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密电门”（Cable Gate）已经开启，已经有10万人获得了加密格式的文件。如果我们遭遇不测，这些文件的关键部分将被公开。此外，多家新闻机构也获得了这些资料。历史将会胜利，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我们能否幸存，这取决于你们。
把知道的真相传播出去
2009年7月，阿桑奇曝光阿富汗战争机密文件之后，他密集对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经济学人》和《时代周刊》等媒体，大揭阿富汗战争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以下是他与《时代周刊》对话的主要内容：
《时代周刊》：有很多报纸已经把你的照片登在了头版头条，跟我说说，阿桑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阿桑奇：我是一个记者、出版商兼发明家。至于维基解密，那不过是我尝试创造的一个系统，目的是为了解决遍布全世界的新闻审查和告密制度。作为该组织的公开发言人，荣辱功过，都由我一个人来扛。
《时代周刊》：很多传媒将你描绘成罗宾汉的侠盗形象，甚至有报道说你从不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待上两天以上，你的生活方式到底是怎样的？
阿桑奇：其实这种说法将我的工作浪漫化了。我做的事情和战地记者差不多，每个国家都会去，有时候去寻求支援，有时候则是去追踪故事。大多数组织的领导做的都是后勤工作，我也一样。
《时代周刊》：你有总部吗？
阿桑奇：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总部，其中有四个地方，我个人觉得比较有保障。
《时代周刊》：你说的保障指的是什么？
阿桑奇：就是说有强大的政治支持。
《时代周刊》：很多报纸把你描绘成一位和平主义者。
阿桑奇：完全不是这样。我是一个极端好战的人。当然，如果能在战争中避免儿童和士兵们的死亡是最好不过了。现在我们更为关注的是看是否有滥杀无辜的情况发生，我们会将发生此类暴行的地点公布于众，号召公众对警察和政策制定人士进行调查，用以产生震慑效果，保证那些发生在过去的暴行已经诉诸正义，且将来类似的暴行不再发生。
《时代周刊》：但是你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过，很多这样的暴行不过是战争的一部分。
阿桑奇：当我们回顾一下关于越战和“二战”的描述时，就会发现，暴行总是一件跟着一件。这也就是为什么谈到战争时最好言简意赅。不管你的意图有多善良，战争都会使卷入其中的人腐坏堕落，战争也会破坏发生地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阿富汗就是当下最好的例子。
《时代周刊》：这么说你并不反对战争？
阿桑奇：如果一个被其他国家团团围住的国家却没有一支军队或安全部门的话，机会组织就会侵入并进行取代。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军事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怎么能支持一场不是以防卫为目的的战争呢？现在看起来，阿富汗战争正慢慢滑向这步境地。各方力量都深陷这处战争泥潭，不能动弹。
《时代周刊》：你相信完全透明的说法吗？政府和个人是不是该保留点秘密？或者说应该让所有真相大白于天下？
阿桑奇：当然，合法的保密是存在的。但有一个默认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同其他人相互交流信息。比如我打电话给我奶奶，政府就不能监听，我寄出去的邮件，政府也不能随便打开看，这就是默认的前提假设。还有一种群体假设，即我们能够和他人自由交谈，拥有相互交换各种信息的权利。这些假设都包含在健全的法律体系之中。以美国第一修正案的颁布为例，它就明令禁止国会制定限制演讲或出版自由的法律。并不是说国会就应该制定法律去保护媒体，但上述假设所承担的功能在于在立法之外可以自由地进行政治辩论和交换看法。关于这一点，导致宪法诞生的《联邦党人文集》和各种信息的交换就是最好的佐证，在对社会结构的理性认识越来越成熟以后，法律和立法机关也随之建立起来。信息的交流调节了政治和立法之间以及司法和警察行为之间的冲突。存有这样的前提假设十分重要，因为它保障了信息的交换不应受到管制，某些特殊而明确的情形则需另当别论。
《时代周刊》：但一名从阿富汗战地发回报告的士兵并不一定知道他在打印的是一份绝密情报啊，你是怎么看待他的泄密？在畅通的信息交换中难道他是个例外？
阿桑奇：士兵也许无权这样做。这取决于他从事的是否是合法行为。正因为他是士兵，所以我们才拷问他行为的合法性。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参战的美军之中，对战争不满的士兵越来越多。美国政府内部以及那些现场目睹事件发生的当事人之间都发生了分歧，这些人有发表异议的权利吗？或许有，也可能没有，可能某些人真的没有这样的权利，这不好说……但美国第一修正案写得很清楚，出版商有告诉人们真相的权利。
《时代周刊》：上一次，维基解密准备发布一段美军直升机血腥攻击的视频录像时，你说你是在格陵兰的某处“掩体”中完成了工作。那么这一次的准备工作是如何完成的？
阿桑奇：我们在《卫报》的办公室中也设置了一个类似的“掩体”，把《卫报》、《纽约时报》和《明镜周刊》三家媒体的记者都聚到那里。和冰岛的办公地点比起来，那里条件差了不少，不过我们还是完成了很多工作。
