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领导者都懂得公众形象的重要性，也不是所有的领导者都重视良好的公众形象的塑造。这使得很多有才华的具有良好潜质的领导者默默无闻，或者由于他们不好的公众形象而被关闭在杰出领导者的大门之外。曾国藩很年轻就当上了翰林，但是因为家境不宽裕，是一个穷翰林，靠着他那些微薄的薪水与农村那群嗷嗷待哺的兄弟与正在贫困化的亲戚，曾国藩不可能有那么多钱去跑关系，因此，他要获得成功，必须另辟蹊径。当然这条路是他无意之中找到的，他那样做也是很真诚、很实在的，但客观上却成就了他。他的这条路就是反省。反省就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的不良部分进行解剖，进行自我批评，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督促自己去完成、去实现。古人认为形象就像太阳，人们都可看见，等到他改变了，人们都会景仰。达到令人景仰的地步，一种良好的公众形象就出现了。
一般来说，人的反省是一个人在内心深处进行的，是一种隐秘不宣的内心活动。这种反省一般只有自己或者少数人知道，因此不构成公众形象的塑造术。曾国藩的反省与别人不同之处，是公开的，作为其反省的表现形式的“日课”，即日记是公开的。他反省的内容非常宽泛，包括学业、理想、恒心、品行、日常行为，甚至内心深处的一草一木、夫妻房中的窃窃私语。他隔一段时间，要将日记交给倭仁指教，倭仁是当时满族第一理学大师，通过倭仁等人的传播作用，曾国藩理学大师、道德大师的美名逐渐树立起来。他在37岁的时候，能够做到正二品，除了他努力的考试外，这应该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树立好学形象
在我看来，曾国藩的智力属于中等偏上，有几个故事可见他年轻时读书悟性一般。
1830年，曾国藩十九岁，曾国潢十岁，两兄弟就读衡阳唐氏家塾，老师是汪觉庵。国潢伶俐，有问必答，甚得塾师欢心，常被夸奖，而曾国藩默默不好言，塾师对他的诗文只用“也好”二字敷衍。一天，曾国藩背书不流畅，塾师训斥他说：“你这个生成的蠢货，一副戳牛屁股的相！你将来要是有点出息，我给你背伞！”老师骂人有些过分，但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曾国藩读书悟性较差，智力一般。据说，曾国藩考中进士后，还乡拜谢老师汪觉庵，故意把伞放在汪家的神龛侧。后来告辞，起身便走，刚到槽门口，突然对送行的汪觉庵说：“我忘了带伞。”汪觉庵连忙双手拦住说：“曾大人在此稍候，等我去取来便是。”汪觉庵取了伞再来时，曾国藩开玩笑地说：“谢谢汪师，今天给我背伞了！”汪觉庵想起往年的话，半晌啼笑不得，只有长揖而已。
曾国藩小时不仅读书成绩一般，而且也很调皮。相传曾国藩九岁的时候随父亲到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家中读书。其父曾麟书在那里当老师。一天，曾国藩与主人家小孩发生口角，被不问情由地骂了一通。曾国藩记恨在心，放学时，偷偷把主人家的金鱼缸底打破，水干鱼死才解恨。十二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打翻在地。曾麟书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让曾国藩摆脱邻居小孩的嬉游，曾麟书早出晚归，带着曾国藩到离家六里的九峰山古锣坪定慧庵去读书。从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把当做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
曾国藩的县学、府学考试也不是十分突出的。他曾经七次参加秀才考试，两次参加举人考试，三次参加会试。乡试中举也是第36名。过去参加科举考试的不像现在动辄上千万人，那个时候参加考试的人不是很多的。中等偏上的智力能够考中举人、进士，一个重要原因是善于反省学业上的不是，并且不断改进、提高自己。
二十一岁曾国藩改了一个新号叫“涤生”。对于这个新号，他是这么解释的：
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
