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年9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原始名称，非后来所称的“共产主义小组”）。据张国焘与张崧年的不同回忆，这是按已经在上海宣布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书记陈独秀的意思建成的，他俩分别在上海与陈独秀商谈过此事。党史专家均采信了两位张先生的说法，即“北李”是受“南陈”建议成立的北京组织，但专家们不肯采信1920年8月陈独秀已在上海建党一说。但如果我们知道李大钊一直与俄共（布）远东分局的特使们单独保持联系的事实之后，就不太相信这种既定的说法了—或许，每一步都是俄人安排好了的呢！
因为李大钊，古都的共产主义运动由学术研讨进入了组织实施阶段。
之前，陈独秀曾从上海来信，与李大钊商讨“组织”的名称，李大钊很明确地告诉他：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思，“就叫共产党”。
一叶知秋。很显然，建党初期，李大钊比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拥有话语权—其实，说白了，他拥有的只是“翻译权”。
中共成立后不久，陈独秀与瞿秋白曾去苏联，路过北京。过后闻知此事的北大同事高一涵回忆说：
此行极端秘密，一切照料也都是李大钊同志计划安排的。
显然，李大钊与苏联人有直接的联系。
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下旬在上海和嘉兴秘密召开的。按与会者代表的区域来说，这确是一次“大会”，但若按与会人数来讲，只能称其为“小会”—只十三个中国人和两个“远方”的同志聚在一起，通过了中共的纲领、组织架构与发展方向。十三人中，李大钊的北大弟子占了两个，即张国焘和刘仁静，张国焘甚至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一！按马林先生的提议，代表们推举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是宣传主任，此三人组成了中共中央局。
两位最应该出席这次会议的导师“南陈北李”，却没有到会！
陈独秀在广东当他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顾不上来开会，只派了个代表包惠僧到会。虽未亲临现场，但陈先生仍然被推举为党的一把手。
可是，李大钊呢？
九
上一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偌大的中华大地上只有五十几个党员。只凭维经斯基和马林两个特使通过陈独秀和李大钊动员起来的这么点人，且多是年轻的知识分子，要想建立全国政权，谈何容易！于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列宁派来了越飞（Abramovich Joffe），以使华全权代表的身份，来与中国政府商谈两国建交事宜—为了国家利益，他们已经不计较对手是反对“赤化”的“反动军阀政府”了。
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23日，在上海出版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上，刊发了一则来自北京的消息：
北京学界招待俄代表
【北京讯】 苏维埃俄国代表越飞君抵京以来，已引起各界之注意。本月十八日下午八时，北京大学蔡校长、李守常教授等十余人，设席东方饭店招待越氏。首由李守常教授致词，略谓越飞君及俄代表团来华，意在与中国及中国国民建设友谊的关系。吾人代表中国智识界，得与负有真正责任之俄国代表诸君共聚一堂，深引为幸。
只有三十三岁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已经位列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之后，成为“中国智识界”的代表。众所周知，数月前，李教授曾做客洛阳的直鲁豫巡阅使署，与遥制北京政府的吴佩孚大帅会晤数日。在首都政学两界，他已经是任何人都不敢小觑的人物了。
没有人告诉我们李大钊曾与权力更大的越飞单独谈过什么。
接待过越飞之后，李大钊立即南下上海转至杭州，参加了只有七个人的中共高层会议（史称“中共杭州特别会议”）。会上，马林传达了“远方”要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方案。把两个不同性质的政党掺和在一起的政治设计激怒了中共领导集体，四位中央执委（常委）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做马林翻译的张太雷似无话语权，只是候补执委的李大钊一番苦劝后，领导同志们才勉强达成共识，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
随后，李大钊奉马林派遣到上海与孙中山相见，孙氏当时被叛将陈炯明的大炮轰出了广东，寓居在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今香山路）上的一栋华侨赠送的小洋楼里，正郁闷着呢！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的话说，就是：
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
“孙大炮”与“李铁嘴”的后人谈得非常投机。李大钊后来在狱中回忆说，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会谈以国民党总理孙文亲自主盟、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加入国民党而圆满结束。当时，年轻的李大钊曾如实向老一辈的党魁孙先生说明，自己已经是第三国际的党员。
急于得到苏联人支持的孙总理是这样回答李同志的：
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帮助我。
回到北京后的李大钊，便开始毫无顾忌地为赤色俄国呐喊。
11月7日，除了苏俄人，没有几个中国人记得是个什么特别的日子，但李大钊记住了。在当天的《晨报》副刊上，他以“守常”为名，发表了纪念俄国红色暴动成功五周年的文章《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诞生了劳农群众的国家和政府！这是全世界劳农群众的祖国、先驱、大本营！
文章结尾时，李教授竟底气十足地命令起本国政府：
我们有几句重要的话要外交当局仔细听着：
要即日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指苏俄政府—笔者注）！
要即日无条件的开始中俄会议！
不许一味仰承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团的意旨来办理对俄外交！
不许沿用媚强欺弱的帝国主义式的无耻的外交手段来办理对俄外交！
我们要严重的监视外交当局的对俄外交！
然而，一介书生的训斥与监视，并没使得北洋政府放弃对外蒙古和中东铁路的力争，中苏两国政府的谈判因而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同一天，李大钊还在北大三院举行的“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上演说，一反其反对暴力的观点，疾呼要以暴力的手段改变中国。他教导学生们：
十月革命有四大好处：一、无产阶级专政；二、剥夺压迫阶级的言论出版权；三、红军；四、恐怖主义。
