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自重庆出走，是1938年12月18日的事，这天他由重庆飞往昆明，19日再由昆明转往河内。21日，张群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给他，说“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第三次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且以绝无领土野心，尊重中国主权，不要求军费赔偿为说。24日，龙云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叫他代转，内容是：“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详容函陈。”26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上宣布说：“汪先生请假四个月，出国养病，希望早日回来，共商大计。”28日，汪精卫有信致蒋介石，认为日方提出三原则之后，“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进而“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要求“毅然决定，见之施行”。汪精卫这封信，收在1981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但信中提到的12月28日“兹有上中央电”，却被做了手脚，未见收入。现据1941年3月汪政权宣传部出版的《和平反共建国文献国民政府还都周年纪念册》所收，抄录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詧。本月9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已去岁12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画，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唯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绝不能用于解决战争，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唯恐中国不亡、唯恐国民政府不倒、唯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第3—4页）
汪精卫此电把陶德曼调停经过说得很明白，调停之所以失败，因日方改变11月可以接受之条件，现在日本既已“觉悟”，回到原来可被蒋介石接受的立场，甚至更加明确，岂有相拒之理到了第二天（12月29日），汪精卫即发出著名的艳（“艳”是29日电报代日的简写，电文载1939年1月1日《新闻报》）电给重庆，再度敦促接受调整中日邦交三原则，作为和谈的基础。汪氏这三个文件，俱收入《和平反共建国文献》之中，基本重点只有一个，就是“如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不妨结束。汪精卫认为：与日本和谈，并不是他个人的私见，他说南京尚未陷落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事调停，当时日本开的价码比现在还苛，但是“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如今一年仗打下来，中国已由武汉撤守而退往四川，处境更差，但日本开的价码反倒比去年宽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谈和抗战的目的既然在保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能以和平得之，为什么一定要打
汪精卫能够从重庆出走，虽说汪氏副总裁身份特殊，无人敢挡驾，但出走的不止汪一人，陆陆续续，难道蒋介石的特务皆视而不见再说出走有目的，难道戴笠连这一点情报都没有其中必有文章。据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的回忆，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冯玉祥举出最明显的理由是：
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对冯玉祥这段话，我们找出一件文件上的旁证。1981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曾收有1938年12月19日《龙云以汪兆铭经滇飞往河内呈蒋委员长之效电》，内容是：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僭密。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职龙云。效秘印。（第46页）
这一秘密电文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汪精卫到云南的当晚，龙云就“电呈”了蒋介石；在汪精卫次日临行前，又再度“电呈”了蒋介石。可见冯玉祥所说“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是确实的。
关于这一疑案，朱子家（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李敖出版社1988年版）中，也有论述如下：
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是应该有其可能的，连日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中之一面。”因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庆方面的默许，他不能离开重庆，自更不能离开国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据此而观，最后两语，意义太明显了。是由汪氏出面去与日本交涉，条件不好，由汪氏独任其咎；有好条件，政府才出面接受，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双簧吗
但褚民谊在苏狱中说过几句话：“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了。”那岂不是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这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于地下而问之！（第898页）
这里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倒是很可能的。以殷汝耕为旁证，就可明白。殷汝耕在1935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类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缪斌、王克敏等人身上，也都发生过。
汪精卫到河内主要目的就是发表和平主张，采纳与否，权在中央。即准备赴法休养。然而当谷正鼎送来护照与旅费后不久，却发生1939年3月21日河内刺汪案，结果误中副车，杀死了汪氏秘书曾仲鸣，另有五人受伤。河内法院抓了几个人，以一般凶杀案，草率处理了事。汪氏本人肯定是重庆派人干的，故在《曾仲鸣先生行状》中说：“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叙凶手供称，谋杀目的实在兆铭。”（《曾仲鸣先生殉国周年纪念集》卷首）但一时没有确切的证据。哪知凶手们到台湾之后，忽觉自己是锄奸的英雄，一一亮相，如陈恭澍等大写回忆，无疑招认，甚至实际开枪的王鲁翘也当上台北警察局长，侃侃而谈，不久遭离奇车祸死亡。河内刺汪案终大白于世，原来是特务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干的，戴笠还于2月底3月初亲往河内布置。谷正鼎两度访汪，很可能与戴配合，以观形察势，做好谋杀的准备工作。也可能是单线，谷如陈立夫一样不知情。
