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党和李引兰从这一天开始，几乎天天往镇上县上跑。两人在这一段时间里的经历可以独立地写成一本书。李引兰40多岁，一副当年郭凤莲式的“铁姑娘”形象，她是村组里的“妇女队长”--虽然现在这个职务在新型的农村基层组织里已经没有了专门“编制”，但李引兰在本村的姐妹们中依然享有这样的威望。在我采访她的时候，这位“铁姑娘”竟然声泪俱下地说她活了几十年什么苦都吃过，但从来没有吃过跑“衙门”之苦--
“那会儿村里人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等着能早点开工打井，庄稼地里大伙儿种的葡萄娇气，最怕没水儿，我们黄土高原的土质干燥，老天爷又连眼泪样的水滴都不落下，村民们急得火烧眉毛，白天黑夜想的就是给苗儿浇水，可是打井的事又僵在那儿，那正像要大伙命似的。碰上这样的大事，大伙儿就找到李学党队长，合计着咋来解决这件难事。我们村民受毛主席教育多少年了，不是不明理上面的法规政策，可现在事情变化了，许家兄弟他们有钱打了井，然后霸着一方天地，你要用水人家说多少价就是多少价，你没法子儿。
本来大伙心里就有气，说这跟解放前的地主有啥区别？现在叫啥市场经济，人家先投入了，就先得益，咱没啥说的。可我们也得吃饭呀！没水咱这儿的黄土咋整出苗苗儿？人家用《水法》来挡我们打井，咱没法，就只能找上级来说话。你可不知道，现在找人办事难啊，难得真像我们女人生孩子似的。你别笑，真的。那些天里，我对李队长说，你就别再拉着我往县上跑了，我宁可忍受生个娃的苦痛，也不愿吃这找衙门的苦。为了打不打井的事，村上的人已经逼到没路可走的地步，咱们村民们传统呀，总觉得政府办事可靠，能解决下面的事。政府也是我们农民们的依靠呀！不靠政府我们还能靠谁？这么着，我和李队长受大伙儿之托，就往镇上县上跑，开始往镇上跑，后来觉得镇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事，便往县城跑。
你知道现在农民的日子本来就不好过，大伙儿给我们凑钱上城里找领导说事，不易啊！我们跟李队长又舍不得花大伙儿的血汗钱，就尽量省着钱不花。咱农家人，在家说啥也饿不死人，实在不行上地里挖一把草也能对付一阵。可在城里不行。弄口水你都得花钱，一瓶矿泉水就得两三块。有一次我拿着空矿泉水瓶，看到一个户外水龙头，便上前灌了一瓶，你不知道人家说啥，说我咋连乞丐都不如，人家是来讨饭的，说我咋连水都要讨呀，而且不知打个招呼？我当时被说得真想掘个洞钻钻。人家可没说错呀！到了晚上我们就更难了，再便宜的旅店也要一二十块钱，我们住不起。就找那些旮旯角落缩一夜。李队长李大哥人家是汉子，又是党员，觉悟高，怕人家夜里巡逻的派出所干警找麻烦，整宿整宿地不敢合眼，又离我八丈远的，我知道他心里在想啥，他是怕那些夜巡的警察把我们当不干正经事的一男一女给抓了。
他这么着做，我不是更不好独自呼呼睡嘛！这深更半夜的在街头巷尾像夜游神似的，让别人看着可疑，我们自个儿也觉得咋整都别扭。可没有办法，我和李队长知道家里的村民们都急到要跟人家拼命的份上了，还有啥苦啥罪受不了？不瞒你作家同志，我和李队长两人在县上跑了30多天，你猜我们连车费和吃饭等费用共花了多少钱？153块！而且我一笔笔还都有账的呢！你想想我跟李队长在那些天里是过的啥日子！咱是庄稼人出身，吃苦受累扛得住，可想不通现今找当官的办事为啥这么难。
在那些天里，我跟李队长天天往县里的几个部门跑，我不知道那些当官的和吃着皇粮的干部为啥对我们农民的事那么不上心。有一次我们听说一位领导在办公室，就专门去堵在他的门口。那天是星期四，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刚露面还没说话，人家就先把我们嘴边的话堵了回来，说他有会要开，得马上走。我们说我们有急事，用不了几分钟请领导听一听情况。人家领导就开始不耐烦了，挥挥手，说等下午再说。我们只好等下午。可到下午上班时，这位领导倒是回来了，但他已经连话都说不清了，而且是被几位助手扶着进屋的。我们以为领导出什么事了。凑近一看，原来他喝醉了。
没法，我们就呆在门口等他酒醒。这领导中午也不知喝了多少酒，一觉醒来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见他摇晃着从办公室走到厕所，我和李队长像松了口气似的以为他该有时间听听说我们的事了吧。哪知这领导真是架子大，李队长只开口说了句‘我们村……’三个字，他就连连摆手说我的头还糊涂着呢，你们村的事找你们村干部去管。我指指李队长说他就是村里干部，可李队长解决不了那件事。这领导一听就提高了嗓门，一脸怒气地冲我说：你们自己村上的事村干部管不了，找我们有啥用？回去回去吧，没看已经到下班时间？说着他就收拾桌上的皮包，站起身赶着我们出他办公室。我和李队长再想堵住他听听我们想说的话，这时一位秘书模样的人过来，拉拉那领导的衣袖，轻声说着啥晚上已经在某某宾馆安排好了一类的话。那领导听后立即点点头，夹着皮包连头都不回就钻进了汽车。我和李队长猜想人家真是又去哪个宾馆吃香喝辣的了。