李大钊已完全驶离了他原先设计的人生轨道。
在这一年岁末，通过对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的兼并，“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取代了“苏俄”。
民国十二年（1923年）岁首，李大钊介绍给孙中山的苏联全权代表越飞也出现在上海莫里哀路。六天之后，《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开见报。
我读过的介绍“孙越宣言”的文字，都说其主要内容是孙中山自此确立了联俄政策，苏俄支持中国的统一和独立。但是自己读一遍宣言全文，才发现孙文的联俄是有很多前提条件的。宣言主要内容有四条，其第一条是：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菲（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菲（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
为什么我们的党史专家没有把它公开，想必有其原因。
然而，孙氏毕竟不是秉国者。于是，迫不及待的苏联政府又派来了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Leo Karakhan，又译喀拉罕），一个曾侨居哈尔滨后又回到俄罗斯的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代部长）。以如此重要人物来充任全权代表，后又任首位驻华大使，足可见“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对中国问题的极度重视。
加拉罕只受到了民间而非官方的欢迎。时任外交总长的顾维钧暮年回忆过：
外交部和政府其它部门都没有为他举行任何官方仪式。
在与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正廷博士举行了长达九个月的艰苦谈判后，加拉罕终于入住东交民巷，取代了沙俄驻华公使，并接收了俄使馆旁边的前俄军兵营和中东铁路办事处等沙皇俄国时的领地，也就是日后李大钊等国共两党骨干存身的地方。之后，苏联政府又率先宣布，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弄得同一条巷子里的西方各国公使们好一阵尴尬，两年后各公使馆才纷纷升为大使馆。
顾维钧乃清末民初的职业外交家，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有一段提到李大钊，是在中俄谈判紧要关头时，两个人有过极不愉快的接触（原文为一长段，为方便阅读，笔者分段排之）：
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士与加拉罕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
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
因此我便对他说，他当然可以发表或坚持个人的见解，但是我，作为中华民国的外交总长，有责任设法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国势力的侵犯。
由于考虑到李大钊教授的意见与我的见解完全相反，我便告诉他，鉴于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我没有必要就此问题与他讨论。于是我说了句“请原谅”，便起身告退了。
顾外长比李教授年长一岁，算是同龄人，他自幼赴美留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同样的年纪，同样有海外求学的经历，却在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有如此之大的分歧！
十
因李大钊及中共组织的存在，北方的罢工事件空前多了起来，其中最著名的即民国十二年（1923年）京汉铁路全线的“二七大罢工”。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北方区委领导的这次罢工，以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施洋二人被吴佩孚下令处决而终止，为此，李大钊与当年最要好的同学白坚武不复往来。当年“北洋三杰”之一的白坚武弃笔从戎后，一直在直军将领幕府，时任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署政务处长。李大钊和苏联人与吴佩孚建立联系，靠的正是白氏的引荐。苏联人在外蒙和中东铁路的祸心终被白同学和吴大帅看清，喋血的“二七”大罢工更加深了吴氏对苏联人及其代理人的憎恨。苏联人通过李大钊开展的“联吴”工作，至此彻底失败。
苏联人自此专心“联孙”，为此，派来了前驻柏林的共产国际特使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Mikhail Markovich Borodin）。
鲍罗廷抵华后，先在北京与李大钊接头，由李介绍南下广州见到孙中山，被孙聘为国民党首席政治顾问。是年，李大钊一年之内，四赴上海，两下广州，风尘仆仆，着实奔忙！在广州，他第一次参加了本党的代表大会，即中共“三大”，这也是首次由“地下”转入阳光下召开的中共党代会；还是在广州，他被孙中山指定以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待了整整两个月后，他才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早春回到北京。不知离开京城这么长时间，他的本职工作是如何安顿好的，因为他不仅在北大教学，还在北京若干所高校兼课。
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李大钊，似乎专心于党务工作了。很快，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都成立起来。
然而，因张国焘的被捕，一纸通缉令终使李大钊不得不放下所有的工作，迅速逃离北京，隐匿于家乡附近的昌黎五峰山。
6月9日，直系政府内务部向全国各省长、都统、镇守使、护军使发出通缉令，即所谓“海捕”：
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
原来，是张国焘供出了“国民党内共产派”的“北方首领李大钊”。李大钊不知得何人报警，竟于被抓捕的当日，即带上儿子李葆华化装出逃。
避难的日子里，妻子曾捎信让他托白坚武通融政府解除通缉令，被他拒绝了。未过几天，他接到中共中央通知，以中共首席代表的身份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是，他化装成生意人的模样冒险返回北京，与其他几位代表见面后，分头乘火车前往哈尔滨，复经满洲里，在族兄家小住数日，便乘三驾马车于深夜偷越国境。这一去，就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祖国”待了五个月，直到受苏联人暗中支持的冯玉祥成功倒戈，直系政府被冯氏、奉张和段祺瑞三方合作的新政府取代之后，有关他的“海捕令”自然失效，他才敢返回国内，成为苏联人与冯玉祥之间最重要的使者。
但没过几年，冯、奉反目成仇，国民军与奉军在直隶爆发战争。为力挺“赤化”了的国民军，“反奉”就成了李大钊的主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