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国内正流言四起，说李鸿章在俄国的时候又“卖国”了。这次不但签了卖国的条约，而且签约时还收了俄国人的贿赂。
收取贿赂一事除了俄国人一家的说法之外，并无旁证。朝廷也没有因为“收贿卖国”质问李鸿章。因为和俄国人签订“互助条约”，是皇上、太后、军机处所有重臣一起商量后才定的，现在李鸿章一个人把黑锅全背了，这帮人还要落井下石，确实有点过于无耻了。可眼下全国民怨沸腾，不整李鸿章又无法向国人交代，所以是否无耻先不要管，整了李鸿章再说吧。
就在李鸿章靠边站的这段日子里，恶虎豺狼们开始一拥而上，撕咬大清国的血肉了。
先是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而出兵强占了胶州湾。紧接着中国的“盟友”俄国人抢占了大连和旅顺，并把俄国的中东铁路与大连、旅顺相连。其后法国也割占了广州湾，然后是英国派海军占领威海卫，接着夺取了中缅边境原属中国的一些土地，又以法国在广州湾的势力威胁香港为由，在香港的租界地之外展拓出一块“新界”。
外国人来了，而且是“如期而至”，这个被解除了武装的大清国一定会遭到列强的入侵。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大清朝廷在逐步崩溃，而是整个中国面临着被瓦解、被瓜分的危机。
那么大清朝廷和整个中国是否在这空前的危机面前警醒过来了？
没有。
此时的清廷内部正在进行一场残酷的内斗。
甲午战败的时候，慈禧这个老婆子已经跟着洋务运动和北洋水师一起失败了。她的政绩，她的实力，她在臣民们眼中的地位全都完蛋了。但慈禧太后并不打算下台，所以她用了政客们常用的一个绝招，“以退为进”，把政权交给光绪，自己回颐和园睡觉，什么事也“不管”了。
真的不管了吗？
当然不是！
西太后一走，带走了朝廷里的一切资源，一切实权，只把个空壳子扔给了光绪皇帝，要权柄没权柄，要人才没人才，要兵马没兵马，要银子没银子。她根本不是让光绪亲政，放手改革，而是要让光绪在这个鸡蛋壳做的台子上跳舞，等台子塌了，皇帝掉进泥坑爬不出来了，慈禧再回来收拾局面，重掌大权。
光绪二十四年（1898），恭亲王死了。
恭亲王奕?e844是所有满臣中最有头脑的一个，可他的头脑更多地用在维持大清朝廷上，而不是考虑怎么让这个国家搞得更好，所以他早先支持洋务，后来却不支持维新。尤其在“甲申易枢”中挨了慈禧的收拾以后，奕?e844被吓破了胆，变成了一只耗子，晚年的那个窝囊样简直没法看。现在正是变法维新呼之欲出的时候，慈禧已经回家歇着，恭亲王又死了，这些都好像是给维新运动让了路。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
这个时候李鸿章在哪儿呢？
李鸿章还待在北京城的贤良寺里，看着外面天翻地覆的世界干瞪眼。
不能否认，年轻一代的思想远比老一代开明，成就也要超越旧人。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后起之秀一出手就比曾国藩、李鸿章这代人高明。他们所提出的废除八股、设立学堂、奖励游学、精练军队、发展工商业、修筑铁路……都是李鸿章当年想过、提过甚至自己试着搞过的。眼看年轻人们搞起这些新东西来，李鸿章当然高兴，一高兴，就打算自己也参与进来帮着出出主意。
可惜维新派的弟兄们根本不带李鸿章玩儿，因为李中堂的名声太臭了。
但这位李中堂是因为替皇上和太后背黑锅才把名声搞臭的，难道维新派的人不知道？
康有为、梁启超这批年轻人似乎真不知道。光绪皇帝当然知道，但他绝不会说出来，因为李鸿章就是替他背的黑锅。
年轻人有勇气，办事有冲劲，可他们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刚起步的时候往往不稳，有时会把老一辈犯过的错误再犯一次。
眼下康有为他们就是如此。虽然有新思想，却没参透“大清朝廷已不可为”这道玄机。他们看不透两个问题：一、中国的封建制度过于僵化，过于独裁，根本不适合作为改革的土壤；二、清政府的统治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割裂效应，上下无法同心同德。所以中国必须做一场彻底的变革，把封建制度和清政府统治一起打倒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
因为看不到这两点，康有为他们也像年轻的李鸿章一样把“大清朝廷”当成靠山，把光绪皇帝视为希望，一心一意要做个最忠实的保皇党。
