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而远
在剧作家之中，夏衍是多才多艺的。他除了写剧本外，报告小说、杂文、翻译、政论，什么都来，而且什么都来得。
夏衍的戏剧活动开始得很早。在一九二七到一九三○年间，在中国戏坛上，首先喊出新兴戏剧运动的，是“上海艺术剧社”，在该社内沈端先就是积极分子之一。那时候的沈端先，也就是现在的夏衍。
其时，不独在工作观点上是新的，“上海艺术剧社”在工作方式上也有新的做法。那时他们曾组织过移动剧队，到工人区域去演戏。当时参加工作的人，除夏衍外，还有郑伯奇、冯乃超、许幸之、杨邨人、沈西答和苏怡他们。
在戏剧工作之外，作式登台，写工厂包身工情形的夏衍的“报告”立即成了“报告文学”的示范作品。
夏衍是留日学生，同中国的许多作家一样，他现在做的都不是他原来学的，他是一个学工程的人，可是他没有做建高楼大厦、造路搭桥的工程师，却做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
夏衍的剧本，大部分人物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心防》中的坚直不拔的新闻记者和汉奸记者，《法西斯纸窗》里的医生，和最近在港印行的小说《春楼》里面的一群中年的青年的“政工人员”，都是。他懂得他们灵魂深处的强与弱，他分析、表现，而尤其重要的是鞭策他们。大概是因为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是如此的吧，所以在那里的人物多数是带点悲剧性的，又因此，那些剧本总是带着些凄惨的情调，如果说，曹禺真的懂戏，李健吾有漂亮的对话，夏衍则是以他的韵味见长的，你读完他的剧，看完他的戏，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你的心会自然而然有一股说不出的近乎一点觉醒，也近乎一点惆怅的滋味，前一点是因为他把你的精神打了好几鞭，后者是因为他使你照见了自己。
有一个时期，尤其是《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到它的停刊那一段时间，与其说夏衍是一个剧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新闻记者，因为那时他主持《救亡日报》的笔政，那些短小精悍的“社论”，几乎完全出于他的手笔。有时，连题目都是很精警的，我记得他被迫离开桂林的前一些时。他写过一篇《资产阶级无祖国》。这一篇文章也是作为罪状之一，使他由此出亡香港的，正是“新四军事件”发生后那不久的事。
香港沦陷后，一班文化人又回到桂林，可是那时候，他已失却了他的“新闻阵地”，他的作战，又改取了突击的形式，他写了不少杂文，那时的《野草》杂志，他就是与秦似、聂绀弩、宋云彬、孟超等所主持的。在桂林，他出了他的《此时此地集》及《长途》。
后来，跑了另一段“长途”，他到了重庆，他又与朋友组织了“中国剧艺社”集中了最好的演员，在“银社”等剧场演出“春寒”“芳草天涯”等许多戏。那时，他又重回新闻阵地，重庆的读者大概还记得有一个报纸的副刊上，每天有一篇叫做《司马牛杂感》的吧，那些短小、敏感、尖锐的东西，大部分就是夏衍写的。
三十四年胜利后他回到上海，他想恢复《救亡日报》，可是阻碍很多，没有成功。但后来他还是搞出了一个《建国日报》，他又在那上面写专稿《两极》，也是很尖锐的短文。
两年之后，夏衍又离开了上海，到了香港。这一次离开上海的情形，正和抗战期间离开桂林的情形差不多，这是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的遭遇的多次重复中的一次重复而已。之后，他曾去了半年新加坡，做的也是文化工作；去年下半他已经回到香港了。
夏衍是一个踏实而严肃的工作者，他作战的武器很多，剧作只是其中之一。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人活着就应该劳动，人劳动就不该单为自己。”
载天津《大公报·大公园地》1948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