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壬午三月初，周叔弢因家用不足，忍痛割爱明版书109种，求助于陈一甫（陈曾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理，与周家是同乡、世交，喜藏书，以收藏明刻白绵纸本为主），得款津币一万余元。他在藏书题识中曾记下这一经过，并有“去书之日，心中依依，不胜挥泪宫娥之感”。这时，北平书商王富晋从上海买到宋余仁仲万卷堂刻本《礼记注》，带来天津求售。周叔弢在1942年秋已得知上海来青阁贬价求售该书，曾托沪友王欣地许以沪币两万元向来青阁收购，后得复，该书已为王富晋以沪币1.2万元买去，心中怏怏不平，自叹与书无缘。今喜见该书之“字画流美，纸墨精良，洵宋刻之上驷，索价之高，更逾于来青阁”。但机会难再，好书难得，他毅然不再考虑价昂、不再顾及家用，急与王某成议，以津币一万元把书买下，约值当沪币五万元。他在书后跋语中写道：“昔人割庄易《汉书》之举，或尚不足以方余痴；而支硎山人钱物可得，书不可得，虽费当弗较之言，实可谓先获我心。”他在同年岁暮，又在购书册中记道：“卖书买书，其情可悯，幸《礼记》为我所得，差堪自慰。衣食不足，非所计及矣。”几句话记述了他爱书挚情和购书苦心。
周叔弢自己求书如渴、爱书如命，也能体会他人求书迫切心得，故能爱书及人、助人为乐。
他在1931年收藏到一部宋代建安务本书堂刊刻的《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后来听到傅增湘曾发愿搜藏这位四川先贤的宋版诗集，正缺少这个版本，他主动先借给傅看，后以此书和傅交换了三部明版书。傅深感“良友之嘉惠，明珠之见投”《藏园藏书题识》），特地邀集友好在藏园举行祭苏盛典，以示隆重，并感谢周叔弢的成人之美和成书之美。
20世纪30年代他从长子一良处得知燕京大学教授洪正校订刘知几《史通》，急需相关资料，便把所藏的校宋本黄氏《史通训故补》相赠。洪得书读后题识：“稍检阅，知其为过录卢文弨校本也，故可贵。”
40年代他从报章得知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在审判《水经注》赵戴公案，便将所藏戴氏自定抄本《水经注》相赠，并附函表示希望胡氏研究此本与李盛铎藏本关系如何。胡氏读后曾在此书题识：“周本是从东原在乾隆三十年写定本抄出的精抄本”，“周本抄写最精致可爱”，“这个周叔弢先生藏本也有特别胜处，李本所不及”。
1948年他得知故宫博物院发现宋汀州本《群经音辨》首末两卷及宋抚州本《左传》自卷三以下诸册。他写信给故宫博物院赵万里，把他旧藏的宋汀州本《群经音辨》中卷及宋抚州本《左传》卷一卷二两册捐赠给故宫博物院以凑成全书。并在致赵万里函中说：“此二本皆宋本上驷，然为剑合珠还计，不应再自秘惜......书之幸，亦暹之幸也。”他又在藏书题识中写下：“此二书纸墨精美，宋刻上乘，《群经音辨》犹毛氏旧装，所谓‘宣绫包角藏经笺’者宛在目前，然故宫所佚，得此即为完书，余岂忍私自珍秘，与书为分耶！去书之日，心意惘然，因记其端委于此。”
194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时，他听到当时存放在故宫博物院中的一部宋本《经典释文》中所佚缺的第七卷在某书商手中，该人扬言决不卖给国家图书馆后，马上找到该书商以重价买下，赠给故宫博物院，配成全书。
1963年春节前，周叔弢收到巢章甫赠送的民国间影印宋本《棠湖诗稿》，他曾写题识：“此书原刻极精美，余求之不得，章甫以影印本见赠，慰情聊胜于无。”原来是这样的：某年春节，他去古籍书店，无意中购得宋刻岳珂撰《棠湖诗稿》原本，大喜过望，陈之案头逾月。不料人民图书馆因无较好宋版书，也想收藏该书。古籍书店不得已派人来与周叔弢协商，周虽珍惜该书难得，但因“人民图书馆坚欲得之，余不应与馆争”，同意让与人民图书馆收藏。“去书之日，心意彷徨，若有所失”。
十年浩劫后，他在天津新华书店发现宋本《春秋繁露》一册，是北京图书馆藏书中所散失的一册。他急忙从中联系协商，终于使这本书回到北京图书馆凑成完璧。
周叔弢这些动人事迹，仅仅是他收藏书过程中一部分，反映出他为国家保存一批难以估计的文化财富，他的毫无私念的品质、热爱祖国的精神，令人心悦诚服，肃然起敬。
版本目录的见解
