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城市空间形态是城市建设中所展现的空间形式的特征，包括我们前面所研究的城墙、民居、官署、桥梁等建筑实体的空间组织方式。1644年的政治更迭及随之而来的异族满清王朝的巩固，在权力阵营、文化政策、少数民族政策和军事组织上都带来了重要的变化，其中的许多变化影响了城市生活及其空间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面貌。
第一节 清代成都重建中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因素
成都在17世纪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城墙、市肆、道路、桥梁在清初都损毁严重。清代成都对城市空间格局的重建意味着在新的时代下作出了选择，这选择既包括对前代传统的继承，也包括在新的时势下发生的变迁。
城市的空间形态除了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制约，也受社会人文因素的影响。因为城市的空间形态不仅仅是对街道、场所空间的描述，还包括人们赋予这些形态的价值与思想。对城市空间形态形成影响的社会因素包括文化的作用、国家政权力量和市场经济作用。历史上，城市重建的事例非常丰富，但即使是同一时间段所发生的城市重建，其所形成空间形态变迁也大为迥异，因为城市重建中所使用的价值标准是最为重要的，这些价值标准影响着过去及未来的城市建设。只有了解城市空间之中内在的价值标准，城市肌理的研究才会变得有意义。
一、国家意志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力
清初成都城市重建在缺乏人力、物力的基础上开始的，国家力量主宰了城市的重建过程，因此城市空间形态不可能通过尝试和选择，按照有机的方法缓慢而复杂地生长。用专制和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国家力量不允许城市缓慢地生长，因为清代城市建设是政府实现政治意志和阶级意志的工具。
（一）清政府国家政策对清代成都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地方城市重建之初，清代国家政权的力量表现在对旧有城市空间形态的保护上。满族国家政权崛起之初，满族精英就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吸纳，在实践传统的儒家道德中把自己作为中国的合法统治者的根基稳定下来。因此，清代统治者在城市建设中尽可能地继承传统礼制秩序下的城市空间。清代地方城市空间形态延续具有政治意义，体现清朝统治者继承传统的意志。清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决定吸收并完全继承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包括封建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及其背后的文化观念。这就使地方城市空间形态的保持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它意味着对传统的继承。
（二）行政体系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此外，中国地方城市在行政体系中的地位对其空间形态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基本的城市空间是按传统构建，并由官绅阶层所代表的政治、文化传统组织的。对于像中国这样地域广大的中央集权制官僚国家来说，决定不同城市中心等级地位的政治因素确实起着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当城市的行政等级没有变化时，其空间规模与形态也不会发生变化。成都正是因为长期处于行政等级的上层，其中心城市的地位从先秦至清代一直保持不变，才使得成都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保持着一定规模。清代成都行政等级没有变化，因此重建中基本维持其所在行政等级所代表的城市空间形态，如城市的规模，城市的官署数量、城市的建筑等级等等。
（三）清政府的政治军事政策刺激了成都城市的发展变迁
在清政府的民族策略中，成都作为掣肘西藏、云、贵少数民族的大后方，成为整个大西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驻扎四川总督的兼衔越来越高，地位越来越重。担任四川总督的官员不少不仅具有尚书兼衔，还有大学士兼衔，如阿尔泰、阿桂、福康安、勒保等都是受皇帝特殊信任、权力极大的重臣，这也反映了四川乃至成都地位的日益提高。
