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由两个工整的对偶语句构成，其基本特征是字数相等、字调相对，词性相近、句法相似，语义相关、语势相当。即所谓“音、形、意”的说法，讲求上下联平仄、字形、语意均有连带关系。楹联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体裁和文化现象，孕育在“骈语”和“律句”之中，形成于“骈文”和“律诗”之后，独立在“骈文”和“律诗”之外，又与书法艺术互为表里，多以其为载体，表现形式在骈、律之上。
楹联从上下对仗来讲，大致有五种。
一、工对
工对，也称严式对，就是上下联的文字、语句对仗工整、贴切，词性相当，节奏相同，结构相似。如郑板桥的一副题联相当工巧：“春风放胆来梳柳，夜雨瞒人去润花。”“春”对“夜”为天文名词相对，“风”对“雨”亦然，“放”对“瞒”为动词相对，“胆”对“人”为名词相对，这里的“放胆”对“瞒人”更显其工，“来”对“去”为动词相对，“梳”对“润”为动词相对，“柳”对“花”为花木类名词相对，初学作联，应多遵循这种对仗手法。又如，明代大学士解缙的名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此联不但对仗工整，而且意含双关，借物讽喻世上两种无德之人。
二、宽对
宽对是指相对工对而言，联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对仗工整。宽对与工对无明显界限，一般认为半对半不对就属宽对，就是说做到词性相同、句法结构相同的对仗就可以了。如厦门太平岩联：“石为迎宾开口笑，山能作主乐天成。”联中“石”与“山”、“迎宾”与“作主”对仗工整，但“开口笑”对“乐天成”则不甚贴切，不仅句式结构不同，而且“笑”与“成”词性也不同，严格来说无法成对。还有北京梁家园春云楼联，也属宽对：“槛外远山排闼绕，楼前积水当湖看。”
楹联形式固然重要，但人们主要还是关注其内容，提倡只要表现手法好、含义深刻，可以破格，格律服从于内容，此即“宽律”“宽对”之谓。民国时袁世凯破坏共和称帝，时人曾以对联刺之，上联是“袁世凯千古”，下联为“中华民国万岁”。此联上下联字数不同，即为宽对。本来字数不同是不能对仗的，用于此处是暗含“袁世凯对不起中华民国”之意。《红楼梦》里林黛玉和香菱谈诗说“若有了奇句，平仄虚实不对也使得的”，提出了“不以辞害意”的宗旨。
三、单句对
有的对联在本句中自对，但上下句却不相对，则称之为单句对，如苏州月驾轩联：“在山泉清，出山泉浊；陆居非屋，水居非舟。”
四、当句对
当句对也称句中对、自对，对联不但要做到上下相对，有的多句联（或长联）本句之内前后也相对，如岳飞墓联：“将军报国，宰相和戎，义愤动千秋，臣节无惭追壮缪；庙拓明朔，陵依霞岭，馨香绵万载，孤忠共喻有蕲王。”
联中的“将军报国”不仅对下联的“庙拓明朔”，而且还与本句的“宰相和戎”相对仗，下联亦然。此种对句形式音乐感强，使人读之上口，铿锵有致。
五、借对
借对就是利用汉语的特殊特征，在同一词语具备两种意义时，作者在联中用的甲义，又借用它的乙义同另一词相对，如“人近百年犹赤子，天留二老看玄孙”。
联中在用“赤子”（初生婴儿）和“玄孙”（曾孙之子）的甲义相对的同时，又借“赤”（红色）和“玄”（黑色）的乙义相对。
有的这种对仗不借语义而借语音，如“尧天舜日舒清景，晋水泉山映紫云”，即在上联中借用与“青”同音的“清”与“紫”相对。
有的还可以借结构相似的词语来相对，如湖南桃花源联：“境辟太元年，看流水桃花，洞口不生寄奴草；地犹武陵郡，喜垂鬓黄发，村中时见避秦人。”
联中“寄奴”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小名，构词方式属动宾式，与下联动宾结构的词语“避秦”相对。
从上下联语义关系上来讲，楹联还可以分为正对、反对和串对。
一、正对
所谓正对，亦叫同类对、并列式，就是上下联的内容基本相同，它们互为关联，互为补充，说的是一个方面的意思。比如，北京颐和园谐趣园楹联：“西岭烟霞生袖底，东洲云海落樽前。”再如，福州乌山琵琶亭联：“一弹流水一弹月，半入江风半入云。”
二、反对
反对即上下联的内容相反或相对称，互相映衬形成对照。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中有“反对为优”的说法，就上述楹联以“反对”方式命意言事来看，确能引人注目，其艺术效果也不同一般。如长沙岳麓三闾大夫祠对联：“何处招魂，香草还生三户地？当年呵壁，湘流应识九歌心。”还有福州洪塘金山寺楹联：“日夜长浮，不用千篙争上水；乾坤屹立，独能一柱砥中流。”
