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是天堂，三亚是人间天堂，三亚是自然界天堂，三亚是灵魂与心灵的天堂……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凡是去过三亚的人在观赏和体验那些阳光、沙滩和海浪之后，都会由衷地发出这种感叹。
其实，三亚何止是一般意义上的天堂，她的美超越了人类对天堂的理解和享受的能力与空间。我们只是还没有更多的能力去感受与理解而已。
从一个普通的、名不见经传的自然风景地到真正意义上的天堂之间，三亚走过了整整20年。20年的努力，三亚才真正实现了成为人间天堂的梦想。
这天堂之路并非说来就来，说是就是的，它同样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岁月磨砺--
由于三亚的特殊性，这个曾经不被人注意的往日小渔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经受了多次风起云涌的历史洗刷。
1984年，三亚第一次从崖县更名为三亚市（县级市）。这对日后的三亚发展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可那时的三亚也许是因为太穷，也许是因为三亚人急于想让小渔港迅速成为像模像样的“市”，所以这一年三亚人被卷入了同样的“汽车事件”之中。1985年的整顿之风，强劲地吹拂在海南岛的每一个角落。三亚也不例外。但三亚同时还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21号台风，袭击了刚刚正名为“三亚市”的小渔港，造成50人伤亡和两万多亩水稻绝收。
而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三亚依然不平静：撤州改市的更大一波风浪正在海南--北京之间悄然进行。笔者在采访原海南省人大副主任、自嘲是“末代黎族州长”的王学萍先生时，他讲述了当时撤州建三亚市（地级市）的前后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完成深圳、珠海特区建设的构架后，就在考虑哪个地方适合建立更大的“经济特区”，而当时中国的开放模式朝何方发展、谁是中国的发展榜样，邓小平说得最多、最欣赏的是新加坡模式，于是在海南岛建大特区的构思开始在邓小平的脑海里形成……
“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1984年春天，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南巡”后，回到北京，找来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在中南海与他们进行了一次内容非常重要的谈话。据说那次谈话，平时不易表露情绪的邓小平，这一天特别兴奋，脸上时而泛闪着激动的光芒，烟也抽得特别多。上面的那段话就是他当时讲的，时间是1984年2月24日。
几十天后的5月19日，国务院就批准了撤崖县、建三亚市的决定。这一撤一建，三亚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三亚从此在行政版图上有了自己的地盘，预示着未来的一轮旭日在中国的南海正冉冉升起……
历史总是非常偶然的。历史又总是在巨人深思熟虑后的某个谋略之中得以发展与推进。三亚建市，渗透了邓小平对中国走向强大所思考的深远谋略。
1986年，三亚进入了高热度的年份。中央领导对她的关注程度让三亚人有些招架不住--先是乔石同志带了26人来到三亚；几天后又是主抓经济的副总理谷牧同志带了19人来到三亚。时隔不到一个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带了更大的一队人马--50名高官来到三亚，并且一住就是六天！可以说，国家政府首脑部门对三亚进行了一次“集体现场办公”，这在中国县级行政单位的历史上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两个月后，国务委员王震将军率37人的庞大考察团再次光临三亚，考察工作。年底，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同志又率30人的视察团来到三亚……
三亚人哪里知道，此时的三亚所面对的每一件大事，已经不再是三亚人自己的事了，它是海南省、更是国家的事了！
过去的三亚由于一直是国家安全的最前线阵地--南大门，这里有著名的海军榆林军港。开放三亚带来的结果，是可能让这个知名度很高却又十分秘密的军事港口暴露在游人的眼皮底下。怎么办？三亚人有些不知所措。著名的鹿回头，是三亚的象征，美丽凄婉的爱情传说，是令三亚人骄傲的一则故事，政府请来专家雕塑了一尊巨大的石雕，希望放置在鹿回头的山顶。可军事部门立即向三亚政府方面提出：这得经中央军委批准。
好家伙！三亚人突然感到这美丽绝伦的三亚原来并不只属于自己，更不是自己想怎么建设就可以怎么建设的。三亚的一草一木，牵动的是中央和中央军委啊！
1987年的三亚阳光格外充足。新年刚过，三亚历史上第一个海关码头兴建。4月，本地籍干部陈人忠同志回到三亚担任三亚市（县级）委书记。
“升格前的三亚市，我任市委书记。地级市筹备组成立时，我是三人筹备组成员之一，另一人是李国荣，他是原自治州州委书记。还有王学萍，他是原自治州州长。升格20年来，三亚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正是三亚巨变的亲身经历者、见证人。”陈人忠老书记在接受采访时，感慨万千。他说，三亚以她的魅力赢得世界垂青，其原动力得益于当年的一次“鹿回头特殊会议”精神。
陈人忠老书记说的“鹿回头会议”，指的是1987年国庆期间，时任海南省筹备组成员的许士杰、梁湘和王越丰三位主要负责人带领省筹备组工作人员到三亚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这是三亚升格前，海南省领导集体为三亚未来建设“摸脉”、“定向”，其意义非同一般。
1987年9月26日，一份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的“中发〔1987〕23号”文件，通过特快机要，送达海口市所在的海南省筹备小组。这份文件共三页纸，文件的第一条是这样写的：“（一）海南建省后，其他地方行政体制的设置，要从海南的实际情况出发，符合改革的要求。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作为省县间的中间层，应予撤销。同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成立民族自治县或者民族乡，把位于自治州管辖范围内的三亚市，由县级市升格为地级市。”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正式出现三亚升格的文字。