可人家是领导呀，吃香喝辣的也算是工作不是？我和李队长寻思着你领导晚上吃香喝辣的咱不好挡，但你第二天总该还要上班吧？头天你有应酬，后一天也总该上班办公了吧？这么着我就又和李队长露宿了一夜街头，等着天明见那领导。不怕你笑话，我活这么大一向能吃能睡，白天干再多活，晚上也能呼呼大睡。可没有想到为了村上打井的事，我居然在城里求见领导的那几个夜里困得眼皮打架也睡不着觉。想想村里的人都在等着我和李队长来县上找领导解决问题的那焦急劲儿，我的心就像在火里烤一样。因为等着第二天要见那领导，我和李队长就在人家的机关大门口的一个墙角下缩缩身子又露宿一夜。我和李队长谁也睡不着，他在旁不停叹气，我就抬头数天上的星星，那夜真长啊！长得我都觉得一夜就能把我的头发等白了。我盯着天上的星星数啊数，后来觉得浑身发冷，也不知什么时候觉得一缕晨光照在脸上。我打了一个冷颤，醒了，看看大街上还是没有一个人，却发现有一缕银白色的丝儿挡在我脸上，我用手一扯，丝儿断了。我定神一看：啊呀大叫了一声！把旁边的李队长吓了一跳，他忙问我啥事？我拿着手中的银色丝丝儿朝他伤心地大哭起来，说队长你看我的头发咋一夜就白了呀？
李队长也愣了，说是啊，以前没见你小兰头上有那么多白发呀！看我越哭越伤心，李队长就逗我，说我还是队长，等队上的井打成后，就冲着你小兰这次上县城跑出的每一根白头发，给你家多灌一小时的水咋样？我听了他的话，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后来我们总算等到那领导上班的时间。我就是不明白为啥急出人命的事，一到了上面，一到了那些大官那儿就啥也不是了，还不如人家吃饭喝酒重要？我和李队长想，头天你领导应酬了一天，喝得酩酊大醉，也算可以理解，现在不都这样嘛！可第二天你总该像模像样办些公做点事吧？人家偏不！一见到我和李队长，就嚷嚷起来，说你们怎么赖着不走啊？说你们就是有急事也得按程序办啊！我就问啥叫程序呀？那领导便斜了我一眼，说连程序都不懂你们就瞎嚷嚷要我办事办事？咋办？全县几十万人都像你们这么着找我，我给谁办？又不给谁办？李队长就赶紧过来赔不是，说我们是按程序来见您领导的，来找您领导也是你们办公室的秘书指点的。那领导一听就更火了，说啥指点的，明明是你们两个死缠着秘书非要见我不可！而且擅自闯入我的办公室，要都像你们俩，我还怎么个工作？
他这么一说，我和李队长当时还真的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大事似的，一个劲地向人家赔不是。等我们反应过来该向那领导‘汇报汇报’村里的情况时，却发现人家领导不知跑哪儿去了。再问隔壁的人，都说不知道。当我和李队长急得团团转时，有个模样蛮像好心人的过来劝我们说，今天是星期五了，估计你们不会再见得到领导了，要不你们星期一再来。我一听就拍腿大哭起来，心想转来转去还要等几天，这不天都要塌下来了吗？我越想越觉得心里好冤枉啊，越想心里越觉委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气的是我这么委屈，人家那些干部们却在一旁窃窃私语说这个女人一定是神经病。你说说，我们当农民的在人家眼里咋就这么不值钱嘛？啊？我看看那些机关的大门上都写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可咋真轮到他们该为人民服务时，咋就这么个德行呀？我想不通……”
李引兰抹着泪水，两眼直盯着我，希望获得答案。
我无法避开她的目光。但我只能向这位农民摇头。因为我知道这是个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实际上极其复杂的现实痼疾。
这时李学党接过了话茬。
“有一点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过去我们党的一些好作风到了今年就不被一些党员干部尤其是那些本该为人民办事的人所看重呢？我今年快50的人了，党龄也不算短了，在村上算是老党员了。我是村民组长，全国最小最底层的官儿了吧？当然在官场上谁也不会把我们当成事，可在村里不一样，村民们啥事都会让我出面，啥儿女老人们的婚丧嫁娶，夫妻之间的吵架拌嘴，邻里间的纠纷争执，没有不找我们来出主意想办法的。这几年大伙儿看到别的地方致富了，自己还在啃馍馍，心里着急啊！
