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相残杀”之后，日军于翌日进城，又大肆烧杀奸淫，造成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当时有二十七名外国传教士、医生、教师自愿留下不走，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做了见证，为南京成为“人间地狱”（a living hell）留下记录。其实，日军在进入南京之前，已开始沿途杀中国人为竞赛游戏，并见诸日本报纸（详阅Wilson，When Tigers Fight，p.68-81）。然而战后迄今还有不少日本人想赖账，说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未免太慷在南京死难的三十万军民之慨了（三十万之数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南京守不住，无可责怪，敌人挟兵员与武器的优势，以陆空立体战斗向易攻难守之据点进攻，势不可当。所可议者，“与城共存亡”之誓徒托空言。若以死守之坚志与敌周旋，虽败犹可予敌重创。奈蒋介石一面与唐生智誓言死战，另一方面仍抱德国调停的希望。然则和战犹是未定，难以齐一心志。再就守城的策略而言，集重兵于南京一隅，未能布置兵力于首都周围都邑以为屏障，以便呼应运动其间，以消耗敌军，因而处处被动，使南京成为死棋，只能挨打。官兵再勇敢，虽不惜性命，但恨杀敌太少。及至不得不退却转移，仓促之间，命令无法实行，造成严重的无端伤亡。如此牺牲，岂非更加可惜而此无关敌军之强，实由于我方战术、战略之不当。蒋介石与唐生智都不能辞此咎。而蒋氏于12月13日发表《为我军退出南京宣言》，竟谓：“政府所在地既已他迁，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皆无重要性可言。予作战计划，本定于敌军炮火过烈，使我军做无谓牺牲过甚之时，将阵线向后转移。今本此计划，令南京驻军退守其他阵地，继续抗战。”（载《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好像是完全照计划行事，完成使命而转移。岂其然哉！岂其然哉！事实上，因其计划之错误与混乱，不知造成多少无谓的牺牲！
南京失陷后，蒋介石于1938年元月11日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指出“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要巩固武汉，就要东守津浦，北守道清”（《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五卷，第13—14页），因为津浦与道清两条铁路乃武汉三镇的屏障，保卫武汉屏障的责任则落在坐镇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身上。日军在鲁南之师，于3月10日南下，孤军深入，在台儿庄被中国以大兵团包围，至少歼敌一万二千余人（据日方估计），颇能振奋人心，只是兵力虽多，乘胜攻击仍感乏力，应歼而未能尽歼深入的日军，更不能扩大战果，改变战局。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得台儿庄捷报之后，于一个月内再调二十万人，总共六十万人，要与增援的三十万日军，在徐州“一决雌雄”，也就是要做决定性的阵地战，忘了几个月前在开封所定机动迂回包抄歼敌的战术，也忘了华北平原有利敌人机械化部队之攻势，更未觉察反而有被敌歼灭主力之虞。果然，李宗仁认识到“我方集大军数十万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内，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不能不自量力与敌做“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遂于5月初旬自徐州主动撤退，5月19日完全放弃徐州。蒋介石以十五万精锐之师不能歼灭二万被围之敌，更由于徐州失守，令敌侵入豫东平原，自谓“在战史上亦为一千古笑柄”（见蒋致程潜函，原件藏南京二档馆）！但他责备多数将领“畏缩不前”“指挥无方”（见1938午5月27日手令，原件藏二档馆），似乎忘了自己是指挥全局的最高统帅。
