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一开卷写了一个名叫王冕的人物。吴敬梓叙述道：他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季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
王冕，就是一个逸人。也是作家吴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王冕所以是理想的，在吴敬梓看来，是因为他与当时士林中的浊流不同，他不像他们，热衷功名，庸俗媚俗。他把这一切都视为身外之物，不予追求。他把自己与外界的关系简化为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自得其乐，同时又进行艺术创造。他逃避政治，逃避争夺，完全拒绝外界的诱惑，把生命蛰居于乡野自然之中。
倘若要对《儒林外史》进行文学批评，我觉得，王冕并不是一个塑造得很成功的人物，他只是为了和士林中的浊流人物形成对照才设立的。有这个人物作为镜子，吴敬梓就有了清浊之分，正邪之别。因此王冕在小说中只是起了一种工具的作用，而本身性格却不丰富，完全是一个抽象的精神符号。所以，从艺术上说，我并不喜欢这个形象。在现实层面上，我也不会像吴敬梓那样，把他作为理想人物。但是，我要为这种逸人辩护，而且觉得，社会应当给逸人有存身之所，尊重逸人。
这种逸人，也可以称作隐士，所以逸人也称作隐逸之人。这种隐逸之人，有的是全隐全逸的，那就是决心隔断尘缘，遁入佛门；有的是半隐半逸的，如《红楼梦》中的妙玉，她虽然在栊翠庵为尼，超然脱俗，但还是“带发修行”，既是“带发”，自然就和尘缘还有许多联系。她称自己为“槛外人”，与槛内人确有不同，因此仍然属于逸人。还有一些逸人，就生活在槛内的世俗世界中，但又能超越世俗世界，并自己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天地，他们也许隐居于山林之中，也许隐居在茅屋草舍之中，也许就隐居于自己的生命之中和自己的作品之中。
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妙玉比王冕丰富得多。妙玉虽是一个吃斋念佛的“槛外人”，但又是身居金陵十二钗“正册”的一位重要人物。她天性孤僻，但才华出众，在为林黛玉和史湘云的长篇联句作续时，她不假思索，一挥而就，一十三韵瞬息即出，令林、史二人惊叹为“诗仙”。她的气质，更是非凡卓绝。在她面前，连最清高、最美丽的林黛玉和薛宝钗都自觉得不安，妙玉也不客气地(虽属玩笑)称她们为“大俗人”。妙玉这种“槛外人”，社会允许不允许存在？这种人有没有存身之所？《红楼梦》告知读者，这种人必定是“世难容”——“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果真是这样，妙玉的结局非常悲惨，“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一个最脱俗最干净的人被最污浊的盗匪所凌辱、强奸。肮脏的比干净的更有力量，这有什么办法呢？
妙玉生活在数百年前，曹雪芹就为她的“世难容”而不平。其实，在中国古代，逸人还是有存身之所的。一个选择隐逸存在方式的士人，并不会受到社会的集体谴责，所以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成为逸人的不少。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许多知识分子都想做这种逸人。他们一方面看到现实社会的肮脏和黑暗，另一方面又没有能力去抹掉这种比自己强大的肮脏和污浊，只好选择一条路，就是洁身自好、回避污浊之路，也可以说是自我完善的路。现实社会既无高洁心灵的避难之地，那么，就在远离现实社会的山林田园之中找一存身之所，这种要求，其实是很低也很合情合理的。陶渊明也是一个逸人，但开始并非逸人。当他成为逸人时，便有“实迷途其未远”，“知来者之可追”的想法。也就是说，他觉得昨天在仕途上忙碌奔走，和他的生命本性极不相宜，纯粹是浪费自己的才华。所以他决定远离尘嚣，过清贫而干净，充实而富足的精神生活。陶渊明生活在晋宋之际的“封建社会”年代，还有隐逸的自由，也就是说，“世”还是可以“容”下他的选择的。隐逸之前他做过州祭酒，镇军将军刘裕和建威将军刘敬宜的参军小官，之后，又做彭泽县县令。其实，他的县令仅当了８０多天就受不了。萧统的《陶渊明传》中说：“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当然，不想见邮督只是个借口，陶渊明实际上早已和政治现实格格不入，只是借此选择人生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而已。陶渊明这种对时官的蔑视和愤然而返归山水的选择，倘若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是要备受非议和批判的。其罪名至少有三：一曰对现实不满；二曰企图逃避时代逃避政治；三曰企图钻入象牙之塔。可见，陶渊明生活的时代还是有其宽容的一面，令今人羡慕。
