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人品的试金石，权力的使用最能检验出掌权者的人品。恶人几乎本能地运用权力折磨和伤害弱者，善人几乎本能地运用权力造福和帮助弱者，他们都从中获得了快乐，但这是多么不同的快乐，体现了多么不同的人品啊。
权力和平庸者的结合当然是优秀者的不幸，但是，一切权力都是排斥异己者的，优秀者一旦掌握权力，他所排斥的就不仅仅是平庸者（他们比较容易顺从），而主要是优秀的异己者。因此，权力或者直接压制优秀者，或者扼杀优秀者之间的公平竞争，从而破坏了优秀的条件，——权力与优秀是敌对的。但是，不可能有完全没有权力的社会状态。一种良好的社会状态不能保证权力一定掌握在优秀者手里，但应当最大限度地保护优秀者之间的公平竞争。
对于我来说，最难堪的事情之一是不得不与权力者周旋，去反对落在我头上的某种不公正待遇，为自己争某种正当的利益。这种时候，我多半是宁可放弃这种利益的。倘若同样的情形落在别人头上，我作为旁人而为之打抱不平，那就会理直气壮得多。
在自由竞争状态，自然选择淘汰了劣者。在专制状态，人工选择淘汰了优者。唯有平庸者永远幸免，有最耐久的生命力。
竖子成名，遂使世无英雄。
有两种悲剧：一种是英雄在战场上的毁灭，另一种是弱者在屠宰场上的毁灭。人们往往歌颂前者而蔑视后者，殊不知英雄也有被驱往屠宰场的时候，在屠宰场上英雄也成了弱者，而这正是英雄最大的悲哀。
人们都以悲剧为可怖，喜剧为可怜，殊不知世上还有比悲剧更可怖的喜剧，比喜剧更可怜的悲剧。
遇到那些愚昧、蛮横的恶人时，我不禁想：贵族主义是对的！
人世间最丑恶的现象之一是凭权势欺压无辜，以强暴凌辱斯文。小民遇见刁吏，秀才遇见匪兵，岂是有理讲不清，而是根本不容讲理，有形无形的铁拳决定了一切。
我绝无权力欲，但也有例外。当我受到那班贪官污吏刁难时，我真心希望自己是一个比他们权力稍微大一点儿的芝麻绿豆官，突然亮出这身份，然后看他们嘴脸的变化。
我不做武侠梦，但也有例外。当我遭遇那种冥顽暴徒时，我真心希望自己身怀绝技，轻轻吹一口气就能使他们魂飞魄散。
当然，幻想终究是幻想。一个更大却比较现实的幻想是：建立一个公正有序的社会，靠社会的力量来约束权势，制裁强暴。
秀才遇见秀才，可以说理。兵遇见兵，不妨比武。秀才遇见兵的尴尬在于，兵决不跟秀才说理，秀才却不得不跟兵比武。
法不惩恶，遂使武侠梦流行。
最令人厌恶的是卑怯的恶。以无辜者为人质的恐怖分子，在无人处作案的窃贼，均属此类。
有精神洁癖的人在污蔑面前最缺乏自卫能力。平时他不屑于防人，因为他觉得防人之心也玷污了自己精神上的清白。一旦污水泼来，他又不屑于洗刷，他的洁癖使他不肯触碰污水，哪怕这污水此刻就在他自己身上，于是他只好怀着厌恶之心忍受。
轻信和宽容，是崇高的灵魂最容易犯的错误。轻信，是因为以己度人，不相信人性会那样坏。宽容，倒不全是因为胸怀宽阔，更多地是因为一种精神上的洁癖，不屑于同奸人纠缠，不愿意让这种太近的接触污染了自己的环境和心境。
有时候，为了办成一件聪明事，只好违心干十件蠢事。你干了十件蠢事，人家会赞许你，对你放心，于是你乘势办一件聪明事，不等他们明白过来，你再接着干十件蠢事，他们又放心了，就不去追究那一件聪明事了。
长舌妇的特点是对他人的隐私怀有异乎寻常的兴趣，而做起结论来则极端地不负责任。
小市民聚在一起，最喜欢谈论的是两件事，一是别人的不幸，还啧啧地叹息着，以表示自己的善良，另一是别人的走运，还指指戳戳地评论着，以表示自己的正直。他们之热中于“同情”他人的痛苦，与他们之热中于嫉妒他人的幸福，其实是同一份德性的两种表现。
舆论是多数人的意见，并且仅对多数人具有支配的力量。当然，多数人也很想用舆论来支配少数人，禁止少数人的不同意见。但是，如果不是辅之以强权，舆论便无此种力量。一个优秀者面对强权也可能有所顾忌，这是可以理解的。撇开这种情形不谈，倘若他对舆论本身也十分在乎，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他的优秀表示怀疑，因为他内心深处很可能是认同多数人的意见而并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
舆论对于一个人的意义取决于这个人自身的素质。对于一个优秀者来说，舆论不过是他所蔑视的那些人的意见，他对这些意见也同样持蔑视的态度。只要他站得足够高，舆论便只是脚下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轻微的噪音，决不会对他构成真正的困扰。唯有与舆论同质的俗人才会被舆论所支配，因为作为俗人之见，舆论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意见，是他们不能不看重的。
