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十二年（616年）十月，瓦岗军在李密的领导下，攻占了荥阳（今郑州市），并在荥阳附近多次击败隋军，控制了河南的大部分郡县。大业十三年二月，瓦岗军进逼洛阳。大业十四年正月，瓦岗军又在洛水南大败隋军王世充部，围困洛阳。此时，窦建德率领的河北起义军也接连取得胜利，占领了河北的许多郡县。在江淮，杜伏威、辅公祏等也多次击败隋军，夺占高邮（今江苏高邮），进据历阳（今安徽和县），威胁江都。由此，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许多地方官吏豪强见状，也趁机起兵反隋，纷纷割据一方，其中以太原留守李渊部较为强大。他乘虚进军关中，夺占长安（今西安）。大业十四年三月，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等发动兵变，在江都缢杀隋炀帝，隋朝灭亡，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此后，唐军又利用农民起义军内部的矛盾，对其进行各个击破，隋末农民起义也最终以失败告终。
◎文苑拾萃
十八学士
唐玄宗开元时期，在上阳宫的食象亭，以张说、徐坚、贺知章、赵冬曦、冯朝隐、康子元、侯行果、韦述、敬会真、赵玄默、毋煚、吕向、咸廙业、李子钊、东方颢、陆去泰、余钦、孙季良为十八学士，命董萼画像，并记录了十八学士的姓名、表字、爵位、籍贯等。
富弼赈灾法传天下
◎鱼烂缘吞饵，蛾焦为扑灯。——宋·魏庆之
富弼（1004—1083年），字彦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天圣八年（1030年）以茂才异等科及第，历任知县﹑签书河阳（孟州，今河南孟县南）节度判官厅公事﹑通判绛州（今山西新绛）﹑郓州（今山东东平），召为开封府推官﹑知谏院。
水旱、蝗螟、饥疫等灾害，历代皆不能免，上古即有救荒之政，用以减灾安民。史书载，宋朝开国以后，其所以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振给之”。因此，有宋一代，在中国救荒史上留下了不少值得重视的经验。其中，北宋仁宗年间，富弼创行的赈灾法便是一个典型事例。
富弼少年笃学，有豁达大度之风。为举子时，即为范仲淹所赏识，被称为“王佐才”。其文章，被范仲淹推荐给曾任宰相的王曾和晏殊这两位名臣，也博得赞誉，后被晏殊择为女婿。仁宗时，复行制科取士。富弼受范仲淹启发，天圣八年（1030年）应制举试，以茂才异等中第，授将作监丞，任河南府长水县知县。其后，受李迪推荐，为签书河阳节度判官事。历任通判、开封府推官、知谏院、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等职，于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枢密副使。受宋仁宗之命，与范仲淹共同措置“庆历新政”。曾条陈当世之务十余条，又献上河北安边十三策，大略是以进贤臣退不肖，止侥幸去宿弊为本，主张淘汰冗审，澄清吏治。在主持新政期间，富弼以社稷自任，被支持新政的人称做是不世出的贤臣。但是，由于当时官场因循成风，“庆历新政”仅行一年即告失败。富弼为避谗言蜚语，而求为地方官，也想就此为国家和百姓办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最初，出为河北宣抚使，改知郓州。庆历（1041—1048年）末年，移知青州（今山东益都），兼京东路安抚使。在青州任上，适逢黄河决口于商胡地区，河朔地区洪水成灾，黄泛区百姓为避洪水，纷纷逃至京东路。如何安置、救济突然涌来的数十万难民，是对一向以济世安民为己任的富弼的一个严峻考验。按以往的惯例，不过是将灾民聚集于城廓之中，置几口大锅，煮些粥散发。那样做，对官府来说倒颇省事，而对灾民却很糟糕。灾民为领一碗粥，互相拥挤、践踏，常死于非命，不争抢者或排队数日也难得一勺粥，在可望而不可及的粥锅前也常有人饿死。再加上灾民集中在一起，极易流行瘟疫，幸免于饥者或死于病。名为救之，而实杀之。为改变以往救灾徒流于形式的弊端，富弼采取了几种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奏赈灾之实效。
首先是劝喻京东路所辖诸州百姓，捐献粮食，收得15万斛，又调拨官仓之粟，随流民所在处贮存，用以解决流民吃饭问题。