其实，在中国，不能容忍隐逸的社会氛围在上半世纪就形成了。“五四”之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再也没有“隐逸”的自由。现代知识分子形成之初，他们大部分都想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文化救国的道路，但是，他们从外国深造回来之后，才发现社会并没有提供他们施展才能的职业空间，因此，他们一直徘徊于社会的门槛之外，这样，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就不得不去寻找“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道路，即革命的道路，于是，他们便纷纷成了战士。成了战士自然是好，但有些人确实是书呆，只会读书做学问，见到剑与火与血就害怕，自然当不了战士。于是，这些人就想当“隐士”，也就是当“逸人”。但是，这个时代已不允许他们当隐士。倘若他们想“隐”，那些当战士的知识者就指责他们：社会正在大变动，中国人这么苦，你还想当隐士，你的良心何在？于是，当逸人的梦也就纷纷破碎。积极参与“五四”革命运动的周作人，后来就想开辟“自己的园地”，自己创造一个精神的避难之所，当谈龙说虎的逸人。然而，他被指责，连他的哥哥鲁迅也指责他。鲁迅在1935年1月25日以长庚的笔名在上海《太白》杂志发表了《隐士》一文，对隐士做了强烈的抨击。他认为隐逸乃是一种招牌和手段，“登仕，是瞰饭之道，归隐，也是瞰饭之道”。谋隐和谋官其实是相通的。而且，鲁迅还认为，“古今著作，足以汗牛而充栋，但我们可能找出樵夫渔父的著作来？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至于那些文士诗翁，自称什么钓徒樵子的，倒大抵是悠游自得的封翁或公子，何尝捏过钓竿或斧头柄。要在他们身上赏鉴隐逸气，我敢说，这只能怪自己糊涂”(《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鲁迅对隐士的批评有其历史具体性和针对性，而且古来隐士中也确有以“隐逸”为手段而抬高自己的身价，或身在山林、心在魏阙的人。但是，鲁迅没有给一些确实希望逃避政治、逃避官场的作家诗人留下自由选择的空间，这就太激进了。做隐逸选择的人与强烈介入政治热衷官场的人确实有区别，而逸者的逃避现实纷争又确实有利于文学艺术的生长。就以陶渊明来说，如果他在41岁时不是选择隐逸的道路，而是继续走仕途的道路，那么中国诗史上就不会有一个名字叫做“陶渊明”的重要诗人了。陶渊明的诗歌艺术成就，的确得益于他的隐逸。隐逸不仅使他赢得时间，赢得写作的从容心情，而且使他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这种境界和道家那种乐天安命相通，也寻求解脱，但又不同于道家的逍遥无为，他依然执著于日常的现实生活，也就是在日常的现实生活中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能够守住自己理想、情操和心灵自由的精神世界。这种境界与平凡的生活相连，又超越平凡的生活；它不像玄学佛学的境界那么虚幻，又完全不同于世俗生活的琐碎与平庸。这种境界使它创造出“平淡”的独到的诗歌风格，给文学史留下千古难灭的永恒诗味。在中国诗史上，陶诗真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它似乎“无声无味”，其实却韵味无穷。他面对的是平常的山野田园，闪射的则是“生与死”思索的形而上光辉。很难想象，如果陶渊明继续在官场胡混，还会有这种诗作出现。所以，那个时代能容纳陶渊明隐逸的存在方式，真是诗家的大幸。
我并不是说，作家诗人都必须隐逸，只是说，应当尊重作家隐逸的选择。能当战士并能放声歌唱自然好，而不能当战土，只能感受自然人生，也无不可。不应把逸人当做反对政治的敌人，也不必把逸人当做“革命意志衰退”的罪人。偌大的社会天地和艺术天地应当容下隐逸这种方式。
人们到处都在生活。世界上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应当尊重人们自己的选择，只要这种选择不是在损害他人和破坏世界正常的生活。我想，逸人并不违反这种原则。为什么一定要用一种生活方式统一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呢？真正的战士是值得尊重的，但如果世人都成为战土，这个世界一定会充满火药味和战斗气。隐士虽在某些方面不及战士，但在另一些方面则常常强于战士，例如，他们为把世上的功名看得淡漠，因此常常能够进入深远的精神生活，于艺术于哲学常有战士们难以企及的贡献。例如竹林七贤、扬州八怪，其实都是逸人或在某一人生阶段是逸人，但他们的诗书画，都很有成就。何况，人生并非是一个凝固体，一个人时而当当战士，时而当当隐士也无妨。弘一大师和苏曼殊，就既当过战士也当过隐士，因为有两种不同的人生体验，他们的艺术才多彩多姿。像李白、苏东坡这样的大诗人，其实也是时而当战士，时而当逸人，所以他们的作品才不会落入单一的战士模式，这与我们的一些只会“放声歌唱”的诗人大不相同，这里确实有丰富与贫乏之别。
我们毕竟是现代人，决不会像吴敬梓那样把王冕当理想人物来讴歌，自然也不会把陶潜等当做权威来崇拜，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然而，如果我们自己愿意或者有朋友愿意生活得超脱一些，离现实社会远一些，离政治斗争远一些，也就是离所谓“时代潮流”远一些，也未尝不可。这些朋友不一定放情于山水田园，但他们能自己创造一个精神家园，一个属于自己的净土，在净土中，就为艺术而艺术，为玄学而玄学，也未尝不可，恐不能再谴责他们是“企图躲进象牙塔”。其实，20世纪中国的问题，是能躲进象牙之塔潜心于学术、艺术的知识者太少，所以社会至今充满火药味。如果有条件，有些朋友愿意像印象画派大师莫奈，在远离巴黎的一个村庄里建立自己的艺术庙堂也很好；当年，他建造一个象牙之塔，而今天，却变成了世人“朝圣”和享受艺术的地方。所以，逸人表面上是回避世人，实际上常常是为世人服务的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