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莹
慢慢地通过了神庙，在堆积着小石子的道上，一家一家地望过去，“就在这里了”，顺着这声音，我们抬起头，却见着绿油油的“壁墙虎”在并不高大的小楼上爬满了。
“惊扰了！”开开了玻璃子的门，我们中的一个这么地说。
“谁呢？请进来吧。”是柔和的女子的声音，从里面轻轻地传了出来，接着虽然是已经那么的年迈了，但，在她花白了的头发上，在她的微微有着皱纹的脸上，却找出了年轻时代的使人喜爱的清丽的风姿。那么谦虚地，用着日本人特有的礼节，俯伏在清洁的草席上，和我们说着话。
“秋田先生在家吗？”
“呀，真是失礼了，刚刚出门了呢。”一张悲爱的脸，静静地，伏在地上这么地说着。
大伙儿微微地一怔。
“什么时候回来呢？”
“真是遗憾的很，要晚上呢。”
“请原谅，那么，我们晚上再来可好呢？”
“呵，失礼了。请晚上来吧。”
走出了小小的屋子，在四五步的距离中，还听见那柔和的声音，在深深地道着歉。
在满街的灯火辉煌中，第二次回到了这小屋子里的时候，迎着我们出来的却是秋田先生自己，深深地鞠着躬，一个头发全白了的、穿着和服的可爱的老者，在向我们带着了欣喜的笑容。
在外面脱去了鞋履，楼梯是狭狭的。我们停留在满堆着书籍的一个小楼上，在一个二寸高的小方桌前坐下了。秋田夫人匆忙地捧着一个小茶盒，请我们饮着那刚煮好了的浓茶。在靠窗的一个角落里，秋田先生谨慎而珍惜地，拣出了些照片和画册；一面详细地给我们解释那些可记念的事物，一面却带点怀旧的情绪似地凝视着窗外的天空。
傍晚时的窗外底天空，是十分静谧地，风微微地吹拂着。我们在一种极温静的，没有局促和些微的虚伪的酬酢中，开始了以下的谈话：
“除了俄国外，秋田先生可曾到过别的国度里去过吗？”
“没有去过，”他摇头。“从前爱罗先珂在北平时，曾经约好了到中国去的，那时没有去，以后有机会的话，想去看看的。”
“很想请先生告诉我们，在戏剧这方面，两年来趋向是怎样的呢？”我们把话题转到戏剧这面来了。
“日本的新剧运动，在政治的混乱下，是在停顿着的，没有进步的……”他颇为寂寞而严肃地说着：“在演出这方面大概可分两种——‘历史剧’和‘现代剧’。”
“那不同是在哪里呢？”
“两种都是以比较曲折的方法来表现着一切的——因为不能像从前一样的针锋相对了——历史剧，是取历史作题材，以进步的思想作内容，而反映现实的社会的。现代剧，是不直接的反映现代的政治，而以新的写实主义的方法，来描写复杂的社会现象的。”
“最近公演的《被斩的仙太》，先生可以说一点意见给我们听听么？”
“那就是属于历史剧的了，”他说：“时代是明治以前到明治为止，内容是对封建主义的革命。”
“关于演出后的批判呢？”
“有两种，一种说是正确的，一种说是不正确的，不过，村山知义氏却说它是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的。”
“关于旧的中国戏剧，和日本的有什么不同呢？”我们仍然追问着。
“大陆的人一般身体做戏很好，动作很大，岛国则不然；那原因是：中国土地广泛，语言复杂，必需以身体来补助语言的不足。日本土地狭小，语言统一，因此，身体做戏是比较少的。”
“先生现在是在写作些什么呢？”
“一个开篇，《生活五十年》在《文学界》上已经登了三期了，预备出单行本，还未出版。”
“以后预备写作些什么呢？”
“想多写一点东西，童话和小说，想到了就写的。但……”他温和地笑了，“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世界呢！”
在静静的谈话中，天已经全黑下来了，楼下的钟声已敲着九点了。当我们带着歉意地起身告辞的时候，秋田先生却很愿意我们告诉他一点关于“一·二八”时的事情，我们明白秋田先生是想从中国人的口里，听到一点中国民众被杀害的真正的事实的。当他听到“东方图书馆”及一切的文化机关，差不多全部都被毁了的时候，他叹息着说：
“日本的军阀是在发狂了！”
在殷勤地道别的声中，我们走出了秋田先生的家，澄澈的初秋的月，悬挂在青蓝的天空，踏着满是银樱树影的小石子道，一个思念在我们大家的脑里闪着了：
“人与人间的隔绝和鸿沟，不是国籍的，种族的，而是另外的一些不合理的事物，相信着，终有一天，文化的轮子会把这些给碾平了的！”
一九三四·十·三日于东京
载《现代》第6卷第1期（1934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