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则记载，将瞿、任二先生的学术友情跃然纸上：一个发愤撰写志书提要，一个发愿尽出所藏志书，任其研讨，居津时供其饮食，相处异地时，邮书外借，并承担邮资、纸墨及抄写人的费用。二人何以如此精诚合作呢？他们共同的思想境界是“深知方志之有裨于史学”，通过对方志这一民族文化遗产之整理，“以渐为改造吾国之指导”（瞿宣颖《方志考稿（甲集）序》）。这种合作和友谊多么崇高，多么有意义！
《方志考稿》是瞿先生根据任氏天春园所藏河北、辽宁等八省各类志书六百余种所作提要集，每志录其书名、卷数，述其纂修年月与纂修者姓名，该地旧志沿革、本志类目体例，然后评其得失，尤注重所包含的特殊史料，如《（乾隆）丰润县志》提要有云：“杂记篇举县之特产及工业如桃花碱、丰胰、麦笠、煤窑、浭酒颇多事实，较他志之敷衍具文抑远胜矣。”《（光绪）曲阳县志》提要有云：其“工艺传所载杨琼以雕石之工为元世祖所赏，两都宫殿石工出其手者不胜枚举，且与王氏同业世婚，实为今日定州石工所自昉。两姓事迹亦载《王氏追远碑》及《杨琼神道碑》”。类似这样的揭示，至今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尤其应特别提出的是，瞿先生书稿完成以后，任凤苞先生慨然出资，以“天春书社”的名义交京津印书局铅印行世，总发行处即是瞿先生的“北平黄米胡同八号瞿宅”和任先生的“天津法租界三十五号路七十八号任宅”。其“著作所有权”处钤有“天春园”朱方篆印。可见这部《方志考稿（甲集）》完全是在任凤苞先生的鼎力襄助下完成的，它既是我国第一部方志提要目录，也是第一部私家方志提要目录。
四、任人借读，嘉惠学林，慷慨捐公，功德无量
在我国藏书史上有两类私人藏书家，一类是藏书为自己，至多为子孙，一旦拥有珍本秘籍，更是奇货可居，秘不示人，所谓“深锁嫏嬛饱蠹鱼”是也。更有甚者，将借书与他人，视作“不孝”行为。这是一种封闭型的私家藏书；另一类藏书家却豁达大度，自读之外，供人借读传抄，以为“天下好书当与天下人共读之”，到了晚年将藏书传与好书者，或者捐为公藏，这是一种开放型的私家藏书。任凤苞先生即属于后者。
任先生竭尽一生精力，收藏那么多高质量的志书，每有学人借阅传抄，他从不吝惜，他以为“藏书不如读书，一人读不如合同方者读之”。除了上述全力襄助瞿宣颖先生撰写《方志考稿（甲集）》外，我们还可举出以下事例。
著名方志学家张国淦先生在《方志考稿（甲集）序》中写道：“予之纂《中国古方志考》也，频年驿寄数百帙相假，从不稍厌，即孤本断编，亦无吝焉。他人有乞借者亦若是，近如北平图书馆，远至滇、黔省志局，凡有所求靡不应。”
这段话表明：一是张先生所纂的《中国古方志考》一书，得力于任氏天春园藏志的无偿提供资料。该书遍考秦汉至元代我国各类志书，计两千二百余种，凡见于史籍记载者一一照录，并加以考证。于存世者列其类目、序例、跋文；于今亡佚不存而见于他籍转载者，辑出佚文，标明出处。这是对我国元代以前古志的一次系统总结和研究。该书初于1935年至1936年《禹贡》半月刊杂志连续刊载，解放后又经作者修订，并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为专著。二是张先生之外，他人有求，不论公家（如北平图书馆、云南和贵州省通志局），抑或私人，莫不慨然应允，且不论普通本还是珍善本志书。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抗战期间执教于天津工商学院（今天津外国语学院校址），他一面从教，一面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并且撰成第一部天津历史地理考订专著《天津聚落之起源》（1945年天津工商学院铅印本）。侯先生这部专著，同样得助于任氏天春园藏志。他说：“故实之探求，聚书为难，幸得任振采先生、金息侯（梁）慨然以藏书惠借，嘉惠后学，最可感激。况天春园方志收罗之富，士林同仰，余何幸也，得览其珍藏于指掌之间，窥其秘籍于离乱之世，真所谓因缘有自，虽强求而不可得者矣。”当时任先生藏书为防止日军侵扰，不存于家而庋藏别处，每次有借，任先生则不顾年高亲自从别处取来，送至侯先生住处。侯先生记道：“唯其庋藏在外，余不忍老年前辈为余一再奔波，任老先生每次取书，辄持舍下，于心实不有安——自注。”（侯仁之《天津聚落之起源序》）
著名明史学者谢国桢先生30年代执教于南开大学，也曾得任氏天春园藏志之助，他在《天春园方志目序》中写道：“余嗜志乘，与‘天春’有同好之雅，主人知余好书，邮书相假，凡数百种。若明《（嘉靖）南畿志》、《（隆庆）云南通志》、《（万历）镇江府志》、《（万历）徐州志》，皆海内孤本、罕见秘籍，即如吾鄂《（康熙）武昌府志》、《（康熙）景陵县志》、《（乾隆）汉阳府志》、《（道光）天门县志》等书，在余多年求之而不可得者，今皆得寓目。”
以上可见任凤苞先生与学界人士的友谊多么深厚，他的天春园藏志，对于推动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起过多么巨大的作用。
任氏天春园藏志以数量大、质量精而享誉海内外，同时也引起海内外人士的倾心。旧中国国势衰弱，社会动乱，战火频仍，要想保存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诚属不易，任先生曾为之颇费苦心。30年代中，美国人扬言愿出重金悉数收购天春园藏志，遭任先生严辞拒绝。日军占领天津，其势更为嚣张，对于任先生藏志觊觎甚久。然而任先生既不为名利所动，也不惧怕胁迫威逼，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把全部藏志存放在中南银行三楼银库中，直到抗战胜利，终得保全，这是任先生之大幸，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之大幸。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接着新中国成立，灾难深重的祖国终于迎来了春天，任先生和他的天春园藏志也迎来了春天。面对新中国社会稳定，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任先生激动不已，积极参加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并当选为天津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同时，他慎重地考虑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藏志归宿，在著名古籍收藏家周叔弢先生将七百多种宋元珍本悉数举赠北京图书馆的影响下，也毅然于1953年将天春园藏志全部捐献给天津市人民政府，藏于天津市人民图书馆（今天津图书馆），他这种化私为公，嘉惠后人的崇高精神，得到政府的嘉奖。天津馆在其藏志上钤有“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任氏天春园捐赠图书之章”朱长方篆印，永志纪念。
今天，任先生的藏志完好地保存在天津图书馆，不仅前来查阅的本市和外省市各单位和个人络绎不绝，而且还接待相当数量的海外异域学人。我们可以告慰任先生于九泉之下：他一生的精力和心血，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他的天春园藏志在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下，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中外文化友好交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藏志将传之久远，他的名字和精神也将传之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