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时夏
四脚朝天，看你有何能干？
一耳偏听，到底不是东西！
这是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以后，湖南守旧派嘲笑陈宝箴熊希龄两人的谐联，把熊陈两个字拆开，倒很有趣。原来湖南的戊戌维护新运动，是官绅合办的，陈中丞代表官方，熊庶常代表绅方。这一运动，康梁是主要人物，康有为在北京，得到光绪帝的信任，所以北京闹得很凶；梁启超在湖南，得到陈中丞的信任，所以湖南也闹得很凶。梁先生为什么来到湖南的呢？据熊希龄《上陈中丞书》说：
延聘梁卓如为教习，发端于公度（黄遵宪时为湖南监法道。）观察，邹沅帆及龄与伯严（陈三立，陈中丞之子）皆赞成之。
梁先生来到湖南，主持时务学堂，做了总教习，同来的韩文举叶觉遇做了分教习，康派势力，一时极盛。而且全堂师生，互相标榜，不说“今日教学诸人，即是兴朝佐命；”即说“异日出任时艰，皆学堂十六龄之童子。”这真是要叫守旧派眼中生出火来的。何况时务学堂日记，课艺评语，南学会讲义，以及湘报，湘学报所刊之文章，都是守旧派目为邪说异端的康派议论呢！
自然，那些被目为邪说异端的议论，在三十多年以后的今日看来，不免平常，浅薄可笑，但在当日就不免觉得翻江倒海，石破天惊了！例如梁先生《评日记》云：
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王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
斥一切帝王为民贼，只承认其中有几个霸者，这不能不叫腐儒大吃一惊。又《评答问》云：
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
梁先生虽然还没有说出人民是这一铺子的大股东，可是他已经不承认向来腐儒所说的“君臣之义”了。又《评课艺》云：
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盖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辑成书，亦大观也。
梁先生倡言民权，发论颇多。又如《评日记》云：
公法欲取人之国，亦必其民心大顺，然后其国可为我有也，故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
又云：
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意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
梁先生要主张议会政治了。他倡民权议院之说，却不能不乞灵于什么五经六经，现在我们或许要笑他迂谬，但想到他在当时环境里，却又不能不原谅他的苦心了。他《评课艺》云：
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
不先变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笑也。
梁先生竟大胆的主张天子降尊，废拜跪之礼了。又《评日记》云：
中国萑苻甚炽，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衷无日矣。今日变政，所以必先改律例。
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
梁先生主张改法律，变衣服，这都是大胆之言，也都是要受湖南守旧派攻击的了。
说也奇怪，湖南人的气质，好走极端，从戊戌运动起，一直到现在，政治上每一变动，在对抗的两极端，总是湖南人做先锋。戊戌运动，站在维新派尖端的有谭嗣同熊希龄诸人；站在守旧派尖端的有叶德辉王益吾诸人。辛亥武昌起义，湖南首先响应，但第一个为满清死节的将官黄忠浩，也是湖南人。袁世凯称帝，筹安会领袖杨度，是湖南人，站在最前线讨袁的蔡锷，也是湖南人。
懂得了湖南人的气质，就懂得戊戌维新运动，梁任公在湖南，一面要受维新派的热烈欢迎，一面要受守旧派的拼命攻击了。
戊戌维新运动，梁任公在湖南讲学，引起思想界的轩然大波，即新旧两派的大冲突。究竟当日旧派攻击梁先生，怎样措词呢？
自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旧派的眼光中，梁任公是败坏湖南学风的罪魁，是邪说异端的恶魔。苏与翼教丛编序中说：
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张其师说，一时衣冠之伦，罔顾名义，奉为教宗。其言以康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主，而平等，民权，孔子纪年诸谬说辅之。伪六籍，灭圣经也；托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
这里宣布了梁任公在湘讲学的五大罪。又旧派的《湘省学约》里说：
自新会梁启超来湘，为学堂总教习，大张其师康有为之邪说，蛊惑湘人，无识之徒，翕然从之。其始随声附和，意在趋时，其后迷惑既深，心肠顿易。考其为说，或推尊摩西，主张民权。或效耶稣纪年，言素王改制。甚谓合极以保种，中国非中国，且有君民平等，君统太长等语，见于学堂评语，学会讲义，及湘报，湘学报者，不胜总指。似此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化日光天之下，魍魅横行，非吾学中之大患哉？
这里旧派骂梁任公：“化日光天之下，魍魅横行”，真是白昼见鬼！但在当时，他们是自以为骂得痛快的。现在我们从这类文章中，还可以看到梁任公在湖南讲学的影响之大！如岳麓书院学生宝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中云：
