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96第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有幸结识了《民生报》和《欧洲时报》总主笔及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社长陈晓林教授。
在8月30日博览会开幕的当天，陈教授便直奔我社摊位，提出欲就《慈禧大传》一书商谈版权贸易事宜。不巧，我因事耽搁尚未到场。当我从宾馆住地匆匆赶到会场时，陈教授正在耐心坐等，使我十分感动。交换名片后，我们便进行了亲密而坦诚的商谈。
本人既是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又是《慈禧大传》一书的作者，一身而二任，这就为商谈提供了可靠的前提。
从商谈中得知，陈教授对《慈禧大传》颇为稔熟，评价亦高，认为该书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是一部内容可信、笔法活泼的学术著作。真是受宠若惊。
话题多而杂，我们谈到了共同认识的人和双方了解的事，结果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在有的方面早已进行了成功的合作。
这似乎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
因为情况熟悉，心中有数，几乎没费什么周折，身为学者的两个一把手很快达成共识，当场便签署了版权贸易成交合同。
于是，这部书便呈献在台湾读者面前。
其实，《慈禧大传》出版后，承蒙读者雅爱，已先后再版三次，印到两万余册，销路一直看好。
史学界的同仁们对《慈禧大传》也倾注了热情。
事有凑巧，在1994年12月于福州马尾召开的“洋务运动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围绕慈禧的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慈禧的评价问题不期然成了会议的焦点话题。大会因势利导，当机立断地成立了慈禧讨论组。因《慈禧大传》已出版，我理所当然地被分到了慈禧组。
讨论会开始，落座环视一周，参加本组讨论的几乎清一色是晚清史研究的名流学者，如姜铎教授、贾熟村教授、苑书义教授、余明侠教授、林庆元教授和董方奎教授等。
他们在晚清史研究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都是颇有建树的专家。
与会者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就慈禧的是非功过问题展开了讨论，发言十分火爆，争先恐后，此起彼伏。
虽争论激烈，但仍心平气和。摆出了各种观点，不能也不必作一种结论。小组会后，专家们出于爱护，推举我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发言。那个发言是重申了在《慈禧大传》里我对慈禧的评价。
会后就有多位学者为《慈禧大传》撰写了书评。有姜铎教授的《用两点论评价慈禧——评徐彻著〈慈禧大传〉》（《史学月刊》1995年第三期）、余明侠教授的《一部真实反映晚清政局的最新佳作——读徐彻〈慈禧大传〉》（《清史研究》1995年第二期）、董方奎教授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慈禧大传〉》（《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三期）、董志正作家的《揭开垂帘露出真面——徐彻〈慈禧大传〉读后》（《社会科学辑刊》1995年第二期）等。
这些专家都对《慈禧大传》给予肯定评价。尤其是80岁高龄的晚清史学界前辈姜铎教授亲撰六千余字长篇书评，给晚辈以鼓励，更是令作者感铭不已。
与其说专家们对拙作感兴趣，不如说他们对慈禧其人的评价更感兴趣。
慈禧太后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
慈禧太后生于1835年，逝于1908年，活了74岁。她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立过同治帝载淳、光绪帝载湉和宣统帝溥仪三个小皇帝。在同治、光绪两朝，她又三次垂帘听政。
她在位48年，实际统治中国几达半个世纪。
慈禧太后所遇到的是中国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她所处的时代正是列强环伺、威逼蚕食中国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奋起抗争、走向世界的时代。
慈禧太后经历的晚清社会，几乎相当于整个中国近代史。她亲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筹备立宪等重大历史事件。
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疯狂焚毁圆明园；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大肆屠掠北京城。慈禧太后也都是亲历的。
慈禧太后是身处动荡时代的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于她，任何简单的评论都是失之偏颇的。研究晚清社会，研究中国近代史，如不重视对慈禧的研究，显然是不合适的。
有鉴于此，我便撰写了本书。
需要声明的是，笔者无意也不能为慈禧翻案。慈禧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笔者撰写本书，意在还慈禧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出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活的慈禧。
这是笔者的初衷。
此次拙作得以有幸与台湾读者见面，深感惶恐。期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徐彻
1996年11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