其次是动员所部“各因坊村，择寺庙及公私空舍，又因山崖为窟室，以处流离”。征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同时防止疾疫流行。
然后是调集前资官、待阙官、寄居官这些没有职事的人，临时给俸，命令他们到流民所聚之处，对流民进行统计，登记造册，籍其姓名、人口，发给契券，按时发放粮食、柴草，同时提供日常生活所需器物，使灾民免遭以往排队等候、拥挤践踏之罪。对参加救灾工作的官吏，与之相约，凡表现突出者，皆书其劳绩，由富弼代为奏请于朝廷，日后依次受赏。富弼每五日即派人慰劳救灾人员，众官吏见富弼“出于至诚”，因此“人人为尽力”。
富弼又下令，凡本路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为生计者，听任流民采取，当地公私人等不得禁止，使灾民得自救之便。
第二年夏季，麦熟之后，对流民各因其道里远近，给以钱、粮，资助还乡。
由于富弼措置得法，京东一路“凡活五十余万人，募而为兵者又万余人”。宋仁宗闻听此事后，即遣使者前来犒劳，并给富弼加官为礼部侍郎。面对这样的殊荣，富弼只是淡淡地说一句话：“救灾，守臣职也。”而对所加之官，则坚辞不受。
富弼任地方官的数年之间，以其突出的政绩，再次深获仁宗赏识，于至和二年（1055年）被任命为宰相。命出之日，“士大夫相庆于朝”。升任宰相之后，富弼“济世安民”的志向终于得以实现。他“以所在民力困弊，赋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视裁减”，“宽恤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贾、省刑狱”。而他先前的那些救灾经验，也因“立法简便周至”，被“天下传以为法”。
◎故事感悟
富弼的赈灾经验，为以后历朝的救灾提供了一个榜样，也足为那些畏流民如畏虎、视流民为寇仇的地方官引以为戒。
◎史海撷英
富弼拒赏
富弼任职期间，克己奉公，为官清正，颇有名声。《宋稗类钞品行》中有记载说，富弼在出任枢密使时，宋英宗赵曙刚刚即位。英宗上台后，便将其父仁宗皇帝的遗留器物都拿来赏赐给朝廷重臣。众臣叩谢领赏之后，都一起告退。而英宗却单独留下富弼，又额外赏赐他几件器物。富弼先是叩头谢恩，然后坚决推辞这份额外的赏赐。英宗有些不高兴，便轻描淡写地说：“这些东西又不值什么钱，你何必这样推辞呢！”富弼恳切地回答：“东西虽然很微薄，但关键是额外所赐。大臣接受额外的赏赐而不谢绝，万一将来皇上做出什么例外的事来，凭什么劝谏呢？”最终，富弼还是推辞掉了英宗的这份额外赏赐。
◎文苑拾萃
弼承索近诗复贶佳句辄次元韵奉和诗以语志不
（宋）富 弼
出入高车耀缙绅，从来天幸喜逢辰。
道孤常恐难逃悔，性拙徒能不失真。
风雨坐生无妄疾，林泉归作自由身。
岁寒未必输松柏，已见人间七十春。
毕仲游“虚张平粜”
◎趋利不顾害，祸患安可息？——宋·梅尧臣
毕仲游（1047—1121年），字公叔，郑州管城（今河南郑州）人。毕士安曾孙。初以父荫补为太庙斋郎，后与兄毕仲衍同举进士。历霍丘、柘城主簿，知罗山、长水县。哲宗元祐初，除军器监丞，改卫尉寺丞。
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救荒减灾历来为政治家们所重视，因此，历代积累了不少救荒的经验。北宋后期，毕仲游的“虚张平粜”就是其中之一。
毕仲游初以父荫补为太庙斋郎，但他并不满足于靠前辈余荫做官，决心以学业自致功名，后终于登进士第。神宗时，历任县主簿、县令、转运司干办公事等职。哲宗元祐（1086—1094年）初，除军器监丞，改卫尉寺丞。以学士院考试合格，除集贤校理，权太常博士。后出为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又历数职，改秘阁校理，知耀州（今陕西耀县）。
在知耀州任上，适逢大旱，遍野寸草不生。毕仲游以为，以往“郡县拯济多后时，力愈劳而民不救”。因此，他在百姓未遭饥馑之先，即着手做救灾的准备。他于州县境内四处张榜，晓示民众：州府将要大行赈施，并且将平价粜粮若千万石，故意大张其数额，用以劝喻百姓不要流移出境，当地百姓看了，皆欢然放心。不久，果然逐渐艰食。毕仲游乃出官粟以赈饥民，同时辅以平价粜粮。富室知官府有备，也相劝出粟助赈。结果所废官粟不足万石，继之以民粟，因而使耀州17.9万多乏食之人免遭饥饿、流移之苦，无一人外出逃荒。而邻州之民，则至流散殆尽。
