使。
综上三说，太监安德海、侍卫恒起和醇郡王奕，都不是密使。那么，谁是密使呢？派没派密使呢？我认为两宫太后根本没有向北京派密使。理由如次：
第一，没有必要派密使。两宫太后派密使的目的是为了让恭亲王奕尽快来热河，以便当面谋划铲除顾命八大臣的步骤和方法。两宫太后钤印旨准肃顺等代拟的于七月十七日发出的命变奕“无庸前赴行在”的谕令。她们知道，这是意在割断奕同她们的联系。据翁同龢日记载，这道谕旨于七月十九日到达北京。《翁文恭公日记》：“十九日……恭王以办夷务，豫王、周（祖培）、全（庆）以留京，均无庸前赴热河。” 奕见到这道谕旨，完全洞悉了肃顺们的真正意图。咸丰帝在时，肃顺可以利用咸丰帝的名义，挟天子以令诸侯，阻止奕赴行在。但现在咸丰帝已宾天，奕就不会俯首帖耳，听命于肃顺了。因此，他当即“奏请前赴热河叩谒梓宫”。大约二十一二日，即在咸丰帝死后四五天时，这道奏折已驰送到热河，两宫太后必然亲见，因此七月二十三日正式批准。这道谕旨于七月二十五日送达北京。《翁文恭公日记》二十六日记：“闻恭邸昨日奉旨，准赴热河叩谒梓宫。” 也就是说，在咸丰帝死后六天的二十三日（28日），两宫太后就已确切地知道奕会很快地到达热河。她们只要耐心地等待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冒险派什么密使。奕赴热河的目的是运用合法的手段、通过正当的渠道而达到的。能用公开、合法而安全的方法达到的目的，为什么要采取秘密、非法和冒险的手段呢?
第二，某些史料记载不同。固然某些稗史有派密使的记载，但一些其他史料却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如薛福成的《庸庵笔记》记道：“然恭亲王遂得于此时奔赴热河，叩谒梓宫。” 薛福成自称：“史料一类，涉笔谨严。”他曾任曾国藩的高级幕僚，对当时情况是了解的。他在笔记中没有两宫派密使的记载。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记道：“奕奏请面陈议和始末，拜折随赴行在。” 这里是说通过正当的渠道而赴行在的，也没有说派密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热河密札》。《热河密札》的前十一札是属于奕集团的在热河的军机章京密报热河情况的秘信。那里根本无一处提到两宫太后派密使的事。当然，就已发现的十二通密札来看，这些密札远非札文的全部。也许在未发现的札文里记有派密使的笔墨。但是，从现有的密札来看，从咸丰帝死到离热返京，热河行在的重大活动与核心机密都有所反映。像派密使这种事关大局的举动是不应没有反映的。反复读《密札》，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也只能认为两宫确实没有派过密使。
第三，密札代替了密使。从《热河密札》和《翁文恭公日记》来看，奕于八月一日（9月5日）抵达热河，八月七日（9月11日）离热返京，八月十二日（9月16日）到京。既然热河和北京之间没有频繁的密使往来，那么，恭王在到热河之前和离开热河之后的这段时间里，两宫太后和恭王是采用什么方法保持联系的呢?其实，联系方法很简单，就是通过密札。秘密的信函往返是他们互通情报的基本方法。
发信之地是方略馆，所用印封是方略馆公家印封。方略馆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档案馆。军机处的档案一律存放于方略馆。方略馆总裁必须是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一般均兼方略馆纂修。他们负责把国内军政大事分类纂辑成书。军机大臣等候召见，或吃饭休息都在方略馆。军机章京也在方略馆休息。这样，方略馆便成为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经常见面的地方。 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利用方略馆公家印封，在发公函的同时装进私信便成为热河和北京邮递往返的最佳通道。方略馆的信函传递是保密而且快速的，通过驿站传递。有这样一个保险而可靠的信息传递方式，就不必派密使了。可以说，密札代替了密使。
