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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奚若教授的声望，在外国比在我们中国还要高，因为在外国，人家能够认识一个有才能的人，同时尊重一个有才能的人。
张奚若教授虽很少写文章，但知道他的人却还是很多。总理领导革命时，他便在长江下游奔走呼号，鼓吹革命。当时他讲话很激烈，所以长江下游的几个大城市的人都叫他“张大炮”。有位他的好友说他：“只要张先生认为是对的，张先生就敢说出来，即使说出来马上杀头，他也在所不惜！”
抗战胜利的前两年，不知谁给他加了一个国民参政员的职衔，他自己很觉莫名其妙，过了一个时期，国民参政会要开会，于是给他汇了一笔款，叫他买飞机票到重庆开会，他接到这款后，照他们的吩咐就如期到渝了，而且“如期报到，按时开会”据他说开幕的前一二天尽是“受训”，他心里就有些不耐烦，同时呢，他肚子里还有许多话要说——关于政治、军事、人民的贫困，乃至士兵待遇的低落等等——这些事有在他脑子里盘旋几年的，有刚刚投进他脑子里的，总之，他是感到“非吐出来不可”，而且他认为参政会，顾名思义，乃是将广泛的人民的意见提供政府，作为政府施政时的参考，“但事实上”，他说：“跟我想的完全不同！”
后来，所谓“训”受完后，他就起来讲了许多话，讲的尽是些事实，所以参政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没有不恨他的，并且嘘他，而且骂他，他非常气愤，他当时说：“这是参政会呀！为什么不让我说话？……既然不让我说话，那我……”当时他就离开会场。第三天他就乘中航机去了昆明。
第二年国民参政会又给他汇来了一笔钱，并通知他来开会。他根本没有理会那件事，后来银行就把那笔款原封退回了。
张奚若教授真有鲁迅先生所说的：“敢笑，敢怒，敢打，敢骂”的精神，联大的教授、同学没有一个不尊敬他、不佩服他的，而且他也对同学非常爱护，甚至像对自己的子弟一样，在学问方面，在作人方面，他都是那么诚恳的指导你。他讲话既幽默，又沉痛，像果戈里的作品一样，是一种“含泪的微笑”！
他是陕西人，但他却没有那些封建的乡土观念，现已六十多岁了，个子很小戴一付化学花边的近视镜，留一撮日本胡须。他在世界上的声望，跟拉斯基教授一样。现在北平清华大学，任该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载天津《大公报·大公园地》1948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