“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说吧！”——因为他们反正是要说的，你的幸与不幸并不关他们的痛痒，他们不过是拿来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所以，你完全不必理会他们，尤其在关涉你自身命运的问题上要自己拿主意。须知你不是为他们活着，至少不是为他们茶余饭后的闲谈活着。
舆论是最不留情的，同时又是最容易受愚弄的。于是，有的人被舆论杀死，又有的人靠舆论获利。
对于新的真理的发现者，新的信仰的建立者，舆论是最不肯宽容的。如果你只是独善其身，自行其是，它就嘲笑你的智力，把你说成一个头脑不正常的疯子或呆子，一个行为乖僻的怪人。如果你试图兼善天下，普渡众生，它就要诽谤你的品德，把你说成一个心术不正、妖言惑众的妖人、恶人、罪人了。
谗言伤人，谣言杀人，谀词求宠，谏词招祸。查一下以言为部首的中国字吧，语言的名堂可真不少。中国人是深知语言的厉害的，所以有“一言兴邦”、“一言危邦”、“人言可畏”之说。有时候，语言决定着民族、个人的命运。语言甚至预定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我不禁想，假如没有语言，人间可省去多少事。可惜的是，没有语言，人也不成其为人了。
禽兽的世界倒是单纯。倘若禽兽有朝一日学会说话，造谣、拍马、吹捧、辱骂之事恐怕会接踵而至，它们也就单纯不下去了。
常识的二重性：当常识单独行动时，往往包含正确的本能；一旦它们聚集为一种团体的力量，就会变成传统的偏见。
在政治舞台上，正义和仁慈都可以成为表演。
在潜规则支配的官场上，真诚者往往二重人格，圆滑者必是两面派。
有一种人的灵魂装有扩音器，每一种声响都夸大许多倍地播放出来，扰乱世界和邻人的安宁，于是他们自以为拥有一颗多么动荡不安、多么丰富的灵魂了。
怨恨者的爱是有毒的，吞食这爱的人必呕吐。
有的人的所谓诚实是出卖别人的信任。
有一种人，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引人注意。不拘用什么手段，包括用最高的嗓门说出最蠢的话，只要被注意了，他就得意洋洋，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
今日文坛上也多这种人。
有的名人面对公众惯用两种姿态——做秀和装蒜。做秀，即迎合公众的趣味，把自己打扮成讨人喜欢的样子。装蒜，即回避公众的审视，做出天真无辜的样子。
在中国生活最需要的是忍耐。每一个人不断忍耐的结果，便是怨气郁结，有机会便发无名火，于是又成了别人必须忍耐的一个对象。
在人生追求上，中国人心中往往没有自我，只有他人，大家在争夺什么，我也就要什么。于是，名利场上熙熙攘攘，一片繁忙之景。
在公共道德上，中国人眼中往往没有他人，只有自己，我做什么，完全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于是，公共场所吵吵嚷嚷，一片喧哗之声。
这是中国人的颠倒的个人主义。
世上流行假高贵。豪宅，名车，身价，权力，时尚，各种外在的东西被冒充为高贵的符号，到处招摇。这雄辩地证明，真高贵在今天何其稀缺。
真高贵的人也可以拥有财富和权力，但他知道，人的高贵在于灵魂，不在于这些外在的东西。相反，一个人倘若灵魂空虚，内心贫乏，就只剩下用外在的东西来为自己估价了。
在这个娱乐化的时代，人们不能容忍严肃，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
我在两种人面前最克制不住傲气，一是功名利禄之徒，二是自以为是之辈。
我是谦和的——面对一切普通人，因为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我又是高傲的——面对那些卑劣的灵魂，因为在人性的水准上，他们无比地低于普通人，理应遭到一切普通人的蔑视，包括遭到我的蔑视。世上真有如此卑劣的人，使你感到平等的普世价值对他们是不适用的。
每当我接到一张写满各种头衔的名片，我就惊愕自己又结识了一个精力超常的人，并且永远断绝了再见这个人的念头。
我的生活中没有这样的目标，例如成为教授、院士或者议员、部长。那些为这类目标奋斗的人，无论他们为挫折而焦虑，还是为成功而欣喜，我从他们身上都闻到同一种气味，这种气味使我不能忍受和他们在一起呆上三分钟。
我本能地怀疑一切高调，不相信其背后有真实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