这种传递方式曾经引起肃顺党人的警觉。其中有一个被称作“伯克”的军机章京为了向肃顺党人献媚，想出了一个限制奕一派人利用方略馆印封进行联络的方法。《热河密札》第九札记道：“前日要稽查印封，不准人于方略馆发信。立印封簿，遇该班用若干，随时登记。他人皆不能遵，唯其独写而已。” 即在方略馆设立印封簿，用方略馆印封发信都必须登记，以便稽查。这显然是针对奕党人的。不过，这就触怒了除“伯克”类的军机章京外的所有军机章京，大家都不照办，只有他一人“独写而已”。这是一种不露声色、不着痕迹的反抗方式。因此，印封簿形同虚设，没能起到限制奕与两宫太后秘密联系的作用。
奕集团在热河的军机章京往往是在发公函的同时夹带私信，有时用套格密写法书写，只有收信人可读懂。如《热河密札》第六札：“家言内另有小函，系弟近作习套语，尚祈投到时透于与可，因中有关键也。” 这是说的密语，不大好懂。此函是署名守墨道人（？）的奕党人军机章京寄给北京的军机章京朱修伯的。他说“另有小函”，就是密报肃顺集团情况的情报信。因怕被人截获，用的是“习套语”，即套格法密信。告诉他把此信交给与可，这与可就是留京军机大臣、奕集团的文祥。由文祥再转交奕。因为信中谈到了关系重大的情报，即所谓“关键”。通过文祥把信转交奕是热河奕党人密报情况的必经之路，一般是不直交奕的。当时军机处的汉领班军机章京曹毓瑛就是用的这个方法。他把热河情况“以札驰告奕” 。由此，引起了“伯克”的注意，“伯克”“欲以此大功，超擢打拉密” 。打拉密是满语，领班军机章京之意。他同别人说：“查出私用印封，系革职罪名。” 他的目标就是“子建”。子建是曹毓瑛的代称。汉代诗人，曹植，字子建。“非意在子建而何” 。曹毓瑛是汉领班军机章京，伯克为了当领班，就设立印封簿，想查出曹毓瑛的过错，然后取而代之。其实，他的真实意图在于向肃顺集团邀功，以建非常之勋。
因之，两宫太后通过西太后之妹、醇王奕的福晋，把欲速见奕的想法告诉奕。奕再把这个信息转达给其亲信某军机章京。这位某军机章京用密札方式将此信息传递给在京的奕党人军机章京朱修伯，朱修伯转给文祥，文祥直秉奕。奕在赴热之前已完全了解了两宫太后的真实意图。
奕已作好了赴热一搏的思想准备。他决心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
第六、密谋政变
七月二十六日（8月31日），恭亲王奕怀着复杂的心情急切地踏上了北赴热河的行程。他昼夜兼程，马不停蹄，只用了四天的时间便到了热河。
八月一日（9月5日），晨曦微露，心事重重的奕风尘仆仆地赶到了行在。这一天，正是幼帝载淳为其宾天不久的父皇咸丰帝举行殷奠之礼的日子。奕顾不得休息，直扑祭礼的灵堂。他们分别近一年。奕见到的竟是亲哥哥的灵柩。他回忆起他们的手足参商之情，抑制不住满腔的悲伤，一下子扑倒在地，失声痛哭，“声彻殿陛” 。参加祭奠的人也都为之流下了热泪。自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咸丰帝死，真还没有看到一个人像恭亲王奕这么伤心，这么悲痛！
此时此刻，奕想到了什么呢？他怀着怎样的情愫呢？他也许想到了作为皇子的哥哥对他的挚爱，也许想到了作为皇帝的哥哥对他的信任，也许想到了被肃顺集团包围的哥哥对他的误解。他百感交集，痛不欲生。他既悲伤，又委屈。但奕是明理而宽厚的。他不恨他的哥哥，他恨那些包围他哥哥的群小。奕同咸丰帝毕竟是亲兄弟，虽然因封皇太后事产生嫌隙，但在危难之时咸丰帝又对他委以重任。奕对咸丰帝遗命固然不无遗憾，但他认为，这不是咸丰帝的本意，而是肃顺集团进谗言的结果。因此，在分别了近一载而见到的是离他而去的哥哥时，他怎能不大动感情，怎能不伏地痛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