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也是一位公认的在形式上有着自觉追求的诗人，创造了一系列运用对称美学原理创作的，被评论家称为"新词赋体"的优秀作品。严阵的诗集《竹矛》与之类似。李季的《杨高传》则是利用民间诗歌形式创作的"新鼓词体"叙事长诗。就是向来提倡诗的"诗的散文美"，只写自由诗的艾青，其创作也出现了"从自由化到格律化的转变" 。他的长诗《黑鳗》和一些与从前作品大异其趣的短章就是例证。且看八行小诗《珠贝》：
在-碧绿的-海水里
吸取-太阳的-精华
你是-彩虹的-化身
璀璨-如一片-朝霞
凝思-花露的-形象
喜爱-水晶的-素质
观念-在心里-孕育
结成了-粒粒-珠贝
且不谈此诗的丰富内涵，倘以格律的眼光考查，除了首行顿的安排欠佳外，其他皆合规范。这一事实足以发人深省。
以何其芳为代表的现代格律诗主张在表面上"偃旗息鼓"之后，仍然产生影响的一个有目共睹的显著现象是，四行一节、全篇押韵、大体整齐的可称"半格律体"的诗歌十分盛行，在"文革"前堪称流行诗体。这种趋势如果能够得到良性的发展，恐怕中国现代格律诗不会这样命途多舛，其成长过程不会这样艰难曲折了。惜乎历史不能假设，"文革"的发生，把中国一度带到了如毛泽东所言"没有诗歌"的荒唐岁月，诗的格律建设就更是奢望了。
（二）现代格律诗后期
如果以1954年《关于现代格律诗》发表作为起点，一直到1966年作为"现代格律诗前期"，那么，经过"文革"造成的"空白期"，到1979年卞之琳自选集《雕虫纪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何其芳诗稿》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以此为标志就开始了"现代格律诗后期"。
卞之琳早年曾经与何其芳、李广田共同出版《汉园集》，是他提倡现代格律诗最坚定的"盟友"和"辩护士"。同何其芳一样，也是知名诗人，多年来一直坚持并在创作中实践自己创建新诗格律的诗学主张。写于1978年末的《雕虫纪历》长篇《自序》除了回忆自己写诗经历外，还具体阐述了他对现代格律诗（可能意识到这一称谓不太适宜，他称之为"白话新体诗"）的观点，成为新时期率先重提新诗格律建设的首要文献。此后不久，他在纪念闻一多先生80冥寿时充分肯定他对于新诗格律探索、试验的成果，再次强调"音组"或"顿"是新诗格律的基本问题，要"顺应和显出这种节奏"。 其后，他又在一系列文章中进一步谈论新诗格律问题。
如质疑"新诗不适合用格律"的流行观点，引用了何其芳"跳舞的人必须懂得步法"的意见，又印证艾略特"没有诗是真正自由的"一语，为备受挤兑的现代格律诗辩护。卞之琳还采用与西方诗歌、中国古典诗歌相比较的方式，来论述节奏、音韵等问题，在深度上有所推进。特别值得赞赏的是，他在评价何其芳晚年译诗时指出，这是"在译诗上试图实践他的格律主张"；他进一步分析外国诗歌汉译的功过，指出"有意识在中文里用相应的格律译诗"是正确的道路，以几个成功的译本宣告"译诗艺术的成年"；在同胡乔木的探讨中，解决了分顿的一大疑难，即以助词后靠的方式解决四字顿的拆解，从而保证二、三字顿在诗行中的绝对优势。这些文章于1984年结集出版，不啻新诗格律研究的"集束手榴弹"，辅之以思想解放带来的新月派"复出" ，在1980年代中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随之出现了一个新诗格律建设的小小高潮。
1985年，邹绛编选的《中国现代格律诗选》和周仲器、钱仓水编选的《中国新格律诗选》相继出版。二者的时限都是从新诗诞生之初直到编选之前，而从规模看，则前者大于后者；前者编者为此书写了代序，后者系请著名理论家骆寒超为序，两篇序言都回顾了现代格律体（前者的"内容简介"出现了"格律体新诗"字样，后者的"内容提要"则说"'新格律诗'又称'现代格律诗'"。两序都概括了现代格律诗的发展历史，简略地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涉及到现代格律诗的分类问题，而前者的入选作品更以编者划分的五种类型分辑，具有首创性。虽然早前的先行者在研究中蕴含分类的萌芽，但是这成为现代格律诗分类研究的开端，为其后的完善奠定了基础，意义十分重大。