你说我们这些村干部能不火烧眉毛吗？这两年村民们学着邻村种植葡萄，主意也是我和其他几个村干部出的，全村人家家户户都拿出了压箱子底的本钱，有几户还把孩子上学的学费都凑在了买葡萄苗上，孩子只好辍学在家呆着。大伙为了啥？还不是为了能有口有滋味的饭吃嘛！可好，葡萄苗种上了，却没有水。没有水的葡萄园就像放在石板上的鱼儿一样。这能不让大伙急得要拼命嘛！许氏兄弟人家在前几年用打工挣来的钱打了口商品井，说实在的人家也不易，几十万元投进去了自然希望能收回本钱有赚头嘛。可问题是村上多数人家连葡萄苗也是借来的钱，你水井浇灌费那么贵，谁吃得消？所以大伙凑钱要重新打口井。农民哪懂多少法嘛！心想别人能在地里打井，他是个人的，我们集体合起来反倒不能在同一块地上打井了？
这个理任凭乡干部县领导说啥也没用，村民们的理由很简单：你许家打井想赚钱，我们几百户合起来打口井是为了全村脱贫致富，于情于理你许家兄弟是欠的。可我们这些当干部的要比大伙儿明细些，许家兄弟不让大伙儿在《水法》规定的区域内再打井口，并非无理呀！但村民们人多势众，而且涉及的利益是大伙儿的，几百户人家，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干部家的责任田。后来为了在打与不让打这口井的问题上，双方闹起来了，谁也说服不了谁。乡里县里的有关部门来做工作就是做不通。在这种情况下，矛盾双方只能自己起来解决。没有其它办法，只有靠动武，看谁本领大，势力大。闹到这个份上我们这些平时谁也不放在眼里的芝麻官成了香饽饽了。
而且每一次向上面汇报情况时，领导们左一个右一个地叮咛说：啥事都好说，千万别出人命！你们村干部都是党员吧？要用党性来保证不能让村里闹出人命来！我知道上面对我们这样的农村小干部是很少用这么严厉的话来命令的，抬出党性来让我们作保证，这也算是最后一张可以约束我们的王牌了。你说我们还有啥可说的？一边是村民的利益，一边是组织的要求。那些日子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站在哪一边。我就跑到县法院请人来帮助解决纠纷。人家法院还真派了一名庭长，是个女的。咱夏县从上到下穷，法院的庭长下乡调解，连辆车都派不出来，我们就给她租了一辆私人开的摩托。早接晚送，人家是女同志嘛，家里还有老人小孩。可这位庭长在村上呆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该吵的吵，该打的打。最后这位女庭长含着眼泪对我说：‘李队长，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你放我回城吧！’我看人家也没有办法，让她走吧。女庭长刚走，村民们和许氏兄弟又打起来了，两边都急红了眼，手里都操着铁铲木棍什么的，那些家伙一动手就会血流成河。我没有辙，左劝右劝谁也不听招呼，最后只好站在对峙的双方中间‘扑通’跪了下去，求他们看在我这个当年的老生产队长面上，别动手。我说你们要动手的话，先打烂我的脑袋，再从我身上踩过。说完这话我就趴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像个死人笔直地躺在那儿--那天我是准备就这么死了。
心想只有这样死了才对得起大家，也对得起自己的党员身份，其它的我想凭我这能耐也拿不出来，只有这把几十年被太阳晒硬棒的老骨头了。也许在大伙面前我李学党还从来没有这么求过人，大伙儿真的慢慢放下了手中的家伙。但我这一跪并没有解决打井的问题呀！要知道解决打井的问题单靠我的一跪是不成的，所以后来我和村民推荐的李引兰一起上县里找领导出面解决问题。刚才引兰说了不少我们在县城求见领导时的那些事，说起来确实挺寒心的。我也弄不明白现在有些干部和领导咋对我们农民的事那么麻木不仁？引兰她一个女人家受不了人家的冷眼，急得只好跪下求人听一听我们想说的话。可我没有跪，因为想到自己是一名党员，而我知道站在我面前的那些人他们也大多数是党员。正是这一点我始终没有在这些人面前屈尊过一次。我觉得如果我向他们下跪了，是我对自己一个共产党员这个神圣的身份一种玷污。因为我觉得那些见了人民需要的时候，将自己高高挂起，漠不关心的共产党干部，他们不配共产党员这个崇高的身份。我宁可屈尊跪在村民面前，却不愿跪在同是共产党员身份的那些干部和领导面前。真的，我也是一个农民，但我觉得如果自己那样做了的话，我会一辈子伤心的，除非我把共产党员的牌子从身上摘了下来。”
李学党这位铁骨铮铮的硬汉子，说到此处眼里噙满了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