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上官均不愧心存平恕、持正守法的正直之士。经过反复考虑，他还是毅然上书宋神宗，要求秉公审理此案。在奏章中，上官均慷慨激昂地表示：“职在风宪，义当弹举，避嫌不言，退为身谋，则是臣不忠、不直，上负朝廷设官任使之意。”上官均建议神宗：司法断案应推崇的是“推见情实，不致冤滥”。
次日，上官均再次上书神宗，态度鲜明地指出：“大理、审刑，法令所系，所以持天下之平。若官司挟情轻重其手，此固人臣之所同嫉，朝廷之所宜深治也。”表达了对蔡确挟情断狱的不满。
在奏章中，上官均还坦率阐述了自己与被审的大理详断官窦莘等并非亲故，自己在乎的是要秉持一个法官的良心与断狱原则。对于疑难案件的审理，上官均认为，应该“参验彼此，以察其诚；虚心审听，以考其意；诚意所之，真伪斯得。若逆其疑似而不究其情，案其单辞而不参证左，则所疑者未必真，所治者未必有罪也”。事实上，这是在直接指斥蔡确的“逼胁穷治，不尽情状，或及无罪”。
虽然上官均的上书如重磅炮弹般切中要害，但在蔡确诡诈及恶意中伤之下，上官均反而被贬谪为光泽县令。但事实胜过雄辩，此案最终的结局是“莘等卒无罪”。因此，天下人都叹服上官均持正允平的做法，“天下服其持平”。
宋哲宗元祜（1086—1094）初年，上官均再次出任监察御史。经历了磨难与挫折后的上官均，仍旧痴心不改。因为在上官均的心目中，唯一的标准就是“法度唯是之从，无彼此之辨”。
当朝宰相蔡确的弟弟蔡硕盗取贷官钱以万计，该狱审理定案后，上官均上疏弹劾蔡确身为宰相，“挟邪挠法，当显正其罪，以励百官”。张璪、李清臣执政“俯首随和，碌碌固宠”。在上官均的弹劾下，都相继离任罢相。
◎故事感悟
上官均正是以毕生实践实现了他的理想与宗旨，他的持正守平颇值得后人肯定。
◎史海撷英
上官均的为官之道
上官均与叶祖洽同年中榜。应试时，吕大临、苏轼等人都评定上官均为第一名，但由于他策论诋毁王安石变法，被主考吕惠卿改为第二，而把叶祖洽列为第一。
开始时，上官均被授承务郎大理评事，朝中一些大臣认为他“经学通明”而推荐他，又被授以国子监直讲。后来，上官均又升任监察御史里行，以论蔡确用刑狱峻刻，为蔡确所嫉恨，降为光泽知县。
元祐元年（1086），上官均再任监察御史，在任期间政绩卓著。当时，有人用诗赋考试士子，罢黜经义，上官均力争仍以经义为主，并力主裁减冗官，广开言路，反对青苗法，时论评为敢言。当时，西夏正在进逼兰州，他建议朝廷治兵积粮，力图固守，既保兰州又固熙河防守。
◎文苑拾萃
题耿氏温清堂
宋·上官均
远山终日自清辉，缥缈乔林野气微。
秋菊已开陶令径，春风好舞老莱衣。
溪头钓艇资闲兴，松下归禽伴息机。
吟倚醉登堪自慰，不须怅望白云飞。
王衣用刑不刻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缴幸。——《中庸》
王衣（？—1134），字子裳，宋代济南历城人。王衣以门荫出仕，中明法科，历任深州、冀州法曹属官，入为大理寺评事、升寺正，后因得罪受宠幸的道士林灵素，被罢官。不久王衣成为陕西都转运司主管文字、详定敕令的官员，袭庆府（治今山东兖州）通判。后任濠州知州，未到任，召为刑部员外郎。
宋徽宗时期，道士林灵素极得徽宗宠幸，赐号“通真达灵先生”，借所谓的“天书”、“云篆”欺世惑众，在京恣横不悛，历时四年之久，都城人称之为“道学两府”。后来，林灵素竟想把佛教全部废掉，以逞私欲。
恰在此时，襄州僧人杜德宝为了表示对佛法的虔诚信仰而自毁肢体燃香。司法部门揣探林灵素的意旨和当时的政治风向，将杜德宝拘捕起来，奏闻皇帝以邀宠。