我们不认为汪精卫出走前与蒋有默契，汪于1940年11月27日致蒋介石感电犹谓：“兆铭痛感艳电以来，荏苒岁月，国命益殆，民病益深，故不及待执事之赞成，亦不及顾执事之反对。”（《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143页）但是我们认为蒋眼开眼闭让汪等出走，特务固不敢拦汪，但特务不会上告蒋来作决定吗蒋不拦汪，必须从蒋本人的主和意愿来理解。他把汪等当试验气球，放出去瞧瞧。然而蒋为何又要谋杀汪精卫呢我们的理解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蒋氏“兔死狗烹”哲学，让汪发表和平主张之后，由他后续完成，免得日本人想与汪做对手；其二，如果不除去汪，搞不好，和议成功却让汪氏取而代之。更何况汪氏途经云南，与龙云相处甚笃，如果龙云加以响应，将更增加汪之声势。故明知汪有赴法打算，仍怕夜长梦多，为以后蒋日和谈制造麻烦，于是不惜遣特务杀之。
可是误中副车之后，反而弄巧成拙。这一毒辣的行动，刺激了汪精卫，汪乃在3月27日发表《举一个例》，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的国民党秘密会议记录，即“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记录”，证明了主和之意，国民党大员皆有之，蒋介石尤其主其事。文中并提出三个疑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12月22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8—9页）
不仅此也，激动的汪精卫触发了烈士性格，为死友、为主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去法国了，也不理蒋介石高兴不高兴，径自去与日本人谈。……（编者略）
有趣的是，蒋介石公开谴责以及谋杀汪精卫未遂之后，继续经由萱野转告新上任的有田八郎外相：他正积极布置准备对付共产党以及对日和平之意不变。其实，不仅嘴巴上说，还起而行哩，于1939年年初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时，明显展示反共态度，以配合近卫三原则之二，并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陈诚于2月3日致电在香港的柳云龙说：
今组织之国防委员会，网罗朝野人员，置于蒋氏一人之下，时机一至，便可运用和平而无阻。（《杜石山致宣野长知》，载《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08页）
一个月之后，蒋介石亲自发电给柳云龙、杜石山说：
石山见台鉴：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唯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原则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蒋中正蒙。（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此电紧要处，为蒋明显可以接受“卢沟桥事变前后之现实”，也就是说满蒙可以不要，但须尊重中国本部之主权，亦即是陶德曼调停时的第一个日本方案。但蒋怕日本别开新价码，故要“切实询明”日方和平的基案。能不说是求和心切吗事实上，此时蒋介石已不经手孔祥熙，由自己直接遥控了，宋美龄也于7月16日亲自飞到香港与萱野面晤。会谈设于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柳云龙代表蒋方提出七点：一、平等互让；二、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三、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四、日本撤兵；五、共同防共；六、经济提携；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614页）基本上响应近卫三原则。杜石山于会后致电蒋介石称：“和平之事，当在汪氏等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始克有济，否则夜长梦多，多一纠纷即添一障碍，届时钧座虽欲当机立断，恐亦为事实之所不许也。”（《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15页）至此，蒋与汪已开始做“和平”竞赛了。接着小川平吉于3月24日赴港，听取萱野汇报后，并与蒋方进一步商谈，小川与萱野提出是否可首先讨伐共产党，以实现局部停战，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回答都是正面的，并谓可用“密约办理”。杜石山告诉小川，蒋“现已布置了大量嫡系军以对付共产党”，以及“在议和成功之时，望以日本的先锋队进行讨共”。（《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53页）蒋又于4月间派马伯援与小川在港联系，很可能有进一步的表态，但马突于4月14日逝世。5月6日，小川又与张季鸾会谈，更明言日本最关切排共。蒋介石反共意愿虽高，但在那个情况下，马上翻脸伐共自大有顾忌。然小川等急于要蒋明确表态，甚至要到重庆来谈。相逼之下，蒋终感化暗为明维艰，想缓一缓，将和平要求先在国防会议提出再说。小川等在杜石山等人一再解释下，对蒋氏苦心表示谅解。
6月间，中共对蒋日和谈已有所闻，乃迫蒋履行诺言，广西方面也表示如果中途妥协，将单独抗战，使蒋更不敢公开表态。此时汪精卫已到东京与平沼首相会谈，但蒋介石不仅仍然保留香港联络点，而且宋美龄再度飞港与柳云龙等会商，并由杜石山会见小川，要求阻滞汪精卫新政府的成立。小川等则想于汪政权成立前，逼蒋公开表态，接受和平条件，因而重申蒋日双方在军舰会谈前议。（阅《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第640—643页）蒋于7月7日抗战二周年文告，重申抗战到底的国策不变，他能不如此重申吗但被日方认为缺乏诚意，更倾向汪精卫。不过，蒋于7月16日在重庆发表军事委员会组织与人选，规定蒋有权执行国府组织法第111条之规定，即宣战、议和、缔约的权力，已为蒋全权议和订下法律根据。蒋又于8月初经杜石山转告日方已有分共决心，并派郑介民、王子惠先后赴日，力阻汪日之间的和平运动。小川也开始积极活动，于8月10日走访近卫文麿，并连夜进京会晤首相，提出所谓“战胜国宽宏大度”的第三方案，由小川携赴重庆谈判，同时要求对方派出孔祥熙一级的代表参与预备会议。重庆方面得此报以及汪政府将延期成立之消息后，孔祥熙声言将牺牲一身，决心在参政会提出“和平”案。此时德国与苏联已缔订互不侵犯条约，日苏亦已有妥协迹象。蒋、孔怕被孤立，故更加积极求和。但此一世界形势的发展也使日本军方更为嚣张，对日本政府横施压力，政府被迫于9月13日声明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蒋、日和谈再次触礁。蒋介石对汪组府“深恶痛绝”，不谓无因。唐纵在1939年10月2日的日记提到：
委员长发表重要谈话，对汪逆召开伪代表大会及企图成立伪中央政权问题，深恶痛绝。委座从未公开斥辱何人，此为第一次，并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宽赦。（《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101页）
照说汪精卫去做“逆”，自毁历史，蒋介石又何必“深恶痛绝”呢其所以“深恶痛绝”，显因汪破坏了蒋日和谈之故。汪是已下了海的，摆明在搞；然而蒋却一直暗干，想下海因考虑太多而不敢下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