蒋介石于5月25日从郑州返回武汉，因怕日军自津浦路西进，又怕日军占据郑州后，可能由陇海路西进以及平汉路南下攻掠武汉，居然听从第一战区司令部里的两个参谋的主意，批准掘开黄河南岸大堤以阻敌于豫东。蒋“以洪水掩挡敌军”的命令，交第一战区核办，原件尚存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之中。6月7日，炸毁黄河铁桥，两天之后即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炮轰决口，宽二丈，洪水滔滔而下，造成华北平原的浩劫：淹没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损失财产按当时银价折算约九亿五千三百万元，死人近百万，生还的六百余万人在汪洋泽国中挣扎，损坏耕地一千七百余万亩，并形成后患无穷的黄泛区。付出如此惨痛代价，并未能阻挡敌人夺取武汉。百姓何辜，有此草菅人命的最高统帅！
然而50年代何应钦刊印“荷蒙总统蒋公核定”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竟想一手遮天，掩盖历史真相。书中记1938年《陇海路沿线之作战》一段中有谓：
6月5日我放弃开封，敌分攻中牟尉氏，该两地亦于6日失守，随即进扰新郑，7日敌轰炸黄河堤，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
这段话最令我们注意的，是“敌轰炸黄河堤”，说由于日本飞机炸了黄河堤防，所以“赵口附近河堤崩溃，水流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敌我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乍看起来，这话没什么不妥，细想一下，就破绽见矣。想想看，本来中国军队是一路败退的，突然间，日本飞机炸了黄河堤，河水泛滥之下，敌我双方“遂沿黄泛两岸成对峙形势”，这无疑是说，河水泛滥，把敌方攻势阻止了，因此我方占了便宜，但是，河水泛滥是敌机炸堤的结果，敌机为什么要炸堤跟自己过不去呢
《八年抗战之经过》这段话，事实上，是道道地地的谎话，黄河堤被炸，没有错，错的是炸它的，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是蒋介石下命令干的一桩大惨事！（蒋1938年6月11日致程潜电，命令《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原件藏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
这一惨事，最早落墨于传记书刊者，倒是国民党宣传部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书中明言：“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的敌人。”（第293页）但是董显光口口声声都是敌方的损失，却绝口不提我方的损失，这种宣传，固然用心良苦，却也技术奇劣。因为河水是没有眼睛的，岂能只淹日本人，不淹中国人哉到了《蒋总统秘录》时代，国民党的宣传有以兼顾了。《蒋总统秘录》在“日军溯长江进攻”一节下，虽然在宣传上对敌我损失都有以兼顾，但是，“洪水淹没了田地，民众生活难免受到影响”（第144页）寥寥数语，还是轻描淡写了的。到底中国“民众生活”受了多少“影响”蒋介石下令炸堤，造成的损失可分前后两阶段，前期的损失以1938年为主，后期的损失以1943年为主。前期1938年的炸堤，使黄河改道，水淹二十余县，平汉铁路以东的广大土地，尽成泽国。其中十一个城市遭到水淹，农田和作物多被冲毁，四千多个村全被淹没，两百万人流离失所，淹死的人数接近一百万；后期1943年的损失，是1938年的后遗症。由于河水冲毁了农田和作物，再加上政治腐败，终于引来了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大饥荒的人命损失在五百万至一千万间。报道这大饥荒的，首先见于1943年2月1日的《大公报》。《大公报》上先刊出一篇《河南灾情真相》的报道；第二天，又刊出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看重庆”是看重庆国民党大官家的酒肉臭，“念中原”是念河南五百万贫苦老百姓的饿死骨。照1985年12月14日美国《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所刊载的估计，1938年淹死的中国百姓有一百万人，日军只有几千人，1943年的大饥荒中国百姓死了一千万人！——一颗原子弹杀死的日本人也不过十万人，蒋介石杀自己同胞，这一次就是一百颗原子弹！