清廷对西藏与大小金川的战争使成都成为西南的战略大后方。成都的城市发展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前后陡然增加了进度。这一年，清朝为征伐西藏，从湖北荆州调来满洲蒙古兵二十四旗，1500名旗丁连同家属约计6000人到成都来协助后防，随后驻防成都，城市人口疾遽增加。在1747年到1775年之间的金川战争和乾隆五十六年(1791)征军廓尔喀，及那时前后十几年川北、陕南、鄂西白莲教的战争中，成都一直都是大后方兵粮转运据点。求名、求利、求安定生活的官员、商人、移民都麇集于此，为成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特别是清政府发动的两次金川战争对城市影响深远。第一次战争从乾隆十二年三月起到十四年二月止，第二次金川之役从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到四十一年二月结束。两次战争前后共用了六年多时间，共调动八省兵力，计二十一万五千五百余兵勇，耗银七千一百六十万两以上，仅第二次金川战争用米二百九十六万三千五百多石，火药四百二十万一千四百多斤，调民夫四十六万二千多名。这个动员的规模是相当庞大的。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清前线战争也是大规模战争，并且最大程度地将地方政府卷入其中，金川战争尽一切可能调动了四川地方政府的人力、物力资源。在两次金川战争中，清政府积极地利用了商业部分弥补官僚网络的不足，将货运及商业贸易分包给商人，商人被卷入军事行动中，在战争中扮演积极的领导角色，承担了大量的军事运输任务。来自各地的商人聚集在成都，成都商号银钱业都有了巨大的发展，成都也成为货运的中转中心。因此，金川战争也成为成都发展的重要契机，成都城市空间在此期间不断扩张。
二、城市经济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市场经济在城市中的发展决定了城市的功能是否变化。市场经济在城市中孕育出新的价值观念时，城市空间形态会产生重大的变化，如近代中国城市拆除城墙似乎已经成为进步的象征。清代成都城市人口数量上改变，城市居民身份的改变，商业经济的增长，使得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的经济因素发展了变化。
（一）清代成都城市人口变化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明末清初，从崇祯七年至康熙二十年，短短47年间，成都"数被兵革，地荒民流"，是历史上成都人口锐减最严重的一次。顺治四年清军入成都，尚有"残民千家"。康熙三年，成都尚有残民"数百家"。到康熙末期，成都、华阳两县编户仅8里，依每里110户计算，仅880户。这是成都城市人口在历史上最稀少的时期。康熙廿年后，由于政府大规模移民政策的推行，成都人口才逐步恢复，进入新的发展高峰。嘉庆廿年至廿一年，成都、华阳两县户口达到十万八千户，59万人。依《四川通志》记载是70多万人据嘉庆《四川通志》卷六五，成都、华阳两县是77.6万人。据嘉庆《成都县志》和《华阳县志》两县共59.2万人。二者人口数不同，可能依据的统计资料不一样。这是成都城市人口的第三次发展高峰。成都从此进入人口迅速发展的时期。到清末，城市人口已达85万多人。其中城市人口只占整个郊区人口的58％。说明人口数量的增长，使城墙内容纳不下迅速增加的人口，从而刺激了城墙外空间的发展。
（二）城市商业发展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清代成都是四川乃至西南的经济中心，水陆交通都比较便利，"控拥岷沱二江，人口百万左右，其富裕在中华首屈一指"。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的便利，沟通了城乡物资的流通，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兴盛。成都"城内外河道甚多"，"迨至下游各水汇合，遂成岷江，长约四百法里，至叙州而入扬子江，船舟终岁可行。......如是成都而遂成为长江上流尽头之埠"。成都的陆路交通也较发达，几条主要的驿道，连接川东、川南、川北、甘肃、云南、西藏和陕西，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
清代中后期的成都，除了为城市内部提供生活所需的货物和服务外，还能广泛地为自身地域界限以外的地区销售货物和提供各种服务，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影响圈。清代，四川周边各省的经济、文化都相对四川而言较为落后，这些省区许多生活用品与生产资料都需要求助四川，同时一些要进入贸易市场的产品如生货或原料也从成都周转。如四川每年需从湖北输入大量棉花、棉布，同时又需供给云南等地所缺。成都在这种周转贸易中，成为西部各省的商业枢纽。这成为成都商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中后期的成都已是一个巨大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心，通过商业贸易职能不仅与周围地区和四川主要的城市密切联系，而且还与邻近的省区及北方、南方的各主要的市场发生了联系。成都平原在清代中期后商品经济活力的增加使市场较前扩大，进入市场的产品增加。经济作物品种增多，以及田赋征银加速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这使得成都城市从周围腹地获得了更多的发展动力。
此外，清朝随着商业经济在这座城市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城市提供了许多服务性的职业，如为壮工，搬运工，小贩、轿夫提供了工作机会。清代早期成都的社会经济权力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来群体的手中，他们控制着城市腹地的主要贸易资源，随着外来人员的本地化，融入成都，随着地方力量开始形成，成都城市空间也发生了一些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