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战的危害很多，不仅消灭敌人少，而且导致将士疲劳轻敌，容易上敌人的当。不乱战必须不轻易出击，看准再行动。“贼来则与之决战，无庸轻出进攻，庶致贼而不为贼所致。”有把握就打，没有把握就守。又一次，张云兰和太平军相持几个月，太平军常常来骚扰，张坚守不出。后来他看准机会，一鼓作气，将几个垒的太平军全部消灭或赶跑。太平军的失败在于乱战，而张的胜利在于谨守。曾国藩对于驻防也很讲究，他认为防的面积不要太宽，要精。他认为：“兵勇之力，须常留其有余，乃能养其锐气。缩地约求，亦所以蓄气。”地盘太宽不好守，那就选几个重要的地方重点守。为了更好地“蓄气”，湘军制定了统一标准的扎营规则，从营地选择、城墙高度、壕沟深度、用木大小等等方面做了明确规范，湘军每到一处立即修挖墙壕，未成之前，不许休息，也不许搦战。
培养团队精神之法
曾国藩既懂得如何用气，更重视培养气，使军队保持常新之气。在养气上，他的总的思想是“瀹去旧气”、“重生新气”。“瀹去旧气”不仅是针对旧式军队的积习，更是针对自己军队存在的问题，时刻警惕，时刻改进。
重视将领的养气作用。优秀、杰出的将领是一军的灵魂、核心，是胜利的标志。曾国藩认为“行军之道，择将为先。得一将则全军振兴，失一将则士气消阻。”他在总结1844年秋冬作战的经验时，充分肯定了得将的重要性。那一阶段，湘军能够势如破竹，长驱直入，主要原因是陆军有塔齐布、罗泽南，水师有杨载福、彭玉麟这样优秀将领。他们是士卒的榜样，沿江老百姓也很尊敬他们。他们是统帅的重要助手，曾国藩很多重要决策，都是由他们提出的。罗泽南智勇双全，打武汉、打田家镇、打江西，他立下汗马功劳。1858年8月，他上书曾国藩指出，“东南大局，尤在武昌。”“必俟武昌克复后，大军全驻九江，东南大局乃有转机。”他自己亲率所部回师援救武昌，以取由上而下的建瓯之势，经罗泽兰等的力战，湖北局势好转，江西形势也发生相应的转变。罗泽南战死后，老湘营由李续宜、李续宾兄弟相继统领，他们发扬罗泽南的精神，成为湘军支柱。塔齐布是湘军的一员猛将，他所率领的湘军所向披靡。塔齐布死后，缺乏得力干将，所部作战力明显减弱。曾国藩按照才堪治民、不畏死、不急名利、耐辛苦等标准选拔将领，所选将领才干卓著、吃苦耐劳、能征善战，成为军队的核心，振奋了军气。
重视教育是养气的基本手段。曾国藩开创了军队开展政治思想教育的先河。他认为：
凡善将兵者，日日申诫将领，训练士卒。遇有战阵小挫，则于其将领责之戒之，甚者或杀之，或且泣且教，终日絮聒不休，正所以爱其部曲，保其本营之门面声名也。不善将兵者，不责本营之将弁，而妒他军之胜己，不求部下之自强，而但恭维上司，应酬朋辈，以要求名誉，则计更左矣。余对两弟絮聒不休，亦犹对将领且责且戒，且泣且教也。
有些人对教育不习惯，甚至于反感，曾国藩就写信去劝说，要求他们坚持不动摇。有的将领看见其他将领带兵打仗去了，心里痒痒地，也想一试身手，曾国藩告诫说，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训导士兵，不要管别人怎么做，做好自己的事情。他常常对曾国荃说，要他和士兵讲解儒家经典，以此提高士气。通过教育，湘军知识水平提高，军队士气提高，战斗力也得到提高。
铲除傲惰是养气的基本要求。曾国藩非常重视铲除军队中不良习气，他说：“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治军必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坚持“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做到不自是，不骄傲。他认为李元度的失败，源自内心的“自是”；要求手下诸将克服傲惰之情，做到勤勉、诚实、虚心。有一段时间，曾国荃和彭玉麟不和，达到不相容的地步。彭玉麟很不客气地批评曾国荃，说他的不是。曾国藩写信给彭玉麟，批评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严厉攻击九弟，他又没有得罪你。话虽这么说，他还是知道原因的。那就是曾国荃傲。他告诫曾国荃说：
弟军中诸将有骄气否？弟日内默省，傲气少平得几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愿写语苐交勉之。
一支军队久战沙场，骄气、傲气会自然产生，因此曾国藩常常反省，提醒追随者，克服这些不良习气的产生。要求为将者深察军队之气。他认为：
第善觇国者，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善觇军者亦然。似宜略为分别，其极无用者，或厚给途费遣之归里，或酌赁民房令住营外，不使军中有惰漫喧杂之象，庶为得宜。至顿兵城下为日太久，恐军气渐懈，如雨后已弛之弓，三日已腐之馔，而主者晏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