三、串对
所谓串对亦叫流水对、走马对，即上下联意思相承，把一个意思分成两句话来说，上下联紧相衔接、连贯而下的联语。如北京陶然亭有联：“烟笼古寺无人到，树倚深堂有月来。”
再有安庆徐锡麟烈士纪念楼楹联：“登百尺楼看大好江山，天若有情，应识四方思猛士；留一抔土以争光日月，人谁不死，独将千古让先生。”
楹联出于骈文、诗词，经过千年的累积发展，其中蕴涵丰富、流传下来的名联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有一些联句至今还没有人能对得上来，称为“绝对”。
话说解缙刚中了解元，一次行路口渴，便买了碗茶喝，忽然福至心灵，吟出一句：“一杯清茶，解解解元之渴。”这句上联最难之处是三个“解”字，这三个字字形相同，字音与字义却皆不同：第一个“解”读“jiě”，为“解渴”之意；第二个“解”读“xiè”，是姓；第三个“解”读“jiè”，是解元（古时科举乡试第一名）的首字。找到多音字不难，但若将之融合到一句话之内，并且还与上联有所关联，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因此至今还没有人能对出工整贴切的下联。
历史上还有一个有名的绝对为“烟锁池塘柳”，据说此联为乾隆某次临江南科考，两名举子不分上下，乾隆于是出此联复试，一名举子当场掉头就走，另一名想了半天也没有结果，只好悻悻而去，于是乾隆御点先走的为状元。众臣问其故，乾隆说：“我这联为绝对，能一见断定者必高才也。”此联确实可称绝对，上联五字，嵌“火、金、水、土、木”五行为偏旁，且词句意境高妙：一个幽静的池塘，周围绿柳环绕，又有一层烟岚笼罩其外，美景仿若就在眼前。后人有对下联“炮镇海城楼”，单从字形看也是以五行为偏旁，为正对，但意境却与上联相去略远。
楹联出于骈文、诗词，经过千年的发展蔚为大观，其中的妙对掌故不计其数，其相关介绍也多有著述，有心的读者不妨找来一看。
贴士：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唐三藏法师玄奘译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
苏轼与高俅不得不说的故事
关键词：水浒传 小苏学士 六贼 挥麈后录 断袖之癖 一鸣惊人
东方朔 李天下 火烧兴教门 蹴鞠二十五篇 寒食白打 齐云社
苏轼是宋朝的大文豪、大学者，他诗书词乐、儒道释杂无所不通，在中国文学史上与李白地位相当，均以才气纵横睥睨侪辈。高俅是小说《水浒传》中专门与梁山好汉作对的反角，是与蔡京、童贯、杨戬并列为当时“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四个祸乱奸臣。他们二人在世人心中地位如此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那么真实历史中他们二人会存在怎样的交集呢？
谁是“小苏学士”
《水浒传》第二回讲述了太尉高俅的发迹史，说他本是开封府一个浮浪的破落户子弟。书中交代“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在临淮州住了几年后，经柳大郎介绍来到京城金梁桥下开药铺的董将仕家，董将仕看他是个“没信的人”，于是转荐高俅到“小苏学士”处。“小苏学士”也觉得高俅“帮闲浮浪”，便只留他在府中住了一夜，又介绍给了驸马都尉王晋卿。机缘巧合中高俅结识了当时为太子的宋徽宗，由于他踢得一脚好蹴鞠，与徽宗趣味相投，因此日后徽宗荣登大宝，他也鸡犬升天，一直做官做到了太尉。
文中对“小苏学士”一笔带过，其后也只字未提，然而有心者定会猜度，这个“小苏学士”究竟何方神圣，怎能如此轻易地就能将一个地位卑微之人举荐到当朝驸马处。其实这个“小苏学士”并非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苏轼。苏轼和父亲苏洵，再加上苏轼的弟弟苏辙并称“三苏”，均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据说苏洵27岁才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闭门苦读而学有所成。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拜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苏洵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其文，苏洵因此声名大盛。古人向有“家学”之谓，一般为突出家世又称呼方便，即将“老、大、小”等置于姓氏之前加以区别。观其时苏洵已然成名，苏轼称“小苏学士”自然是相对其父而言。《水浒传》中还提到鲁智深曾跟随的老种经略相公与小种经略相公，即是北宋名将种世衡、种师道祖孙。
