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于当时的中国朝野而言，没有人真正清楚英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并不真正了解东印度公司与散商之间的关系。当听说东印度公司垄断特权被取消后，很多人都对颇为紧张的中英关系松了一口气。在当时对英国算是了解颇多的学者叶钟进写道：“近闻公司之期久满……公司一散，海疆可保永绥。”他的“海疆可保永绥”的依据是，公司解散后，蛮夷“散后则各管各船，各自牟利，此为易制”。1834年，叶钟进撰有《英吉利国夷情记略》上下卷。却不知早在1834年以前，英国对华贸易的半数以上已经握在了英国散商手中，而且这些散商们已经被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所武装。正是他们，联合英国国内新兴的工业阶级，合力破除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虽然这些散商们极其擅长以走私和行贿等手段来逃避清朝固有的外贸体制，很少真正照着清朝的贸易规则行事；但是，东印度公司垄断特权终结后，冲破凡事通过公行的广州一口通商制度，将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久的和体面的基础”之上，正是他们的下一个目标。
05
律劳卑：傲慢强硬与劳苦卑下律劳卑在澳门和广州的故事，充满了许多戏剧性的情节。对于曾经是海军军官的这位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带来的训令既含混不清，其本人又无外交经验；既不熟悉中国国情，又一味地听从强硬人士的主张，从而导致冲突不断，并最终上演了一出悲剧——既对于他本人，也对于中英两国的关系。
下榻马地臣私宅
1834年7月15日下午，律劳卑带着妻子和女儿抵达澳门。虽然初来乍到，但英国政府给他配了熟悉情况的副商务监督，他们是前东印度公司广州管委会的德庇时（John FDavis）和罗治臣（又译为罗宾臣，George Robinson）。同时，让已在广州生活多年的传教士、汉学家马礼逊任中文秘书兼翻译，他在1817年曾担任阿美士德使团赴北京觐见嘉庆皇帝的随行中文翻译。此外，阿斯特（JHAstell）任书记官，皇家海军舰长义律（Charles Elliot）任船务总管。
律劳卑到达澳门的第一个大的举动便不同寻常。他没有下榻于澳门东印度公司商馆，而是住进了马地臣的私宅。
在澳门的一个星期里，律劳卑具体入微地听取了渣甸对中国时局和中英贸易，以及如何与清政府打交道等问题的看法。人还没到广州，律劳卑已经在形成和强化自己对待清政府傲慢与强硬的做派。
的确，律劳卑没有打算遵守清政府的制度。7月23日，律劳卑一行离开澳门，搭乘“安朵玛琪号”（Andromache）军舰向广州进发。按照常规，以往即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上任，也都要跟两广总督打招呼的。何况律劳卑乃“夷目”（即夷人头目，后被英人译为the barbarian eye——野蛮人的眼睛，使律劳卑心生不快），如欲前往广州，更须“待先行奏明请旨”，即先通过行商向两广总督投递禀帖，禀帖呈送两广总督后，再向北京奏明，等待皇帝恩准。只有在澳门收到准许前往广州的牌照，始可继续旅程。
其实，律劳卑抵达澳门的消息，很快就有快报报到了两广总督卢坤的官衙里。卢坤于7月21日令行商亲往澳门向夷目问明因何来澳，东印度公司解散后如何另立章程等，并让行商告知夷目不得违礼擅来广州。公行于是立即组成代表团，沿内环水路赶赴澳门。然而，他们还没有赶到澳门，律劳卑的“安朵玛琪号”已由外环水路向广州进发了。
7月25日凌晨，律劳卑在渣甸护送下，抵达广州英国商馆。
投函风波