次日，许士杰给梁湘打电话：“国庆我们几个到三亚走一趟，海南省要成立，三亚市的升级工作是重要的先行步骤，我们必须重视。”
梁湘说得更直接：“三亚县改市，直接关系到整个海南省未来的重大战略。许多事情应当走在前面，请王越丰同志一起去，三亚由县升地区级市，少不了他这位黎族自治州州长出身的老领导。”
1987年国庆节，秋高气爽。海南的天气依然热度不减。许士杰和梁湘，还有王越丰同志，带着十几名省筹备组的主要负责同志，一起从海口到达三亚，在鹿回头市委招待所住下。随即召来三亚市党政军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听取汇报。
陈人忠书记首先作了汇报，主要内容是汇报《三亚市总体规划》，这个规划其实已经不是局限于县级三亚市范围了，但当时的陈人忠只能把话“点到为止”，因为他还没有权力去把三亚延伸到地区级市的权限范围内。
许士杰和梁湘等人则不一样，他们的心目中，此刻已经把三亚定位为未来海南省的三大经济板块之一了，其余两处是海口和东海岸的洋浦港经济开发区。
“海南省马上要正式对外公布了。建省的历史性任务将落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你们说说，三亚的未来将如何定位？”学者风度的许士杰，一上来就把话题交给三亚的同志。
“正如我在汇报中向省领导同志报告的，我们认为，三亚的优势，就是自然风景美，得天独厚，特别是热带自然风光，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认为，发展旅游，把三亚建设成为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是未来的三亚定位。”陈人忠见三亚的同志的目光都聚到了他这儿来，于是又将方才汇报的提纲中所言及的一个突出问题重复了一遍。
“还是请梁湘同志发表高见吧！他在深圳特区干过，思路开宽，眼界高嘛！”王越丰同志说。
梁湘直了直身子，说：“好，我谈一下看法。建省后的海南，其重点有三：一是海口，它是省委所在地，又是海南重要的港口城市与工业所在地。二就是三亚了。再者是洋浦港。三个地方各有分工，海口已经说了，是省会城市，洋浦港是工业经济区，将来海南的主要工业应该集中在那里。那么三亚如何发展呢？我原则上同意陈人忠同志代表三亚市委、市政府所给予三亚的定位，热带滨海旅游城市，这三个关键词是：热带、滨海、旅游，基本上概括了三亚的地理与资源优势。三亚不能有大的工业，更不能有污染。但是，三亚除了这三个特点和优势外，我们的目光应该把三亚放在更宽泛的高度去认识它。三亚这么好的自然风光和热带资源，它应当成为国际性的旅游城市。”
“对啊，三亚应当成为国际旅游胜地！”
“我们三亚就不比人家差嘛！”
众人情绪振奋。这一天，鹿回头宾馆内洋溢着一片热烈的气氛。
11月20日，国务院关于海南建省筹备组《撤销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设立民族自治县和三亚市升格为地区级市》的批复文件正式下达。这消息，让三亚人彻夜难眠。
12月31日，三亚市在市委大楼前，举行了历史上最隆重的庆贺仪式。有5000多人参加的“热烈庆祝三亚市升格地级市大会”在此召开，这一天，标志着三亚历史将揭开新的一页。
刘名启，三亚升格地级市后的第二任市委书记兼市长，也是三亚建市20年中唯一一位集两个职务于一身的领导。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是由一名正处级干部，在省委书记、省长陪同下来到三亚市一下子升任为厅级领导的人，有点儿像当年的三亚县级市一下子升格为地级市一样。适应不适应，只有自己知道，只有人民知道，只有历史知道。
1987年12月31日，三亚市开过升格庆祝大会后，随即就是百业待兴的工作。
当时的三亚虽然也称“市”，其实还只能算个小渔港而已。除了一条日本人在时就修的“解放路”外，整个城内再也找不到第二条500米以上的道路了。游客同样非常少，那时到三亚旅游，既无飞机可乘，在海口摆渡过琼州海峡也不是每天能抵达岛上。
建市难，创业初期更难。许多干部不难克服不能与家人团聚--据说，一到周末，就有几十部汽车浩浩荡荡地从三亚往北开，原因是多数从州府到三亚工作的同志的家还都在老地方。“与家人不能团聚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当时三亚的工作条件太困难，没有电，没有水，没有地方办公，没有地方住。这才是最要命的。”如今四五十岁的“老机关”们谈起往事感受最深。
没有电，是因为三亚历来缺电。没有水，也是老问题。三亚有个水库，是日本人在的时候修的。三亚建市初期曾经出现过满城打井的“群众运动”。其情景壮观而热闹，又非常可笑。设想一下：一个城市如果需要依靠打井来维持吃水和生活的话，该是何等的艰苦。
程浩同志是梁湘亲自调来的一位具有特区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作风大胆而泼辣，事业心也很强。他到任后就想改变一下三亚落后的城市面貌，换了谁当市长看到同志们满街打井过日子的景况都会揪心的，都会痛下决心改变旧貌的。程浩请命主抓城市改造工程建设。酷暑下的7月10日，解放一、二路改造工程拉开战幕，数百名建筑工人和几十台挖土机械组成的建设大军，将整个三亚仅有的两条主干道挖得天翻地覆，面目全非……市民们惊疑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一半是欢喜，一半是担忧。欢喜的是总算盼来了马路拓宽的日子，担忧的是咋弄成东一个坑、西一段洼？啥时候能出现平平展展、光光亮亮的大马路呀？
百姓担忧得不无道理。但干部之间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统一、不协调才是要命的。城市建设如何搞，是大上快上，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因地制宜地上，各说各的理，到底谁的正确，似乎一时分不出胜负。于是挖马路成了程浩断送在三亚工作前程的一次“命运悲怆曲”。
1988年11月，三亚市升格后的首届领导班子大调整。市委书记李国荣和二把手程浩同时被免职，李国荣到了海口，程浩回到了广东。新来的人就是刘名启，这回他是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