如果说，上述两个选本是继陈梦家的《新月诗选》之后，现代格律诗再度遴选成集，成为具有流派意义的选本，那么，系统研究现代格律诗理论的第一本专著或是许可的《现代格律诗鼓吹集》，难能可贵。此书的第一部分《诗体篇》，结合中国古诗中向来未被注意的九言诗，从最初的新诗开始，深入研究现代格律诗体系内的九言诗，兼及五言、七言、八言、十言、十一言（再分甲、乙）、十二言等七种诗体。他强调必须使用现代汉语，以区别于古诗，并且主张各行字数与顿数都须一致。也许是认为六言不宜于现代汉语，而十三言以上，诗行太长，节奏不鲜明，所以批评界排除在外。此外，对于四行、八行、十四行几种"限行诗"做了细致探讨，提出如古诗一样，限行与不限行两种诗体并行的主张。这些都是很有见地，并且符合后来的发展实际的。《鼓吹集》的第二部分《节奏篇》引经据典，利用排除法，论证平仄、轻重、长短的变化都不便形成新诗的节奏规律，惟的划分可也。他从古诗的吟唱得到启示，认为"顿"并非停顿，而是顿末拖长形成鲜明的节奏。这也可以说是创见。
需要指出，上述"后现代格律诗"早期的重要成果，无一例外都对何其芳的理论有所借鉴，是其承续与发展。
这一时期，现代格律诗在创作成就突出的诗人首推胡乔木。他先后在《人民日报》、《诗刊》发表了几组格律十分规范、严谨的带有典范性的格律体新诗，于1988年出版了他的自编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这些作品，实现了格律与诗情的和谐统一，充分显示了格律体新诗的艺术魅力，以及她可能达到的艺术高度，成为格律体新诗的又一座里程碑。说来真巧，其中收入格律体新诗28首，与《死水》恰好相同。其中的《仙鹤》可谓妙品，每行四顿，行行压韵，首节22行，第二节为回文，倒回去读，亦文从字顺，天衣无缝，妙趣无穷。
（三）现代格律诗后期（续）
由于有1980年代的准备，到了1990年代，直至21世纪之初，尽管中国诗坛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诗潮，在形式上仍然是自由诗占居统治地位，散文化趋势愈演愈烈，但是现代格律诗的创作和研究仍然在继续前进。
这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理论研究空前活跃，专著论文迭出，在许多方面均有突破。 其突出的成果，试择其要者分述之：
程文、程雪峰的《汉语新诗格律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新诗格律的学术专著。此书从孕育到定稿，历时达30年之久。其间得到过臧克家、卞之琳、冯牧诸位名家支持、帮助。该书审视新诗格律建设历史，梳理出单纯限字与单纯限顿的利弊，提出"完全限字说"，即回复到五、七言古诗传统，要求全诗各行做到字数与顿数都能如《死水》般保持一致，将其提到新诗格律理论核心的高度。后来发展的态势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律条。
万龙生"无限可操作性"观点的提出与论证，遥应闻一多著名的"相体裁衣"说，指出只要懂得现代格律诗的基本规律，"便可视表现的需要创造出无数种各不相同的样式"。 具体说，就是在前述邹绛"五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为整齐式、对称式和综合式，再加上已经比较通行的固定诗体（现在称为"定行体"）：四行诗，八行诗和十四行诗，这样，就组成了格律体新诗的大家族。这些诗体运用起来，的确变化无穷，体现了"无限可操作性"。 还把整齐式、对称式就其形式特征分别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诗、词对应起来，把四行诗、八行诗、十四行诗就其容量分别与古代近体诗中的绝句、五律、七律对应起来，使格律体新诗在中国的传统诗歌中找到了契合点，找到了源头。 这对于破除格律体新诗是硬切的"豆腐干"，是照搬"洋诗"等误解与成见，以及克服一部分格律诗作者自身的错误认识具有重大意义。
唐湜和江锡铨两位诗评家不约而同地着眼于新诗发展的历史，从"自由"与"格律"的矛盾运动，其此消彼长的状态，得出建立格律体新诗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结论。
骆寒超在《20世纪新诗综论》（学林出版社，2001年）对格律体新诗作了纵向的宏观的"史"的研究，指陈得失，颇见功力。