然而康、梁和当年的李鸿章不同，李鸿章年轻时，这个国家还未睁眼看世界，西方的东西离中国还很遥远。可康、梁的时代，西方的一切不但已经全方位进入中国，而且一次次挫败了中国的本土文化，这些挫败，使康、梁这一代年轻人变得既急切又焦躁。急切地想在最短时间内变法图强，焦躁地仇视一切旧东西。
于是康有为他们拒绝了李鸿章，不只拒绝，而且是不折不扣地鄙视、厌弃，甚至仇恨。这样一来，李鸿章就无法把他的政治影响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人生经验拿来帮助这些年轻人了。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二日，光绪皇帝下诏，命令李鸿章“毋庸在总理衙门行走”。这回，李鸿章这个糟老头子彻底一边凉快去了。
李鸿章真的不值钱了。
一场惨败，努力了半辈子的洋务事业完蛋了；一纸《马关条约》把名节搞臭了；之后跟俄国人订“密约”又订错了；紧接着列强冲上来瓜分中国，朝廷被迫一块块地割地，可在割地的条约上，最末了老是写着“李鸿章”三个字；皇帝身边的人嫌他名声臭，决定好鞋不“踩”他这摊臭狗屎；太后身边的人见他时不时跟维新派眉来眼去，觉得这老东西有二心了，也不打算再用他了。
于是李鸿章蔫头耷脑地回到家，把大门一锁，跟谁也不打交道了。
3.保护维新派
就在李鸿章“一边凉快”了一个月之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初六，戊戌政变发生。慈禧杀回皇宫，囚禁光绪重新“训政”。维新派人物逃的逃、抓的抓，一夜之间，热热闹闹的维新变法运动全盘失败。
就在北京城里到处抓人抄家、人心惶惶的时候，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到贤良寺来拜访李鸿章。
在这个非常时候，李鸿章住处的大门早就从里面上了锁，平常任谁也敲不开了，但听说张元济来访，李鸿章还是把大门开一条线让他进来了。
张元济是光绪壬辰（1892）进士，平时为人温和谦逊，才华横溢，学养很深，而且思想进步。在翰林院时就创办了一个“通艺学堂”培养西学人才，还希望京官们来参与，以此扩展视野，接触些西洋的新东西。这样的人品和见识让李鸿章对张元济颇有好感，视如子侄。
光绪帝立志变法维新，想要亲近西学，曾经开出一个书单让总理衙门去采买，想不到这帮昏庸臣子对西学既无所知，又不看重，故意拖着不办，以至于几本书都买不回来。又是张元济想办法替光绪凑齐了单子上的书，其中有一多半都是他自己平日的藏书，由此得到了光绪帝的器重。
其后光绪皇帝在下诏变法后的第五天专门召见了张元济。他进言的是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各种人才和注重翻译。这些思路不但光绪首肯，隐居在家的李鸿章知道后也十分赞同。
所以今天李鸿章家里的大门为这个晚辈打开了。
见了李鸿章，张元济连口气也顾不得喘，急急忙忙地说：“中堂，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您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呀！”
一句话说得李鸿章非常郁闷。
帝、后之争是中枢权力之争，是保守派和保皇派的殊死较量，李鸿章此时既被帝党厌恶，又被后党排斥，在这两股势力中都没有他插脚的位置。在眼下这个杀人抄家的凶险关口，让他去给慈禧和光绪“调和”，简直是在老虎头上拍苍蝇了。
对李鸿章的苦衷张元济未必全不明白。可他此时一片忠心只想赶紧搭救皇上，就是再难开口也要央求：“如今时局，只有中堂可以出面替皇上说话，要是中堂也明哲保身，这天怕就要塌下来了！”见李鸿章低头不语，过来就要下跪，李鸿章一把拉住了他。
“起来！你拜我也没用，大势已然如此，任谁也变更不得。”
见李鸿章这个态度，张元济顿时灰了心，忍不住哭了起来。李鸿章叹了口气：“皇上自有洪福齐天，还不至于怎样，你呢？有什么打算？”
“皇上都没了，我还能有什么打算？要抄家就抄家，要杀头就杀头吧。”
“革职是免不了的，抄家杀头倒不至于。如果革了职，后面的路怎么走想过吗？”
这些张元济并没想过，一时答不上话来。李鸿章又说：“前段日子你给皇上出的主意，是想办新学，搞翻译，这都是好点子。眼下朝廷你是待不下去了，可这些想法不该撂下。上海的南洋公学有个译书院，正好是又办教育又译书的地方，你愿意去吗？”
张元济原是为皇上而来，想不到李鸿章帮不了皇上，却费心来帮自己，一时不知如何答复。李鸿章站起身来说：“你如果愿去上海，可以找盛宣怀，他会替你安排。”看着张元济出去，随即吩咐：“把大门锁上，谁也别让进来了。”