据孟绝子《国民党放水成性》（1984年9月30日“万岁评论丛书”第九期）的综合论述：《大公报》的报道和社论刊出后，国民党不但不赶快设法救灾，反而老羞成怒，悍然下令罚《大公报》停刊三天。然而国民党办的中央通讯社记者所写在内部传阅的秘件里却说：“河南的情况甚至比《大公报》所说的还要坏。”1943年2月2日《大公报》被处罚停刊三天之后，隔了将近两个月，美国的《时代》周刊上也刊出了河南大饥荒的新闻和评论，描述河南的灾情，评论国民党是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时代》周刊的报道和论述不是取材于《大公报》的新闻和社论，而是该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亲自到河南省灾区去实地观察采访之后写成的文章。文章在《时代》周刊上刊出后，举世为之震惊。当时正在美国访问的蒋宋美龄看了竟勃然大怒，马上打电话给《时代》周刊老板亨利·鲁斯，要他马上把造谣生事的记者白修德开除掉。亨利·鲁斯断然拒绝。1978年8月中旬，美国名记者兼名政论家白修德的新著In Search of History在美国出版，立刻造成轰动，成为畅销书。该书问世之前的一个多月，在7月3日那一期的《时代》周刊就特别摘要介绍了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所介绍的内容，正是当年惨绝人寰而震惊世界的河南大饥荒的灾情。那一期《时代》周刊的介绍，除了文字，还有照片。有两张照片是并排在一起的。一张相片中是一个愁眉苦脸悲伤欲绝的饥饿妇女坐在地上看着身前正在饿死边缘的小儿子。另一张相片上是蒋介石身穿军装坐在办公室里，专心看着双手拿着的一本书。那本书是署名蒋中正著的《中国之命运》。这两张照片下面有两行英文字，意思是：“人类史上最悲惨的灾难之一，已有五百万人死去……”那一期《时代》周刊中这篇摘要介绍一共有十几页。这本周刊进入台湾后，这十几页全被国民党动手脚弄掉了。
孟绝子又综合论述：那一次水灾破坏了河南灾区土地的生态，影响了后来的农作物收成。到了1942年，春天、夏天、秋天都没有下雨，冬天下了雪，农作物没有收成而天气又冷，饥寒交迫之下，开始有了死亡。河南三季没有雨，国民党就应该知道那个地区的农作物全部没有收成，进一步也就应该知道有人会饿死。这时候如果国民党下令把隔壁陕西境内仓库中丰富的存粮拨送一部分到河南，河南饿死人的灾难也就不会如此严重了。结果，最应该做的，一样也没有做；最不应该做的，偏偏全做了。1942年，驻在河南的军队向重庆当局要求补给军粮，当局的指示是“就地征粮”，所谓“就地征粮”就是要军队在驻地自己设法弄军粮。在这一道指示命令下，军队变成了“合法的土匪，有执照的强盗”。他们纷纷到老百姓家搜劫粮食，他们不是搜劫到他们够吃的为止，他们是尽量收集。之后，各级指挥官再偷偷地拿一部分卖到黑市市场中去。卖到后来，士兵只能吃到九成饱、八成饱、七成饱。拖到10月31日蒋介石生日那天，为了表达“蒋委员长的德意”，才宣布免掉河南灾区农民1942年的田赋。不幸，这个德意宣布得太迟了。河南地方政府已经把1942年农民的田赋收过了。在“就地征粮”之后，为了缴田赋，小农小户或变卖家产，或变卖用具，或变卖儿女。天气转凉之后，饥饿也开始了。天气愈冷，灾情愈惨。在饥寒刚刚开始后，远处各城市的妓女院老板都纷纷到灾区来廉价“收购”女孩。大地主们则乘机廉价大量收购农地。通常一块一年收成二十磅或三十磅小麦的地，这时候投机地主只要用十六磅到十八磅小麦就买到手了。后来，那些家人死光了的无主农地，在官商勾结下，由大地主和贪官瓜分掉。白修德一路上看到有冻死的，有饿死的。死的人当中，男女老幼全有。有一些还没有饿死的人还在抢着吃草根、啃树皮。有些大人把死掉的孩子煮熟了吃，有些大人把别人家死掉的孩子弄来煮熟了吃。人们原来养的狗几乎都变成了野狗，不再住在农家里吃人屎，而去到处游荡，专吃人的尸体。一路上各村庄十室九空。有的整个村庄只有一个老人在等死。有的村落死寂如坟，一个人声反而就会如同一下晴天霹雳。令白修德毕生难忘的人间悲剧是在雪地上看到的一幕景象。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躺在冰冷的雪地上，互相紧紧地抱在一起，没有力气说话，也不想再说任何话，只是在用濒死前最后的一点力气，如怨如恨如诉地低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