陈本益采取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参照中国古代和外国诗歌，来考察现代格律诗的节奏，写成一本学术价值很高的专著。
许霆、鲁德俊致力于十四行诗在中国移植、"驯化"历史的研究，利用搜集的大量资料，写出了专著《十四行体在中国》，充分肯定了几代中国诗人十四行诗的创作成就，雄辩地纠正了这种外来诗体"不适合中国"的谬见，也可以使人认识到仅以14行一首为条件而舍弃其他格律因素的简单处理方式的不足。
在诗人论领域，对先行者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何其芳、卞之琳的研究比较盛行，其中不少涉及他们的格律体新诗的理论与创作，远比过去深入；对后起重要格律诗人如邹绛、屠岸、黄淮、丁芒、万龙生的评论也时有出现。
凡此种种，充分证明了格律体新诗的理论研究在这一时期的可喜进展。
理论家同时充任选家，也是一大优点，对于格律体新诗的发展大有裨益。有好几个成功的范例不容忽视：许霆、鲁德俊在撰著《十四行体在中国》的同时，就编选了《中国十四行体诗选》，与之互相印证。屠岸的序言和编者的后记学术性很强，对阅读具有指导意义。此前，钱光培也编选了一本《中国十四行诗选》，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于1988年出版，每首作品都附有简短评析。前有长序，后有附录（中国十四行诗人谈十四行诗），也是选、论结合的优秀选本。程文、程雪峰、程峻峰编著的《中国新诗格律大观?现代格律诗鉴赏创作辞典》则是继《汉语新诗格律学》之后又一力作，分类编排，每诗附有格律分析及诗艺剖析，正文后附有格律词语简释。提供范例，具有教材性质。而由吕进、毛翰主编的《新中国15年诗选》，现代格律诗"登堂入室"，被纳入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新诗版图，于第3卷专设"现代格律诗分篇"，令人欣慰。其中，何其芳入选3首，算是最高"待遇"。
（二）受到理论建设的导航与鼓舞，现代格律诗的创作在这一时期也有较佳的表现。由于发表园地多为自由诗占据，大多以结集的方式呈现。其间，比较引人注目的诗集有：
邹绛除理论研究外，自己还坚持创作实践，写下了不少以整齐式为主的作品，清新明丽，冲淡平和，自成风格。1993年辑为《现代格律诗选》由香港天马图书公司出版，是格律体新诗的重要收获。
黄淮是一位高产诗人，九言四顿体的创作很有成绩，辑有《黄淮九言抒情诗》。此外还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
浪波以八行体见长，《神游》就是一本罕见的八行诗集。另有诗集《故土》，2005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他运用整齐式吟咏非常熟练。
陕西刁永泉的《山谣》别开生面，作品完全采用口语和民歌节奏，诗内每节完全对称。这也应该是格律体新诗的一个路子.
江弱水1981-1991年间的诗作汇编为《线装的心情》，其中格律体居多。他在之琳先生影响下，"十分投入地进行了一系列格律试验"，其十四行诗，卞先生评为"纯正光润"。
程文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自己还进行着格律体新诗的试验。2004年，他在新天出版社出版了诗集《未荒集》，完全切合他自己提出的"完全限步"说。
李忠利是上海的一位近年来很活跃的诗人，全用六行体写作，均用七、五言句式，而段式为上四下二。他的作品贴近现实，为读者所喜爱（另外两位大量采用六行体写作的诗人是梁上泉和杨明，稍感补不足的是诗行不完全规范，可算准格律体）。
万龙生几十年如一日地追求格律体新诗，在诗集《戴镣之舞》和《献给永远的情人》的基础上增删，于1999年出版了《万龙生现代格律诗选》，这是第一本按照类别编排的格律体新诗个人专集。
十四行诗的盛行是本时期的特色与亮色。有的诗人沿用英式、意式十四行格律，有的按照中国格律体新诗的要求，在格律上予以变通。两者都属于格律体新诗的范畴。无论数量或是质量，其成就以唐湜为最。他的十四行组诗《遐思--诗与美》、《幻美之旅》与叙事长诗《海陵王》都独步一时，成为新时期十四行诗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