律劳卑抵达广州的第二天，伍浩官和卢茂官双双来到夷馆，为两广总督传话，称律劳卑不待奏明即擅自前来，有违定例。两广总督念其初来，决定不予深究。不过，在处理贸易事毕，须立即返回澳门。同时再度申明，“事关创始，应候恭折奏明”。
对此，律劳卑没有丝毫退让之意。他礼貌而坚定地表示，他来正是要开创一套全新的贸易制度。
行商无功而返。从律劳卑还没有到达广州开始，行商们已经知道接下来的一段日子会艰难无比。作为身处外交一线的行商，虽然只能做些穿针引线的事情，但遇到“夷目”和“番鬼”们不服管束时，却需担当责任。至于为律劳卑所乘小艇作保的行商——兴泰行严启昌，已经对此事负责，被传入城内监禁了起来。
不过，律劳卑对于这些行商的处境并不抱任何同情，他要建立的正是直接与官方来往的制度。他的行动才刚刚开始。
7月27日，马礼逊将律劳卑要交给两广总督的信函译成中文之后，律劳卑派书记官阿斯特前去投递。一般而言，禀帖均由行商代为投递，更不要说律劳卑这封信函，封面系平行款式，是“函”而非“禀请”，且混写“大英国”等字样。
阿斯特依照律劳卑的指令，在行商陪同下，来到城门投递。等了约一刻钟后，官员出现了。他看了看信，没有接受，但表示很快他的上司会来。在随后的两三个小时里，一些不同级别的官员走马灯似地前来，但没有谁胆敢违背外交政策，去接收这样一封特殊的信函，更不要说拆开来看了。
城门周围人越聚越多。随行的行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劲地劝阿斯特让他们代为投递。然而，阿斯特不为所动。
就在这时，广州将军的副将来到，伍浩官走到副将面前耳语了几句后，向阿斯特建议，由他和副将一同接下这封“禀帖”，然后呈交两广总督。
阿斯特知道这万万不可，因为别人看到的是他把信交到了浩官手中，而这实际上同样是在经由公行转交。不得已，阿斯特带着未被接受和拆阅的信函返回英国商馆。
僵持不下
面对律劳卑一而再地不遵守清朝的外交惯例，28日，卢坤对行商训话，律劳卑实在不讲规矩，直接投递公函是绝不会被接受和拆阅的，“夷馆”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他必须立即返回澳门，如果有商业上的什么情况，也得先行奏明，等待皇上恩准。这个“劳苦卑下”的夷目不守规则，你们行商负有责任。必须立即将表明以上态度的公文转交律劳卑，好让他尽快离开广州，回到澳门。
第二天一早，公行送来浩官的一封信函，称下午一时，浩官将前来拜会。马礼逊一眼就看到了这封信函中，将Napier译成了“律劳卑”。“劳苦卑下”的名字并不是马礼逊这位中文高手的原译。这个名字虽然是英文译音，但似乎含有贬损之意。当时清人为了表达不满，对一些鸦片商人曾有贬损译名，如将著名的鸦片贩Dadabhoy和Merwanjee分别译为“打打庇”、“骂骨治”；而在当时传教士所译清代官方文书中，这两个名字分别译为“打打皮”和“马文治”。他当即把这个改译郑重地告诉了律劳卑，尚处在两广总督不接信函余怒中的律劳卑，面对浩官带来的具有侮辱性的中文译名心中更加不快。
双方处在僵持之中。
7月31日，浩官拿着连日来下发的数份文告来到夷馆，这些文告措辞一份比一份严厉。然而，律劳卑就是不予理会。在渣甸等人的“顾问”下，律劳卑非但没有打消留在广州的决心，反而更坚定了继续留下的意志。
已经明显带有渣甸行事风格的律劳卑，从内心里愈来愈蔑视清朝官员及清朝的制度。8月9日，律劳卑在一封写给伦敦巴麦尊的信中表示，他相信两广总督最终将会被迫接受他的信函。在5天后写给巴麦尊的另一封信中，律劳卑甚至要求英国外交部对清朝这个“低能”的政府下最后通牒：“对此政府，我太过鄙视，以致只能觉得它可怜复可笑。”
两广总督方面，卢坤见律劳卑如此不守规矩且蛮横无理，开始采取行动。8月16日，卢坤下令局部停止中英间贸易。
席次之争
这时，搭载律劳卑来华的“安朵玛琪号”已停泊在虎门外海的穿鼻，另一艘准备接替将要返航回国的“安朵玛琪号”的军舰——“伊莫珍号”（Imogene）也同时来到。两艘军舰的到来，增加了律劳卑的底气。合适的时候展示一下武力，不失为一个筹码。
