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曾经说过，未有学养子而后嫁人也。意思是说女子不是学会了养孩子才嫁人的。一个人成为领导者也不是先学会怎么做领导者的。既然没有学会做领导者，那就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真正的领导者的培养、教育、管理。
曾国藩是最善于人才激励术的。他认为行政的任务是得人、治事。得人重点是做好四件事：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重点也是四件事：经分、纶合、详思、约守。勤教、严绳与宏奖属于激励的范畴。他说：
采访如鸷鸟猛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辨其贤否，察其真伪。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从于不自知也。督责者，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干金在前，猛虎在后也。
寻找人才就像鸷鸟猛兽寻找食物，就像商人追求财富，志在必得、多多益善；得到人才之后，就要仔细鉴别真伪，加强教育，增强他们的才华，培养他们的能力；同时要严加管束。他将对人才的管理，比做猛虎在后，要像商鞅立木一样讲究诚信，像孙武斩吴王美人一样坚决执行，可以说是非常严格，也是非常重视对人的管理了。
他有三大乐事：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宏奖人材，诱人日进；勤劳而后憩息。在人才的宏奖上，他有自己独特的做法，注重“人才以奖借而出，国器以历练而成。”强调奖励、教导等手段在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并且善于使用这一手段。他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他培养、陶冶、宏奖人才的目的，就是望子弟成一好人。
宏奖艺术
我孩子读小学的时候，常常因一些小事遭到老师的批评。这些小事，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比如后面的同学上课的时候用手在背后戳他一下、两下，他忍不住回头对说：“不要戳，听课。”同学戳他，老师没有看见，他回头的时候正好被老师抓住，于是老师就批评他：“上课爱讲小话。”也许老师觉得还不够瘾，又把家长喊来批评一顿。这样的批评有过几次后，作为父亲的我感到困惑了。有一次，我问老师：“我儿子究竟有几个缺点？有几个优点？请帮我分析分析。”结果，老师列举了4个优点、3个缺点。我听了很高兴，回家对儿子说：“你优点多于缺点，是个可造之才。”听了我的表扬，儿子很高兴。初中后，他慢慢改变缺点，学习成绩居然不错，以优异成绩考进省级重点中学，三年后又考上大学，学习自己喜欢的专业。
这个事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表扬是使人进步的动力。不论是老师、家长、领导者，都不要只看一个人的缺点，而要多看孩子的优点，不要吝啬表扬，而要多扬人之善。这是一种艺术，运用的好，效果非凡。曾国藩精通此道，善于使用这一领导术。他将“宏借以育才”作为关心追随者、爱护追随者、培养追随者的重要手段，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一生之中，从而构成了其特色鲜明的领导艺术。
曾国藩深刻知道人的“好奖励”、“好表扬”的心理特征。他认为任何人都喜欢戴高帽子、喜欢听好话。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心理特征，自古皆然。所以领导者要善于利用这一心理特征。他指出：
牧令不能皆善，虽唐虞盛世，莫可如此，此实通论。今但宜视其最不称职者，更换一二，其馀则多方奖劝，中材可与为善，可与为不善，揣摩风气，多视上官意旨为转移，其好奖之意，固微胜于畏责之情。
又说：
州县好奖之意甚于畏责之情，非宽纵容忍之谓也；诚恐威渎则不行，而去十恶吏不得一良吏以为式众，亦无所取则。
十个手指有长短，官场里鱼龙混杂，州县官员有好的，也有坏的。这种情况即使是唐虞盛世也难以避免。唐虞盛世，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推崇的盛世，政治最清明、社会最和谐、人民最幸福；然而就是在那样的时代，官员中也有不善者存在，何况末世呢？曾国藩常常批评晚清“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这种恶劣的风气，正是当时官场的政风、作风、主流之风。改变这种恶劣的风气，必须树立正气、正风。如何树立？办法就是充分利用官员喜欢表扬的心理特征，对那些中等之才多方奖劝，以培养追随者向善的风气。善于应用这一领导艺术与不善于使用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他说：“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表扬就像甘霖润育嫩苗，充满勃勃生机；批评就像严霜，毫不留情凋谢万物。鲜明的对比，让我们看出褒奖人才的极其重要性。
