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里的这一段把气氛烘托得极好，所以卢云这四句一出口，当真震撼人心——是啊，让我们想想，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四件事！当然，现在还有这样高尚情操的读书人很少了，读书无非是为了学一门手艺，好谋个好差使。所以我们更会觉得卢云了不起，觉得这四句话了不起。现在我告诉大家，这四句话不是卢云说的，也不是《英雄志》的作者说的，而是我现在讲到的这位张载说的。这四句话，是张载最出名的名言，张载不是也叫“横渠先生”吗？所以这四句话也被人称做“横渠四句”。如果你是中学生，我劝你一定要把这四句话背熟，等有人问你读书是为了什么，你把小胸脯一挺，“当当当”摆出这四句，掷地有声，多牛！
我前边讲过儒家后学很多都流于“大而无当”，当时我没举例子，现在可以看看了，这位张载张横渠，可不就是这样一位吗？
张载就曾经很想搞搞井田，但他不是王莽，没有那么大的政治力量，而且他大概也觉得这东西恐怕也不容易搞，所以就想先在家乡搞试点，搞几处实验田。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改革嘛，要摸着石头过河，先找个地方试试水深水浅，等没问题了再把经验逐步推广。但是，遗憾的是，张载的井田制试点终究没搞起来。
前面提过的方孝孺也是个井田发烧友，极力鼓吹推行井田制。关于这一点，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批评他食古不化。其实人家方孝孺也是有道理的，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实在太严重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井田制至少是一项听上去既合理又可行的方案。当然，方孝孺的井田制也没真正实行起来。井田制在周代以后是不是真能恢复，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这个制度只属于那个时候的古代社会，以后的社会，情况复杂多了，井田制确实搞不了了。
但无论是张载还是方孝孺，他们对井田制的热情无疑都来自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也来自孔孟的井田与平均主义理想。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确实继承着先辈的遗志，但时代变了，这谁都没有办法。
井田制是儒家千古以来的一个社会蓝图，谁都觉得它很好，可它只能属于过去。
该说第二个问题了。嗯，先引一段书。孟子总是引《诗经》，引《尚书》，他引我也引。我引的也是个经典，是金庸的《鹿鼎记》——
他沉默半晌，回头向禅房门看了一眼，说道：“老皇爷吩咐我爱惜百姓，永不加赋。这句话你先前也传过给我了，这一次老皇爷又亲口叮嘱，我自然是永不敢忘。”韦小宝问道：“永不加赋是什么东西？”康熙微微一笑，道：“赋就是赋税。明朝那些皇帝穷奢极欲，用兵打仗，钱不够用了，就下旨命老百姓多缴赋税。明朝的官儿又贪污得厉害，皇帝要加赋一千万两，大小官儿至少要多刮二千万两。百姓本来穷得很了，朝廷今年加赋，明年加税，百姓哪里有饭吃？田里收成的谷子麦子，都让做官的拿了去，老百姓眼看全家要饿死，只好起来造反。这叫做官逼民反。”
韦小宝点头道：“我明白了，原来明朝百姓造反，倒是做皇帝，做官的不好。”康熙道：“可不是吗？明朝崇祯年间，普天下百姓都没饭吃，所以东也反、西也反。杀平了河南的，陕西的又反；镇压了山西的，四川的又反。这些穷人东流西窜，也不过是为活命。明朝亡在这些穷人手里，他们汉人说是流寇作乱。其实什么乱民流寇，都是给朝廷逼出来的。”韦小宝道：“原来如此。老皇爷要皇上永不加赋，天下就没有流寇了。皇上鸟生鱼汤，铁桶似的江山，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道：“尧舜禹汤，谈何容易？不过我们满洲人来做中国皇帝，总得要强过明朝那些无道昏君，才对得起天下百姓。”
看看，康熙要来个“永不加赋”，韦小宝赶紧吹捧他是“鸟生鱼汤”。孟子是满口“鸟生鱼汤”的，也鼓吹民本思想，要让百姓有好日子过。从孟子上段话来看，以前的赋税额还真是很低，关卡和市场还都不收税，不像后来。
终于熬到康熙爷，永不加赋，很仁政吧，很孟子吧？我看到有人评金庸说他把“侠”写到头了，康熙这个“永不加赋”就是最高的“侠”。
但是（无论什么话就怕“但是”），历史上，康熙虽然的确也说过这个“永不加赋”，可“我大清”却没能做到。不过，这只能说明人家反悔了而已，并不能说明清朝皇帝们做得不对。因为，“永不加赋”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与民为善的。
我们一般人的想法里，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当然，这是指古代来说——是包青天陈州放粮，是康熙爷永不加赋，事实上，这种想法是比较片面的。
先抛开贪污腐败不谈，就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来说，不是税收得少就能代表政府体恤民情，也不是税收高了就意味着苛捐杂税，这都是简单化的理解，失之偏颇。古人也有这种偏颇，比如，古人很早就有过“藏富于民”的主张，认为政府别收太多的税，钱在老百姓手里攥着就挺好，等真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就让大家一起出力。司马光当年就是持这个看法的，在这一点上狠狠地攻击王安石的变法。
“藏富于民”听上去很先进，很合理，可问题是，政府的税收水平如果太低，那些公共设施该怎么维持？就看看现在我们身处的城市，修桥铺路都是很花钱的，这些钱主要都是从税收里来。古代有人就指出过，政府某个时候把税收提高一些，拿这些钱解决水利灌溉问题，解决防洪问题，那灾民也就不会那么多了，也省得总是开仓放粮了。
所以说，税收到底是高是低，要在一个合理的尺度上，不能让老百姓接受不了，也不能使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去搞公共设施建设。当然，如果是高税收来给皇帝自己穷奢极欲，这另当别论。
然后，又得说到“与时俱进”这个词了，税收额度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的，时刻调整在一个最合适的位置，这才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一味认为藏富于民的政策好，一味认为低税率好过高税率，一味认为“永不加赋”是所谓仁政的，这都不对。
如果往复杂了说，这里还有个权谋问题。如果我是地方官，而且有制定税率的权力的话，我想让老百姓对我感恩戴德，我会怎么做？
如果我把税率定高了，用这些钱做了很多公共设施建设，比如，把防洪工作做好了，以后不会有水灾了。这样呢，肯定没太多人念我的好，还会有不少人嫌我收税高，是个贪官，至于没有水灾了，既然没有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可如果我实行低税收，大家一定都高兴，我没钱搞公共设施，那就不搞，等发洪水的时候胡乱张罗张罗，然后开仓放粮。这样一来，我肯定就能得个清官的美名。
如果抛开权谋问题，单纯一点儿来说，低税收还存在着一个深层问题，那就是，低税收的受益者究竟是不是底层老百姓？——这可真不一定呢。地主老财对政府上的税倒是低了，可他们自己向佃农收的税可不一定就跟着低了呀。现代经济学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涉及被课税的商品的需求弹性，我们现在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是，现代理论讲的税收的“转嫁”和“归宿”这两个问题其实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了——政府想给一些人减税，可这些人并没有得到好处；政府想给一些人（或商品）加税，可加的税却被转嫁到别人头上了。所以，当政府想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实行减税政策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要想清楚的，不见得减税就是好，加税就是坏，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社会问题是越来越复杂的，孟子总是拿着古代那些相对单纯的社会来比画现实问题，这就经常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但就税率这个问题，《孟子》后文还有讨论，孟老先生也并不坚持绝对的低税率就是好的。
社会真是越来越复杂了，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怎么通过借记卡来交电话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