《时代周刊》：也有报告说，你怀疑自己被监视因而采取了一些措施。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阿桑奇：由于被监视，我们越来越关心安全问题。英国是一个实施严格监控的国家，但也很自由--喜欢监控并不意味着随便实施逮捕。出于防范监视的目的，恕我不能详细说明我们的安全措施，但在过去的两个月中，针对我们的监控活动的确有所升级。
《时代周刊》：怎么个升级法？能具体说说吗？
阿桑奇：对不起，现在还不能细说，因为这会暴露我们看到和没看到的。不只是怀疑，我们已经注意到很多实质性的动作。
《时代周刊》：你有没有被跟踪过？
阿桑奇：有。
《时代周刊》：知道对方是何许人吗？
阿桑奇：知道一点。
《时代周刊》：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吗？
阿桑奇：我们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是针对我们的，至少从1998年开始我们就掌握了相关证据。这种遭遇算是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冒犯了一些大银行或神秘组织，他们就会派私家侦探跟踪我们，国家情报机关也会对我们实施跟踪。
《时代周刊》：有些评论员说你是无政府主义者。
阿桑奇：哪家的评论员？
《时代周刊》：《每日邮报》？
阿桑奇：呵呵，想清楚了再说哦，《每日邮报》不过是家伦敦小报罢了。
《时代周刊》：你自己不这样认为吗？你只相信开放的政府，是吧？
阿桑奇：如果好人都得不到正确的消息，还谈什么良政？民主政治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物理学家会通过极端情境来理解某种现象。愚民的极端情形便是希望每个人明天就聋了、哑了、瞎了，就不能互相交流了，但这样的社会会马上崩溃--不管它是民主、君主还是独裁社会。如果我们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争取将可靠正确的信息最大化，我们就能产生更为成熟更为智能的政治架构，对社会中发生的各种行为作出相应的反应。
《时代周刊》：你是如何开始这份工作的？
阿桑奇：个人性格、特殊技能再加上一些机遇。从个性上说，我喜欢保护受害者，喜欢斗智。专业技能方面，早先我对密码学很有兴趣，于是成为了一名密码工程师，我主张言论自由。在澳大利亚，我是第一批言论自由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之一。维基解密的工作涉及保护人民、使用加密技术、从事政治和政策辩论以及制造一些有利于推动政府改革的消息，现在看来，我的综合技能在这些工作上都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时代周刊》：这种个性是如何形成的？
阿桑奇：大概是受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你们这些来自美国东海岸的人们总是觉得对一切事物的理解都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我就不这样看待问题。我觉得个性是遗传的，个性从小就摆在那儿，因为它是基因的“洗牌”--也许还有环境的因素--但就个人而言，我就是个父母基因的混合体。
《时代周刊》：你认为这些材料的公开会导致某些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吗？
阿桑奇：我们有信心。材料已经准备了七个月，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有15000份档案因为涉及保密需要复审，所以暂时没有发布。这种真相发布我们已经搞了四年，导致不少政体变革和政府倒台，但从来没有人因此而受到人身伤害。
《时代周刊》：政府倒台？
阿桑奇：肯尼亚政府。还有坦桑尼亚首相的停职。
《时代周刊》：坦桑尼亚？
阿桑奇：我们公布了一份贪污报告。
《时代周刊》：《每日邮报》说，只要公共信息落到你手中，你就会尽量将它扩大化，搞得人心惶惶，是不是这样的？
阿桑奇：简直是一派胡言。我们有一套“危害最小化”的标准政策流程。对于接受的材料实行一套明确无误的公共政策，我相信在传媒组织里我们是唯一一家这样做的。我们先对案子进行评估，然后才接手，我们不会别有用心地做事情。对爆料人要我们公布于众的材料，我们会相互沟通，这种危害最小化的评估流程也许会延迟发布时间。
《时代周刊》：后面计划发布的15000份报告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阿桑奇：有些可能具有爆炸性，它们是保密级别稍高的情报。这些报告都来自于告密者，平时很难看到，目的是为了排除异己。让人们相互告发的罪魁祸首是战争--战争对人有腐蚀性的影响。当敌人被告发以后，美军第二天就会踢开他家的大门，然后就是枪战。报告里记录的就是这些。
《时代周刊》：据说你出门在外的时候只带一台电脑、一个背包和换洗的袜子，真是这样的吗？
阿桑奇：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带的东西很多。因为材料涉及90000份报告，于是我们整合了一个强大的记者团队，他们都来自《纽约时报》、《明镜周刊》、《卫报》，还有维基解密，这个团队详细解读了2000份报告。绝大部分材料还需要相关的当事人、阿富汗难民、电脑程序员和统计专家进行审阅。我们号召普通民众都来访问维基解密网站，并把知道的真相传播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