身为大理正的王衣审录此案卷后，批示道：依照法律，自毁肢体的处以杖刑而已。但是，林灵素恃宠求得皇上的亲笔御批，申饬杜德宝毁体燃香是伤风败俗、有害风教，所以加重处罚，处以流刑，发配边疆，并且停罢依法办事的王衣的官职。
王衣熟悉法律令文，是个不可多得的法律人才，而且并无过错，因而不久就恢复了祠禄，被任命为陕西都转运司主管文字，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通判袭庆府、知濠州。王衣还未上任，又被拜任刑部员外郎。
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武将苗傅、刘正彦等在“行在”杭州发动兵变，杀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及宦官海康履等，逼高宗传位于幼子寡，改建炎三年为明受元年，史称“苗刘之变”。而文臣吕颐浩、张浚，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也都纷纷起兵，拥高宗复帝位。在韩世忠俘获苗傅、刘正彦，举行献俘仪式时，数百辆槛车中都装满俘虏及其家属，准备先付大理狱关押，然后“尽尸诸市”。
正在这时，已升任大理少卿的王衣上奏说：这些人依律是可以判处死刑的，只不过其中的妇女有的可能是雇买或强行掳掠来的，这些人本心未必叛逆，而是被裹胁进来的，应该有所区别。
高宗听罢，矍然说道：“卿言极是，朕虑不及此也。”当即下诏，将苗傅、刘正彦妻子以外的家属都无罪释放。
在封建诉讼中，由于重口供、轻证据，一般情况下，给犯人定罪必须有口供。依照宋制，如果罪证确凿但犯人公然抗拒不招供，司法官可以依法动刑拷问，所以刑讯逼供是常事。尤其是宋末，由于限时勒招、催促结案，施用酷刑更倍于往昔。
素来跋扈无状的武将范琼因犯罪被送交大理寺，王衣奉诏命审讯时，范琼拒不认罪。面对罪证确凿的罪犯，王衣并未采用酷刑压服的手段，而是义正辞严地历数范琼罪状，如：在靖康围城中，范琼任京城四壁都巡检使，他逼迁皇帝，擅杀吴革，迎立张邦昌；苗刘之变中又与苗傅书信往来，不肯进兵讨伐等等。
在累累罪状面前，妄图狡赖蒙混过关的范琼不能不意识到自己罪孽深重，只得自称死罪，别无他言。王衣这才回过头来对下吏们说：“囚词服矣。”于是将范琼处死，而把他的亲属僚佐开释。
建炎四年（1130），王衣擢升大理卿。
当时担任龙德宫都监的王球，曾偷盗许多宫内宝玉器玩，一直没有被发现。此事败露后，法司奏报高宗。高宗非常恼怒，当即就要下诏将王球处死。
王衣听说这件事后，婉言劝谏道：王球固然应该杀头，但如果不是他及早将龙德宫宝玉器玩藏匿起来的话，现在早就被敌国金朝占有了，“何以复归国家乎”？
虽然王衣的理由近乎荒唐、滑稽，重的是情理而非律文，但毕竟避免了皇帝盛怒之下的滥杀。高宗听罢，果然转怒为喜，允许对王球宽刑，并按律令处理。
先前，百司遇有愆戾，就要交付大理寺追劾，“至三问取伏状，被劾者惧对，莫敢辩”。王衣针对这种弊端，上奏说：伏罪与申辩根本是两码事，如果所有被追劾的都要拿到认罪的供状，这是以威势胁迫的，不让被劾者自由申辩，不合乎法律的原意。因此，我请求被问过三次仍不承认罪名的，允许继续申辩。他的上奏理由充分、合乎人情，得到了高宗的批准。
王衣还参与详定一司敕令，删掉杂犯死罪47条，写成一书。高宗看后十分赞赏，夸奖王衣议法详明。
绍兴元年（1131），王衣暂摄刑部侍郎；四年，卒于家中。“质直和易，持法不阿，议者贤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