周叔弢几十年如一日，以“五好”标准煞费苦心地辛勤收集宋、元、明、清善本书籍以及活字本、手抄本、校勘本等古籍，据不完全统计，约达三万三千余册。他不仅收藏，而且大部分都亲自看过，因而在版本目录研究方面具有自己的见解。
周叔弢说，历来讲善本书的多推崇宋本，因为许多著作的宋本最接近原著，而宋本的刊刻艺术也是后世的模范。宋本书多由能书者写出后上版，可以当做艺术品来研究和欣赏。宋本书往往注明书版监督及雕造者姓名，又往往在书口下端标出刻工姓名，以明确责任攸归，不肯苟且从事。宋本往往用好纸，历代纪录甚多。如周密《志雅堂杂钞》记载权相贾似道的门客廖莹中所刻“诸书皆以抚州蓖钞清江纸、油烟墨印造，所开韩柳文尤精好”。明项元汁《蕉窗九录》记载“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元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明王世贞在宋刻《汉书》跋中说：“余生平所购周易、礼经、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三千余卷，皆宋本精绝，最后班、范二书尤为诸书之冠，桑皮纸白洁如玉，四旁宽广，字大者如钱，绝有欧、柳笔法，细书丝发肤致，墨色精绝。”
周叔弢说，元本也是历来被版本者所推崇的。元代刻书有它的特点：一，字体有欧、颜两体，笔意较宋刻本为软，又因赵松雪的书体盛行刻书也多仿其体。二，字体大致分精整、秀丽两类，行款有宽大疏朗（官本）和密行细字（坊本）两种。三，官刻本和家刻本纸白而厚，坊刻本纸黄而薄（竹纸）。四，书上多有牌记，有时并记年代。五，里口四周双边的较多。六，应用版画的范围较广，多在通俗书和小说、曲本中。七，多用简体俗字，不避讳。元代在印刷技术方面有极可注意的两件事：一，活字印刷术的改进。大德三年（1299年），王桢创造了木活字，他的《活字印造法》是最早最详细的讲活字印刷术的书。二，套版印刷术的发明。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今湖北江陵县）无闻和尚注《金刚经》，朱墨两色套印，经文红色，注文黑色，卷首有灵令图，也是套印的。
他说，明朝年代较近，保存下来的书籍较多。他指出刻印书籍的地点和种类有：一，官刻本。明内府刻书由司礼监掌管。司礼监地位很高，其为首的太监和宰相地位相等。司礼监下设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因为经厂由太监管理，过去不为世所重。但那里刻的书版阔，字体疏朗，纸墨莹洁，句读分明，以雕版艺术论颇为精美。明代官刻本中还有藩府本，就是宗室分封各地的藩王所刻的书。从这些书中也可以看到各地雕版印刷术的工艺水平。根据历史记载大约有二十几个藩府刻书。二，地方刻本。指各地，往往为府县刻本。三，书院刻本。四，私人刻本。嘉靖以前较少，后逐渐兴盛，以明末毛晋汲古阁最出名，但毛氏刻书虽多，刻版也精，而校勘草率，常为人所诟病。五，书坊刻本。明代书坊甚多，以地区而论，以苏州、杭州、徽州、福建为中心，金陵、吴兴为后起之秀。北京也有不少精刻本。有一些书坊世代相传，跨越元、明两代达一二百年，如建安虞氏务本书堂、建安余氏勤有堂等等。六，朱墨套印的书始于元代至元六年（1340年），至明代万历初（万历元年为1573年）。吴兴凌氏、闵氏开始朱墨二色发展为朱、红、蓝、黄四色，期间相隔约二百年。万历中《花史》，用木版印成彩色画，这是一大改进和创造。后来又发明了分色分版的彩色木刻，使彩色木版印刷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以后发展到了把彩色版画作为书籍的插图（用版画作插图，宋版书中已有，到了明代才大为盛行）。七，活字本。活字印刷自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昇发明用胶泥制活字后，经过250年，到元朝大德年间王桢在安徽旌德县创造了一套木活字，再过一百九十多年，到了明朝弘治年间才出现铜活字，首创的是江苏无锡华燧（会通馆），在弘治三年（1490年）印有《宋诸臣奏议》，弘治五年（1492年）印有《锦绣万花谷》。