更让律劳卑感到欣喜的是，两广总督卢坤不知何故，好像有些妥协了。因为在8月22日，卢坤让浩官和茂官通知律劳卑，他打算派包括广州知府潘尚楫在内的3名官员前来夷馆造访。这无疑让律劳卑感到欣慰，因为来到广州这么久，他连清朝官员的影子都还没有见过。
23日上午9时左右，负责布置现场的通事们抬着几把官椅来到了夷馆。将它们置于会客室，3把面南而放，接下来两边各放5把，考利斯的《鸦片战争实录》记载的是两边各放4把。此处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151页所记。东西相向。其中，律劳卑及其随员坐在墙上挂有英王乔治四世画像的西边。对于这样摆放座椅，在清朝官员看来是理所当然，律劳卑则极为不快，因为很显然这是以清朝官员为主角摆设的会场，没有体现他的地位。
律劳卑立刻要求重新安排座位。他让人搬来一张桌子，他将隔着桌子面南而坐；桌子两侧是3位中国官员和罗治臣；行商则在桌子稍后的地方坐成一排，面朝乔治四世的巨幅画像。考利斯的《鸦片战争实录》和布雷克的《怡和洋行》记载有所不同，其中“罗治臣”的位置是“德庇时”，此处依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一八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会议”席位图所记。
当浩官和茂官来到夷馆，见到这番桌椅摆放法，立即要求重新摆放。浩官说，毕竟这是在清朝的领土上，应该以清朝的习惯行事。不然，官府的板子又要因为我们安排不周而打下来了。然而，律劳卑哪里肯依，而且清朝官员没有按时到达，已使他颇为愤怒。事实上，这是行商们费了两个小时试图说服他恢复原来座位摆设时，3位官员因等待座位争执的结果而来迟。
潘尚楫等人到达后，虽然已经注意到桌椅的摆放，但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没有让不满情绪流露。当落座后律劳卑对他们的迟到喋喋不休时，他们同样以沉默应对。
会谈在针锋相对中进行，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律劳卑不肯口述信函中的核心内容，声称只要他们同意代递给总督信函，可以先行启阅。当然，这些官员并不会替两广总督接下信函。
剑拔弩张
律劳卑终于取得了胜利。潘尚楫等人回去之后即被解职。
不仅如此，律劳卑在渣甸和马地臣等人的出谋划策下，进行了一系列的谋划。首先是力促“意见分歧和相互之间有恶感”的广州英国商人组织起来，其次是对两广总督卢坤展开“文攻”。
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并不是铁板一块。渣甸·马地臣行与颠地行之间本来就矛盾重重，8月16日卢坤下令局部中止贸易后，分歧与争吵更加激化。以颠地为首的一部分英商对律劳卑的强硬作风所引发的危机颇为不满，而律劳卑则对颠地等商人的不满感到愤怒。面对这些“不关心国王尊严，无视商务总监存在”的商人，律劳卑决定将“存在着意见分歧和相互之间有恶感”的广州英国商人组织起来，以确保他们行动一致。
8月25日，广州英国商会（The British Chamber of Commercial of Canton）确定成立。商会的工作是与英国商务监督联系，并就有关问题与中国行商交涉，在中英外交僵局无法缓解的情况下担负居中交涉的使命。马地臣为商会实际负责人。
8月26日，律劳卑派人在街角张贴告示，攻击卢坤政策“无知与顽固”，并对10天前卢坤下令局部停止中英间贸易的做法表示不满。
对此，在外交上已表现出仁至义尽的卢坤，开始了反击。8月28日贴出的一道没有落款的告示称：“不法番奴律劳卑私贴告示，不知尔外国何等狗夷，胆敢自称夷目……煽惑百姓，违例抗上，罪大恶极，必以国法，恭请王命，斩枭示众，以儆刁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