可以想象，这位并不算年轻的学子，一直在几个私塾辗转学习，没有机会进入县学。他心中所郁积的烦恼也一定是不少的；但是又不好发作，也没有找到好的解决的途径。世俗是怎么看的？老师是怎么看的？同班同学们又是怎么看的？想必一定有很多冷漠的眼光，像利箭一样射中曾国藩的心，加上传说中老师尖刻的讽刺、蔑视的挖苦，使得曾国藩痛下决心反省自己，要求摒弃旧我，获得新生。经过这次反省，过去的一切就像昨天一样死去，今后的一切，就像今天开始新生。这之后，曾国藩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的进步，二十三岁顺利考入县学，成了一名秀才。在岳麓书院，曾国藩表现出众，“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同年乡试，列第三十六名，考中举人；又过三年，在连续两次会试失利后，终于在第三次的考试中鲤鱼跳龙门，进士及第。
曾国藩树立起一个好学的良好的公众形象主要是在1841年到1843年之间。这段时间，他结识了著名理学家唐鉴与倭仁，改变了自己的学习方向与学习方法。进入翰林院，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翰林在中国古代虽然未必是很高的官职，但是翰林院属于国家后备人才储备库，当上了翰林，也就意味着进入了高官的队伍。到了这个位置，很多人就不以读书为主了，而是注重于跑官要官了。曾国藩则不然，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致力于理学的修为，立志做大事，成大器；强调立志的重要性，“譬诸树木，志之不立，本则拨矣。是知千言万语，莫先于立志也”。并且不断努力，实践自己的理想与志向，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他说：
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燃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尽管他已经很努力地学习，很努力的修习，但是对自己的进步还是不满意，认为做事不用功，没有恒心，“不学如故”。要历练自己吃苦的本领，不至于贪图安逸，招致速死，使祖宗积累的德行由他一个人享受殆尽。
有一次，他想读《易经》，却读不进去。他认为这是因为勉强读，所以很“可恨”。追究根本原因，却是立志不专一的表现。“细思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心废学，便如食乌喙之杀人，则必主一矣。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况本为歧念乎？”强调立志与用功的关系，立志专一，则用功专心；立志不专一，则用功不用心。
曾国藩的反省是很严格的。到1842年底，曾国藩认为一年虚度，仍然“一事未作，志不立，过不改”，而自己精神容易疲劳，像五十岁的人。针对这种情况，他严批自己“良可恨也”、“何以为人”。对于自己许诺要做的事情，要改的过失，没有做，没有改，曾国藩内心不忍，因此睡不觉，“展转不寐”，“心摇摇如悬旌，又皇皇如有所失”，“不胜愤恨”。觉得自己“声气日广，学问不进，过尤不改，真无地自容矣”。这样直白的反省真是难能可贵的。
反省要落到实处，这是对领导者修身的要求。他在1842年11月23日的日记里，批评自己说，自从立志自新以来，有五十多天，但是没有改正一个过失，他自己规定要改的东西，如“三戒”、“两如”及静坐之法，养气之方，他认为“都只能知，不能行”。“三戒”是他1842年11月15日所定的戒律，即：“一戒吃烟，二戒妄语，三戒房闼不敬”。“两如”，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对自己言重于行的做法，曾国藩质疑自己究竟想欺骗谁呢？因此严格要求自己今后必须“彻底荡涤，一丝不放松”，“力践斯言，方是实学”。把实践自己的反省作为第一功课。倭仁也在他的日记里要求他要讲求实践，身体力行，“扫除一切，须另一个人”，而“无徒巧言如簧也”。曾国藩看了倭仁的批语，心为之一震，情为之一动，“悚然汗下，教我安得此药石之言！”产生了“无时不有戒惧”之意，对自己的“疏散”，“漫不警畏”，“不严肃，不谨言，不改过，仍故我矣”进行了深刻的自省，并且“谨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他的自新课程表为：
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戈肃。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