窃我省民风素朴，自去夏以前，固一安静世界也。自黄公度视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自徐观夫学使到，而多崇奉康学之人：自熊秉三庶常邀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尝与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一变。戴德诚樊锥唐才常易鼐等承其流风，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国之人心，翻亘古之学案，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说浸淫，观听迷惑。不解熊谭戴樊唐易诸人是何肺肝，必欲倾覆我邦家也！
一则曰“我省民心，顿为一变。”再则曰“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说浸淫，观听迷惑。”梁任公讲学的魔力真是不小！其实，当时这位思想界的新英雄，正是时势造成的，旧派又何尝不知？所以梁鼎芬与王祭《酒书》中说：
马关约定数年，又有胶州之事。四夷交侵，君奸放恣，于是崇奉邪教之康有为梁启超，乘机煽乱，昌言变教。
平心论之，当时满清政府，内政外交，无一是处。康梁昌言变法维新，改革政治，有什么罪过？可惜当时旧派不知，稍后知道了，已经没有办法，满清也就亡了！
梁任公体的文章也曾在湖南发生了大影响。当日《时务报》的文章，那个不欢喜读？便是旧派，亦无异词。但因梁任公到湖南讲学，湖南新派人物，也刊行了《湘学报》，《湘报》，这就遭了湖南旧派的大忌了。所以皮锡瑞《复叶德辉书》中说：
文人相轻，自古已然。湘人无乡谊，好自相攻击。见时务报则誉之，见湘学报则毁之，湘报訾议尤甚，湘人结习，本不足怪。
原来叶先生是攻击新派的旧派领袖，攻击了康梁一派的思想还不够，还要攻击康梁一派的文章。他致皮先生书中说：时文久为通人所诟病，通人多不能时文，高才博学坐是困于场屋，而揣摩之士乃捷足得之。然易之以策论，其弊等耳。不见今日之试卷，满纸只有起点压力热力等字乎？同一空谈，何不顾溺人之笑！
他攻击新文体的策论徒用新名词，也是空谈，和八股文一样。他又与友人书说：最可笑者，笔舌掉罄，自称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点。不思支那乃释氏之称唐士，起点乃舌人之解算文，论其语，则翻译而成词；按其文，则拚音而得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东施效颦，得毋为邻女窃笑耶？这也是攻击使用新名词的文章。又《湘省学约》中辨文体一条说：
朝廷以时文积弊太深，改试策论。然试场策论非有学术，能文章者主持之，其弊殆比时文更甚。观《湘报》所刻诸作，如热力、涨力、爱力、吸力、摄力、压力、支那、震旦、起点、成线、血轮、脑筋、灵魂、以太、黄种、白种、四万万人等字眼，摇笔即来，或者好为一切幽渺怪僻之言，阅不终篇，令人气逆。
可见三十多年前新派文人用新名词入文章，那是旧派文人最为痛恨的事。当时这种新文体流行湖南，可以说是梁任公带来的。徐学使居然用这种文章取士。难怪湖南一批由八股文出身的旧派文人又嫉妒又愤慨了。
梁任公曾经说他自己的文章，“笔端常带情感”，那是不错的。他是一个政论家，他的政论所以能够风行天下，笔端情感也是其中要素之一。他这种适于煽动的文章带到湖南，有一个贡生学得极像，这人叫做樊锥，邵阳人，在湘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最被旧派攻击的一篇，题为《开诚》，其中说道：
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也亦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沦肌浸髓，梏梦桎魂，酣嬉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逐于醉生魇死之地、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
这是痛骂两千多年来的愚民政策，思想颇有点不稳了。又说：
今宜上自百寮，下至群丑，俱如此类，纲罗净尽，聚之一室，幽而闭之，使其不见日月，不与覆载。
如此对付贪污腐败的官僚，何等彻底！他的议论更激烈了。又说：
是故愿吾皇操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极，虽有目前，一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税驾何所，蹑天无路，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
他这种主张，真是大胆。难怪旧派的人驳他道：“天子诏命，岂臣下所敢戏拟，况此等大逆无道之言乎！国典具在，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以蔽其辜。”他在文中又说：
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旧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
这种彻底的变法维新，当时怎么能够做得到？他却不能不如此主张。他是湖南的走极端的新派。他比梁任公的主张更彻底，他比梁任公的议论更激烈，他充分表现了湖南人走极端的特性。然而他是受梁任公影响最深的人。
说起来真可笑。“戊戌”前后，梁任公大新；“辛亥”前后，梁任公又旧了；“五四”前后，梁任公“跟著后生跑”，还赶不上；这一个伟大的时代真有点捉弄人。虽然，时代是一直向前的，人不站在时代之前，就落在时代之后，这又有什么稀奇呢！
载《申报·自由谈》1934年2月4—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