苏轼与高俅
知道了“小苏学士”为苏轼，那么历史上高俅真的曾被他举荐过吗？《宋史》没为高俅立传，只在南宋人王明清的《挥麈后录》里，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高俅发迹史。其中说到高俅“本东坡先生小史”，起草书写信件、公文之类很规范工整，由此看出这里“小史”相当于私人秘书。有宋一朝重视荐士的传统，苏轼本人也很喜欢推荐人才。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自翰林学士出任中山府（今河北定州）知府，便将高俅推荐给曾巩的弟弟曾布，曾布以“史令已多”推辞，苏轼才又将高俅举荐给他的朋友、当时的驸马都尉王晋卿。高俅在驸马府一待就是七年，一次王晋卿在等候上朝时与还是端王的宋徽宗赵佶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晋卿借了一个修理鬓角，用后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王晋卿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晋卿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在园中蹴鞠，高俅站在一旁看时颇露出不以为然之色。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当时出于年轻气盛还是老谋深算已无法得知，总之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后，便下场与赵佶一同蹴鞠。话说当日，高俅使尽浑身解数，将球踢得如鳔胶黏在身上一般，赵佶是此道中人，见猎心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晋卿：“谢谢你给的篦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高俅于是便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
此时高俅的命运发生了转机，不久皇帝宋哲宗驾崩，端王赵佶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宋徽宗。高俅因此鸿运当头，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受到徽宗的“不次迁拜”，数年后便官至节度使，旋又升为枢密使。宋朝的枢密使为枢密院最高长官，与同门下平章事等共同负责军国要政，凡军事之统筹管理，均由枢密使秉皇帝意旨决定执行，由此可见高俅此时已然平步青云，位高权重。
反观苏轼，虽满腹经纶却最不擅长官场种种，由于朝廷内部党争激烈，屡屡遭贬。苏轼在经历“乌台诗案”几遭不测之后，元祐八年（1093年）极力支持“保守派”司马光等人的宣仁皇太后崩逝，亲近王安石“新法”的哲宗理政。早前身为旧党人物的苏轼，知道自己的政见必为当时所不容，很识趣地主动请外，补为中山知府。虽已居江湖之远，奈何苏轼声名太盛，树大招风，仍被朝臣弹劾在担任翰林学士时，所作词中有讥谤先朝皇帝之语，于是被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州，还没到任，再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惠州（今广东惠州）。这个所谓的“节度副使”，不过是皇帝给大臣留的一点面子，实际上他已经是个受到监视的“嫌犯”了。没过多久，苏轼被再贬为琼州（今海南海口琼山区）别驾，居住在昌化军（今海南儋县西南），过着“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的艰难生活，直到徽宗即位，才遇赦北归，不久即客死常州。可以说自从苏轼将高俅举荐给王晋卿之后，两人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前者霉运当头，后者则飞黄腾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