周叔弢认为明版书有它的特殊风格，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从明初到弘治年间（1488—1505年）是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刻书沿袭元代风气，字多软体，有时是赵松雪体。版心黑口较多，四周双边也较多。此时印书多用棉纸（白色、黄色均有），用竹纸较少。正德、嘉靖两朝又是一个时期，这时复古之风甚盛，力仿宋刻。黑口变为白口，四周双边变为左右两边。字体方整，渐变为横平竖直，板滞，少生动之意。隆庆、万历以后，刻书更多，但字体更加死板。此时写刻又风行一时，但不能运刀如笔，大失神采。四周的单边的边框出现，印书多用竹纸，印工不甚讲究。明朝刻书既多，其中佳刻不少，大多是私人刻本。官本坊本校勘多不精审，脱误甚多。许多人刻书妄改书名，删节内容，失去原本面貌，是一大缺点。如把《诗话总黾》改为《诗总》，《大唐新语》改为《唐世说新语》，《释名》改为《逸雅》等等；大部头书如《格致丛书》、《宝颜堂秘笈》、《子汇》、《稗海》所取各书任意删节，使原书不成全书。另外，明人还好伪造古书以欺世人，万历以后更甚，故过去藏书家多不重视明本。黄荛圃跋《提刑洗冤录》说：“明人喜刻书而不肯守其旧，故所刻往往戾于古。”顾千里跋《广宏明集》说：“明中叶以后刻书，无不臆改。”又跋《蔡中郎集》说：“明人往往少学而好妄作，宜其无据也。”
近代藏书之风盛于明清，故多注重宋、元本。而周叔弢对清代刻书的独特评价则超出前人，对清末至民国的木版书精品也有品题。他说，清代刻书数量既多，质量也高，有许多特点。软体字刻本许多是名家手写上版，刻工运刀如笔，不失原意。这种刻本盛行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662—1795年），表现出高度熟练的技术。嘉庆朝多用宋体字刻书，方整中有生动之意，并不板滞，和明刻本有所不同。清代活字本有两大著作：（1）《图书集成》，雍正年间（1726年）铜活字印。（2）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乾隆年间（1774年）大活字印。除此两种之外还有泥活字，有李瑶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印的《金石例四种》和翟舍生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印的《泥版试印新编》，距宋庆历年间毕昇使用泥活字约八百年。影宋元刻本盛于嘉庆、道光时，这是受黄荛圃、顾千里的影响。道光以后影刻本很少。到了光绪、宣统以及民国刘士珩、徐乃昌、缪荃孙、吴昌绶、董康、陶湘等继起，稍振遗风，其中以董康的刻书纸印最精。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开花纸细腻洁白，是清代独有，嘉庆、道光后遂绝迹。清版画不及明代，但武英殿版多版画巨制，刀法明净，颇能写实，有一定水平。此外有肖云从《离骚图》、彩色套印《芥子园画传》。清初殿版书中有五色本，鲜艳悦目，但数量不多，民间则无出色套印书。
历代藏书家除注重刻本外，对手抄本和校勘本也多重视。周叔弢在收藏古籍时也很注重有名人手迹的抄、校本。他说，抄本书有几种形式：一，未刻的手稿本（包括原稿、清稿）。二，所依据的刻本已失传或是罕见书的抄本。三，著名学者的手抄本。四，学者或藏书家请人抄写的抄本。五，影宋、元旧刻的抄本。六，书坊为贩卖而传抄的抄本。明代这类的抄本很多，并多是卷页多的书。宋、元时代抄本书传世极少，流传下来的有《洪范政鉴》，是宋代淳熙十三年（1186年）宋内府抄本，白麻纸、朱丝栏；《宝剑丛编》仅存卷一卷二；《存悔斋集》，元至正五年（1345年）俞桢手抄本；《简斋诗外集》，黑格抄本。明清抄本传世较多，且有学者亲自手抄的抄本。其中毛氏汲古阁除普通抄本外，以影宋元抄本最精美，字体整齐中带生动，纸墨莹洁，仅逊真迹一等，藏书家重之，堪与宋元本比美。抄本的可贵，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原书未刻过，或刻过而不完全；抄本依据的是古本，原刻过但流传少或已失传；有的抄本出自名人手笔，有艺术价值；抄本内容与传艺刻本有异同可供校勘之用；抄本书的真伪须从笔迹和图章来辨别。明代抄本多用棉纸，黑格抄本明代较少。嘉靖后蓝格、红格抄本日多。正德、弘治年间抄本无格者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