当时，统管耀州的监司（转运司）不相信耀州逢大旱竟无一人流亡，乃故意于长安（今陕西西安）搜捕耀州人，抓到二人，即指为流民，遣送耀州。毕仲游亲自验问，此二人都是中富之民，是外出经商者而非流民，令监司再也无话可说。事后，又有一个因过犯被遣逐的州吏，跑到京城开封，告毕仲游救灾“倾困倒廪，军无见粮”，朝廷遣使者前往耀州按视。毕仲游上言自劾，请求赦属官，独领其责。后朝廷查明纯属诬告，不再追究，毕仲游治声由是愈显。
毕仲游“虚张平粜”，是他一生中的重要政绩之一。宣和三年（1121年）毕仲游逝世，陈恬铭其墓述及此事说：“先饥哺饲，忽如丰年，邻境尽逃，我无一奔”。至清康熙朝，官撰《渊鉴类函》一书时，仍将“虚张平粜”归入赈恤类，视为治世龟鉴。
◎故事感悟
毕仲游一生为民，为人民无私奉献，积善成德，让世人甘为钦佩，虽多次有人想寻其短，但终被事实所证明其名符其实为一贤官，被视为治世龟鉴。
◎史海撷英
“天下一人”
宋徽宗在未即位前，做了12年的太平天子，至少在他眼中天下是太平的。事实上，天下原本不应该是他的，但因为他的皇兄哲宗病逝时没有子嗣，徽宗才得以继承皇位。少年天子执政之初，还是颇有作为的，“朝廷应救济孤儿、老人、寡妇”，这是年轻的皇帝常说的话。在徽宗即位的最初四年里，他相继诏令设置或改善了“安济坊”、“居养院”、“慈幼局”、“漏泽园”等慈善和医疗机构。他还十分重视民间的医药卫生，并亲自撰写或主编医书，还曾多次诏命或派遣官员“访民疾苦”。可以说，宋徽宗在客观上还是很关心百姓疾苦的，而且也有相当的实际效果。
宋徽宗生于深宫之中，自幼长于妇人之手，因此虽然生性柔弱轻佻，但却也不失赤子之心。从幼年时起，他就在绘画和书法上显示出了卓越的才华。《北狩行录》中记载，徽宗“天资好学，经传无不究览，尤精于班史，下笔洒洒，有西汉之风”。《画鉴》中也有记载：“徽宗性嗜画，做花鸟、山石、人物，入妙品，做墨花、墨石，间有入神品者。历代帝王画者，至徽宗可谓尽意。”他的签名花押是“天下一人”，透露出了年轻帝王的踌躇满志与壮志豪情。
◎文苑拾萃
《西台集》
《西台集》是由宋代的毕仲游所著的一部作品，也是一部极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在这部作品当中，毕仲游的文学才华得到了尽致的展示。其行文议论有据，切情合理，笔锋舒畅，挥洒自如，游刃有余。《宋史》称：“仲游为文切于事理而有根柢，不为浮夸诡诞戏弄不庄之语。”苏轼对这部作品的评价略有保留，但也称毕仲游“学贯经史，才通世论，文章精丽，论议有余”。《四库全书提要》则赞许其说：“今观其著作，大都雄伟博辩，有余万万斛之致，于轼文轨辙最近。”
洪皓截留纲运
◎透得名利关，方是小歇处。——宋·罗大经
洪皓（1088—1155年），字光弼，饶州（今江西鄱阳县）人，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历台州宁海主簿，秀州录事参军。宋代词人。
自汉朝汲黯矫制开仓赈济灾民以来，历代常有效仿者。北宋末年，洪皓截留纲运之粮赈灾，即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洪皓年少时即气节慷慨，有经略四方的志向。政和五年（1115年），登进士第，授台州宁海县（今浙江宁海县）主簿。
在县主簿任上，适逢县令去任，由洪皓摄县令事。以往当地百姓甚苦赋税不均，洪皓乃令重新核定税额，规定凡家产物力100缗赋绢一匹。有一大姓王隆，过去添买了许多田亩，却不承担应纳赋税，其家旧日税额仅50匹。而贫弱之民，则常是产去税存。重新定税后，类似王隆的大户税额增3倍有余，4800多贫弱户的赋税得到蠲免。往日一县之宿弊，因而得以廓清。
其后，洪皓以功迁为宣教郎，调任秀州（今浙江嘉兴县）司录事。宣和六年（1124年）秋季，浙江地区大水成灾，田土十有八九皆遭水淹，流亡之民冗塞道路，而公家仓储空虚，秀州郡守对赈救灾民也束手无策。这时，洪皓主动向郡守请命，专门承担救灾的任务。正在犯愁的郡守，立刻应允了他的请求。于是，洪皓对秀州境内所存之粮悉行登记，留出一定数额，将其余的粮食运至城四周出卖，并且比市价降价五钱。同时，告诫米店不得囤积不售，每店发给一个青白旗作为售粮的标志。洪皓亲自巡行，随时检察，发现帜旗不售、降旗停售者，即行责罚。无钱购粮者，皆官给其食。利用城内废寺的空房安置流民，每室10人，男女异处，皆于手背涅一黑点，以防觳伪。又借用所掌发运名钱，赈济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