为了保证军队“沦去旧气”、“重生新气”，他一直坚持做到两大制度。一是强化经常性的训练。士兵训练经常化，每日操练两次，下雨天就在棚内比装子弹。经常性的刻苦训练，使湘军保持了顽强的战斗意志。二是强化制度保证。曾国藩将制度建设作为保持军气的措施，制定了多方面的制度，要求营官不骚扰百姓、不强掳民夫，强占民房；勤于训练，廉洁服众；要求巡捕、门印、签押不凌辱州县，不收受银礼，不引荐私人。有一次，他的一个门房在大门口向一个前来拜见的县令要小费，不给不让进。这一幕被曾国藩看到。第二天，他接见那位县令，要门房在旁边候着。曾国藩询问那位县令，门房私下收礼怎么处理。县里谈了处理的办法。最后，曾国藩说，我这里有这么一个门房，在我这里不合适了，你带去用吧。站在旁边的门房听了吓了一身冷汗，偷偷逃跑了。
团队精神的形成
曾国藩军气理论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哲学基础、文化背景与生活根源，他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新发展。其主要来源有四个方面：
一，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对自然形成的认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为，气是世界形成的最基本的元素。山海经记载，彭古开天辟地，将混沌劈开后，产生两种气体，一种是清气，一种是浊气。清气上升形成天；浊气下沉形成地。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它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是阴阳理论。乾为天，属于阳，坤为地，属于阴。阴阳互动，而生万物。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描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医学家将这种思想运用到看病、治病上，则形成了五运六气学说，六气是自然界的风、暑（热）、火、湿、燥、寒六种气候的总称，它是由阴阳运动而成。自然六气相对应于人体的六种基本物质：精、气、津、液、血、脉。根据气候的变化，古人确定：“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
”并且从气候变化的正常、太过、不及等方面来诊视人体的疾病，确定治疗方案。道家对气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自然之气，包括云气、风等，修道高妙的真人、神人可以驾驭云气而行。如他所描写的藐姑射山上的一个神人，他的肌肤像冰雪，绰约如处子，不吃五谷杂粮，呼吸风喝露水，乘驾云气，御使飞龙，游于四海之外。二是通过修炼可以达到的气功。庄子在他的著作中描写了一些类似气功状态的人，《齐物论》中的南郭子綦，他靠着桌子坐着的状态“荅焉似丧其耦”，就是一种物我两忘的气功状态。《应帝王》写列子带季咸见壶子。列子本来是壶子的学生，但是见到季咸后，对季咸深知人的死生、存亡、祸福、寿夭，非常佩服，对壶子的学识感到怀疑。四天内季咸见壶子四次，壶子依次显示“地文”、“天壤”、“太冲莫胜”、“未始出吾宗”四种气功状态，看上去像死、像生、像渊、像各种变化不定的状态，第四天季咸逃跑了。所以道家练气以庄子为宗。曾国藩作为一个理学大师，《周易》以及古代的阴阳哲学自然是涵蕴深刻的，至于道家思想，他也以之为用。
二，来源于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对气的认识。将“气”推而进入治军领域，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感性思维的伟大成就。气，最初是指士兵的勇气、士气。鲁庄公十年春天，齐国军队攻打鲁国，两国交战于长勺。一接仗，鲁庄公就要击鼓进攻。曹刿说，现在还不行，等敌人击了三次鼓后，我们再进攻。他解释原因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意思就是说打仗是靠勇气的。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气；第二次击鼓士气便衰弱；第三次击鼓时士气就耗尽了。长勺之战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一个决定性的原因就是曹刿善于把握“气候”，掌握气的火候，什么时候敌人的勇气、士气衰退了，什么时候鼓动己方的士气，以充盈、旺盛、高昂的士气击败敌人。《淮南子?兵略训》提高了对“气”的认识，注入了新的内涵。