随着慈禧太后重新掌稳政权，维新派在残酷打击面前迅速瓦解，北京城里经过三天的动荡之后，似乎渐渐安静了下来。于是李鸿章家的大门又悄悄打开了。
就在政变后的第三天，一个奇怪的客人造访了李府，他就是此时正在北京的伊藤博文。
很难想象，这两个在政局上互相竞争，在谈判桌上折冲相抗的“死敌”，私下里却颇有交情，而且这个交情从他们初次见面起，一直延续到现在。
其实这并不奇怪，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是在为自己的国家求富图强，在这方面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当国家利益迫使两人交锋时，当然是各为其主殊死较量，但放下国家利益之后，这两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却十分相似，言谈也颇为投契，于是惺惺相惜，私交甚深。
当然，在这种非常时期李鸿章宴请伊藤博文，绝不只是叙旧闲谈。
眼看大清朝廷内部发生惊人的变动，伊藤博文自然十分关切，而眼下乱局之中，他与后党或帝党接触都不合适，正好李鸿章是个同时被两派势力抛弃的“闲人”，来他这里打听消息是最合适的。
而李鸿章此时也已经不是闲人了。
确实，在甲午战败到维新变法这几年里，李鸿章所处的地位十分古怪。“帝党”看他像“后党”，因为他的一身功名权柄都是西太后亲手扶植起来的；“后党”看他却像“帝党”，因为这个老头子一辈子不安分，总是要搞些新东西，这里改改，那里变变，越变越像维新派。所以“帝党”当他是“后党”来整，“后党”拿他当“帝党”来防，弄得这老头子很是清闲了几年。
可是仔细看来，李鸿章还是偏于“后党”，因为他和慈禧太后之间的渊源太深了，就像陷在泥潭里的人，烂泥已经埋了脖子，再想拔出脚来怕是不可能了。
所以一旦慈禧一派重新掌权，李鸿章也就不可能再闲散下去了。眼下西太后最急着要办的是抓捕康、梁，而这两个人极有可能已经逃到了日本。
这就是今天李鸿章请伊藤博文吃饭的主要原因。
酒过三巡，李鸿章问伊藤博文，康有为和梁启超是不是已经逃到日本去了。
伊藤博文说他不知道。
这是一句瞎话。不但康有为出逃伊藤博文知道，梁启超更是逃进日本使馆，后来又当着伊藤博文的面被送上船流亡日本的。不过这种事伊藤博文绝不承认，李鸿章也没打算深究，只问如果这两个人真逃到日本，日本方面能不能把他们抓回中国来受审。
伊藤博文连连摇头。
这可不行。如果康有为他们犯的罪与政治无关，也许还能引渡，可是他们的事与政治有关，照万国公法，日本不能随便把康、梁引渡回中国。
其实李鸿章想听的就是这句话，心里暗喜，嘴上却说，这么说来中国只能认倒霉了。以前也有个中国人逃到伦敦，被大清驻英国公使用计捉住，结果英国外交大臣也是不肯引渡，唉，和日本人的做法真是如出一辙。
李鸿章所说的是谁？
孙中山。
两年前，孙中山在英国曾被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瑗派人绑架，准备悄悄送回国内受审。幸亏孙中山机灵，及时联络到自己在英国的朋友，把清廷驻英使馆绑架孙中山的事捅到了《泰晤士报》上，结果引发英国外交部的不满，以驱逐清廷驻英公使相威胁，终于把孙中山解救出来。现在李鸿章提起此事，并且把当年英国人保护孙中山和今天日本人保护康有为、梁启超相提并论，这个暗示已经十分明白，分明是对日本方面庇护康、梁的做法表示赞同。
伊藤博文何等精明，当然听出了李鸿章话里的意思。于是问：“不知这个康有为究竟犯了什么罪？”
李鸿章轻描淡写地说：“他的罪嘛，无非是煽惑人心，引起众怒。”
伊藤博文笑着说：“我和中堂这么熟，就说句直话吧。与其把康有为抓回来惩办，还不如加以培植，将来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近几十年来中国做了不少改良，大都是中堂一手操持的，可是没看到什么实效，为什么呢？无非是左右没人协助罢了。”
这些话伊藤博文已经不是第一次说起，李鸿章又何尝不知？忍不住叹了口气：“是呀。”
伊藤博文又说：“现在康有为无非是把中堂大人想做而做不成的事给做了，所以我觉得与其苦苦相逼，不如宽容一下，找个机会让他把没做完的事做下去。”
这句话就扯远了。
眼看伊藤博文说到中国的内政上来了，而这个话题又太过敏感，李鸿章没法再接下去，只好换了个腔调：“看来你觉得这康某人是个大材，将来必有所作为，可我这些日子细细观察，觉得此人平庸得很，没什么真本事。”
一句话把伊藤博文的话头堵住了，只好也换个话题：“这次被抓的人里有个张荫桓，中堂知道此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