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进行表决，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联合提出的提案。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会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它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根据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这项提案通过以后立即成为联合国大会的正式决议。
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席位，挫败了反华势力在联合国排挤中国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打击了美国在国际组织的霸权地位；反映了世界上人心的向背，反映了中国随着国力的提高国际地位的上升。
21.“一条线”、“一大片”战略
1973年2月，毛泽东在同来访的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即“一大片”），以抗衡霸权主义和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1974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强调了这一战略思想。
“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提出的背景是：①苏联的扩张和中、苏关系的恶化使得中国政府将苏联视为自身安全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珍宝岛武装冲突、苏联构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和扬言准备打击中国核基地等都强化了这一认识。②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会轻易发生。美国出于对付苏联的考虑，急于拉中国，中国应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必要时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③“文革”对外交的冲突使得中国外交陷入困境。中央开始调整外交决策机构，恢复正常的外交工作，力图摆脱“文革”外交，扩展外交局面。
毛泽东“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思想的主旨，是要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东到西建立一条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同更多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如果说“一边倒”的外交决策使新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的话，那么“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对于建立国际斗争新格局，促进完成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改善中国的国际环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2.中、日建交的背景
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时代背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一直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所突破。中日建交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
①民间外交的发展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控制下，长期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1952年，日本政府在美国的促压下，同台湾当局缔结所谓“和平条约”，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制造“两个中国”，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中国积极以各种形式加强两国人民的联系。随着中、日民间往来的扩大，中、日友好在日本已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国民运动。在民间外交的推动下，日本政府也对开展中、日贸易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②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971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互设联络处。中、美关系的改善给了日本强大的冲击，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日本当政领导人迅速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性。③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日本国内产生重大影响。④美、苏关系缓和，签订《美苏相互关系原则》，推动了整体国际形势的缓和。
23.中、日建交三原则
中国就实现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提出三条基本原则：①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荒谬主张。②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③“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24.光华寮问题
光华寮位于日本京都市，原为二战期间京都大学为中国留学生的学生宿舍。日本战败后，台湾当局驻日代表团买下该房产，后台“驻日使馆”同原房主签订买卖合同并于1961年6月以“中华民国”名义进行了房产登记。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驻日使馆和驻大阪总领馆对该寮一直给予经常性的监督指导，中国政府还拨专款对光华寮予以修缮。京都地方法院先是认定由于中、日邦交正常化，光华寮所有权归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大阪高等法院裁判称台湾当局为“被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决定受理“中华民国”的上诉并将此案退回到京都地方法院重审。京都地方法院重新判决，判定我爱国华侨方面败诉。华侨方面遂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光华寮问题不是一般的民事诉讼，而是事关中国政府合法权益，涉及中、日两国关系基本原则的政治案件。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以司法裁判的形式公开制造“两个中国”，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突破了两国政府关于日、台关系只能维持民间和地方性往来的谅解。
25.中、日建交
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角荣首相表示，“要尽快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把其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邦交正常化三原则。
8月12日，中国宣布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偕大平正芳外相来中国访问。中、日就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协议。9月29日，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自该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由此实现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宣布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1974年8月12日，中、日双方经过长期谈判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条约中，日方终于接受中方关于载明“反霸条款”的重要主张。这是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及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的政治基础。
26.《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定因“反霸条款”拖延下来。1976年，福田赳夫出任首相，鉴于美国亚洲战略的转变和苏联威胁的增加，把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作为对外方针之一。中、日两国经过共同努力，在1978年8月12日，由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和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①缔约双方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②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缔约双方表明，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③缔约双方将本着睦邻友好、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④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⑤条约有效期为十年，十年以后，在宣布终止以前，将继续有效。中、日和约的签订，为两国长期稳定和和平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同时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27.三个世界理论
三个世界理论是毛泽东根据二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把世界划分为三个部分的理论。毛泽东这一思想萌芽于4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思想，雏形为6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外交战略，最终形成于70年代。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提出这一思想。“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那么多，也没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三个世界理论的含义是：①第一世界是指美国和苏联两个具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②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③第二世界，是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④超级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地位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第三世界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
三个世界理论的特点为：①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②指出了资本主义阵营明确分化；③对国际力量的分析方法发生变化，突出国家实力对比，淡化了意识形态因素；④该理论是对统一战线思想最为清晰的应用。
这一战略思想，对中国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加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国际地位；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发展对外关系，抵御来自苏联的威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在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同苏联关系进一步僵化，中国也承担了过重的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责任。
28.尼克松访华
1969年初，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后，美国经历了二战后最重大的外交政策调整。在尼克松实现其外交设想的过程中，打开对华关系是极为关键的一环。尼克松于1970年10月25日和27日，分别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晤，要求他们向中国转达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口信。中国欢迎尼克松政府谋求中、美接近和建立关系的信息。这样中、美之间就建立了“叶海亚渠道”和“齐奥塞斯库渠道”。
6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不失时机地调整了对美国的政策，同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一道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1971年4月的“乒乓外交”——邀请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队访问中国，表明中国作出解冻中、美关系的实际行动。
7月9日—11日，尼克松总统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华。1971年10月20日—26日，基辛格再次来访，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双方着重讨论了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将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草案。1971年1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又来到中国作最后的准备。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一次打破国际惯例、不同寻常的访问，是一个长期敌视中国的超级大国的元首访问。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正式开始。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标志着在政治上曾经长期尖锐对立的中、美两国从此走上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为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9.中美建交
《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然而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还相差甚远。尼克松政府尚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也没有给从台湾撤军规定期界限，这些都导致了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需要走一段艰难的行程。
1978年春，中国开始把工作的中心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上，迫切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也是促使美国重新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重要因素。卡特政府为了对付苏联，下决心实现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因此，中、美外交关系建立的根本原因是两国针对苏联的共同战略利益。两国从地缘政治利益出发，针对苏联的扩张，不失时机地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使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国内政策的调整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使其成为中、美建交的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