气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气质状态，而是包括团结、民心、用将之道等重要内容。气是军队的团结。“上下有隙，将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积不服，所谓虚也。主将明良，上下同心，气义俱起，所谓实也。”上下团结，则气充盈；不团结就是虚亏。气是民心。“夫气之有虚实也，若明之必悔也。故胜兵者非常实也，败兵者非常虚也。善能者实其民气，以待人之虚也；不能者虚其民气，以待人之实也。故虚实之气，兵之贵者也。”道理非常明白，就是胜利或者失败的关键在于民心，在于百姓的支持；民心旺盛，百姓支持，就能够胜利。这和军队数量没有太多的关系，“胜在得威，败在失气。夫实则斗，虚则走，盛（气盛）则强，衰（气衰）则北。”气是用将之道。“上将之道也如此，则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如驰骛，是故兵未交战，而敌人恐惧，若战胜敌奔。”
三，来源于儒家修身养性对气的认识。曾国藩极其推崇孔子、孟子关于气的思想。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
至于倔强，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干，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庄倔强。若能去忿欲，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至刚、贞干是指人的气质特征，是一种含有道德品行的气。孟子推崇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正直无私、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是合乎道德、礼义的。没有道德礼义，气就会馁。曾国藩受儒家浩然之气的影响很大，他强调做人要有“强毅之气”，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他说：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谓之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谓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制贞恒，即毅也。舍此而以客气求人，是刚愎而已矣。
他说的强与刚愎、横蛮、忿欲不同。刚愎是自以为是，横蛮是不讲道理，忿欲是动不动发火。曾国藩所说的强，更注重于“明”。即“明强”。所谓“明强”，就是懂得强的道理，就是自强、自立。《周易》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曾国藩则主张：“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一明强为本。”“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氏兄弟行军打仗，依靠的正是这样一种强毅之气。
四，来自于对说生活、文学艺术的理解。曾国藩出自农村，对农村充满生机的生活特别的喜欢。他认为家里喂猪养鱼种菜栽竹都是生气旺盛的表现。他常说：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虽多花几个钱，多请几个工，但用在此四事上总是无妨。
他要求家里人“押韵之书、蔬、鱼、猪，不押韵之竹，千万留心，一一培养。”他的军队也有喂猪种菜的。他认为这是军队的生气。他非常强调诗文创作、书法中气的运用，认为“行气为文章第一义”，“文章之雄奇，以行气为上。”“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伟俊为最难可贵。”推崇孟子、韩愈、贾谊、陆挚、苏轼、王守仁文中之气象，认为他们的诗文中具备登高望远、登楼俯江、英雄侠义的阳刚之气。这种气对曾国藩最大的影响，拓宽了他的心胸。对于写作，曾国藩不仅认为要有奇气盘据心中，而且可以抒发内心之气。如渴笔可以写“雄直之气”、狼毫笔写“豪迈之气”，行书掳写“跌宕俊伟之气”。不仅作文、写字、就是道德、事功也都要心存奇气，并且以好的形势表现出来。这些关于气的认识，形成了曾国藩气的思想、气的理论，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