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
我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是十几年前，在三马路古益轩菜馆里，这菜馆的闭歇恐怕将近十年了吧，然而说来奇怪，我却至今还记得这店名。自然，其中是有些原由的。那时候我还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要去会见一位新文化运动的斗士，却在名称起得这么“古色古香”——甚而至于还有一点“古怪”的菜馆里。在接到请柬的时候，不免想了一想。也许就因为这一想，我才把菜馆的名称记住，直到现在还不曾忘掉了。
否则，我想是没有这种记性的。
请柬，具名人是黎烈文，其时他正独办着申报的自由谈。自由谈并不是同人刊物，我不过偶而写些短稿，每月四、五篇，就这么作为彼此之间的成例。旧的一年过去了，为了让投稿者有机会欢叙一下，到了新正，编辑先生就自掏腰包，请起客来。但一面似乎为着郁达夫先生饯行。因为当天下午，他要回到杭州的风雨茅屋去。
那一天我到的不算迟，然而先我而在的已经有好几位，除了主人黎烈文外，其余便是鲁迅先生，钱杏邨先生，郁达夫先生夫妇。随后又来了曹聚仁，徐懋庸，胡风，陈子展诸先生，到得最迟的是林语堂伉俪俩，当他们夫唱妇随的走进来时，我们已经入席许久了。
鲁迅先生很健谈。见了我，他就笑着说：“你写文章，我替你挨骂。”接着他问我是不是姓唐，当我告诉他所用的是真名时，他就哈哈地笑着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这指的是他曾用唐侠这笔名。据解释，周唐何原出一系，所以他时而还署作何干或者何家幹。那天他穿的是黄灰色海军呢皮袍子，黑色橡皮底跑鞋，上半截是老人，下半截是青年，从服装看，是很不调和的，然而我必须修正自己的话，在他身上，这一切是太显调和了。
他是永远年轻的老人。
我开始觉得这个老人的可亲。他慈祥，然而果断；说话有重量，却无时不引人发笑。大家围坐一桌，就七嘴八舌的谈起来，从翻译谈到检查，从暴露文学谈到人肉馒头，从赛珍珠女士谈到黑旋风口里的“鸟官”。说话最多的是林语堂、陈子展、郁达夫三先生，而每次谈到一个问题，鲁迅先生终有他精辟的意见。我不明白他怎么能收藏着这么多的，逗人发笑，同时又引人深思的资料。
席半，仆役送上烟来，这就又触动了论语派名士语堂先生的话匣，不劝人不吸烟是他的信条，曾堂皇的公布在杂志上。这回碰到了烟不离嘴的鲁迅先生，他就问：“你一天吸几枝烟？”“这倒没有统计过，”鲁迅先生回答，“大概很多吧。你是不是替论语找材料？”“我准备广播一下。”“每个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真是吃力的工作。倘是我，就决计不干的！”
语堂先生不作声。话又扯到别处去了。主人替达夫先生斟酒，映霞女士竭力在阻止，说是近来达夫先生身体坏，尊重医生的嘱咐，不能喝酒的。子展先生问：“到底是太太的命令，还是医生的命令呢？”达夫先生摇摇头。
于是二位太太就比起管家的本领来。自然，达夫也在严管之列的。郁太太的是放任政策，林太太的是科学方法——在太太管教之下，吃饭，散步，写稿，都有一定的时候。
大家不约而同的朝语堂先生看。
语堂先生还是扯开去。他谈女人，谈贞操锁，谈雍正帝，谈旗人婚情，一直谈不完。
最后，主人说出主意来，要大家经常写稿子。
“你要是睡觉骂人的稿子，”鲁迅先生打趣地说，“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呢？”子展先生问。
“骂×××。”
“怎么骂法？”
“就这样骂骂。”
语堂先生接上说：“鲁迅骂的，终不坏。”
于是谈风又转到骂和批评上。鲁迅先生的所谓骂，其实是揭发时弊，美学形象的意思。和帮权式的随意糟骂别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郁太太映霞女士插嘴说：“周先生虽然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大家便都哄笑起来。
“鲁迅的儿子终不会忠厚的！”这是语堂先生的意见。
鲁迅先生笑着，一面自己解释：“是的，我的孩子他骂我。有一次，他（指海婴）严厉地质问我：‘爸爸！为什么你晚上不睡觉，白天却睡觉。’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了？’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倒真的没有方法对付他。”
大家又哄然笑起来。
在叙述这些故事的时候，鲁迅先生总饱含着爱意的笑，使人感到蕴藏在老人心头的爱。这爱是博大的。一直到后来，我听他讲“义子”的故事，讲学生的故事，以及骂别的许多青年的故事时，也总领会到同样的爱，反激起同样的感觉的。
载天津《大公报·时代青年》1947年1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