古人将人才分为上、中、下三品，曾国藩常用的表达方式是上驷、中驷、下驷，上驷较少，相对来说中驷较多。有的人由于眼孔高，只注意上驷人才，而对中驷、下驷则忽视不顾，并以此认为无才。曾国藩批评这种看法说：“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1871年，老病缠身的曾国藩对于世上人才仍然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当有人写信给他说世无英才的时候，他非常认真指出：
昔在道光之季，国藩饫闻此等议论，盖尝深恶而痛惩。今虽衰孱无似，决不欲效此模棱意态，销磨举世之英气。
曾国藩认为，人才不是缺乏，而是缺乏用人的灵活机制。他认为：“人才非困厄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大达。”国家危机艰难之际，打破因循用人制度，破格提拔干部，因此一大批人才能够脱颖而出，一旦危急过去，用人又回到“投资按序，各循常调，即昔日之赫奕者，今亦只能循分供职。”这是一个用人的怪圈：乱则大胆用人，安则因循用人。打天下、安天下的是人才，坐天下、享天下的是庸才。这几乎是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条真理了。
因循守旧、论资排辈、讲究程序是导致人才“寂寂”的根本原因。到19世纪70年代初，这种人才缺乏的现象出现了。因为当时国家基本安定，用人讲究因循，优秀人才一时难以脱颖而出了。但是，他对人才还是充满期盼，特别是他看到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处于危难的境地，更需要后起英俊救济时艰。他说：
然内患虽平，外忧未艾。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而不啻近逼卧榻，非得后起英俊宏济时艰，世变正未可知。
这是非常深远的忧虑。1871年，当时国家内患虽然基本平定；但是外患堪忧，英法日俄等国虎视眈眈，数万里之外就好像在卧榻之侧。因此，人才的培养不可以忽视。作为地方督抚，更是应该把人才的培养、激励作为第一要义。那么具体究竟如何激励呢？
首先是要扬人之善。领导者要学会给追随者说好话。有些领导者成天板着脸孔，见不到一点笑容，下级优点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下级做了好事，做成功了事情，也不表扬，不奖励，甚至本来制定了奖励政策的也不执行。有的领导者，虽然也表扬人，但是先划定了圈子，只表扬属于“自己的人”，圈子外的人，一概不表扬。有的虽也表扬圈子外的，但是惜话如金，不肯多说一句话。这些都是不利于人才进步与发展的，也不利于形成和谐共进的人才环境。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不仅是一个宏奖人才的倡导者，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践者。对于优秀人才，以及他们好的品德、才能、成绩、干成的事情，曾国藩从来不吝啬表扬。
胡林翼是湘军的统帅之一，比曾国藩早一届考上进士，因此曾国藩还要称呼他一声“老前辈”，他担任湖北巡抚，为人处事炉火纯青，与满族官员湖广总督官文相处和平，得到官文的极力支持。左宗棠受到官文打击迫害时，胡林翼小心保护他，又极力向朝廷推荐他。1857年曾国藩回家丁忧，是胡林翼维护与指挥着湘军，湘军才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逐渐壮大起来。对于胡林翼的这种进步与好的做法，曾国藩不止一次由衷赞叹。他说：
润公聪明，本可移人霸术一路。近来一味讲求平实朴质，从日行俗事中看出至理来。开口便是正大的话，举笔便是正大之文，不意朋辈中进德之猛有如此者。其于友朋，纯用奖借，而箴规即寓乎其中。
又说：
润帅近日扶持善类，力挽颓风，于人之邪正，事之是非，剖判入微，不少假借；有权术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皆大过人之处。
曾国藩的这种赞扬，不是什么权术，更不是拍马屁，而是英才之间的互相怜爱，惺惺相惜，出于至诚之心与敬爱之情。1861年胡林翼病逝后，曾国藩悲痛心切，由衷赞叹胡林翼“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局量之宏，吏才之精，不特为同时辈流所不逮，即求之古人，实亦不可多得。”“实为当世第—流人”。对于他的病逝，曾国藩有“惘惘如有所失”之感。
李元度是曾国藩非常看重的，在曾国藩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他来了；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他始终陪在身边。1858年曾国藩由湘乡复出，来到江西，听到湘军中，以及当地人对李元度的评说，曾国藩感到很高兴。他写信给李元度，盛赞说：
国藩于初一二入贵境，目睹旋旗，但知李公，不知其它也；耳闻讴歌，但知李公，不知它也。……及至湖口，则雪琴雄占一方；今至信江，则次公又虎步一路。然后知山中之自为疚恨，盖愚呆不晓大计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