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杨布呢？郭先生觉得从性格上来看，最有可能说这种话的还是杨布。《韩非子》里讲这杨家两兄弟的事，非常有趣，这故事可能不少人都知道，但恐怕都只当个笑话，不知道这笑话的主人公却是大名鼎鼎的战国宗师。
杨布有一天出门，穿着一件白衣裳，在外边碰上下雨，衣裳淋湿了，于是脱了白衣裳换了件黑衣裳。这看来很正常啊，没想到，回家的时候出事了，看门狗认不出他来了，扑上去就咬。杨布气坏了：“好你个坏狗，敢咬主人！”拿出武松的架势就要打狗。这时候，哥哥杨朱出来了，劝弟弟：“理解万岁！你也得替狗设身处地来想想，反过来说，如果是你在家，狗出门，出去的是一只白狗，回来的却是一只黑狗，你难道就不觉得奇怪吗？”
——这故事是不是听说过？看看，故事的主人公其实是两位名角呢！
郭沫若还找了一些证据，我就不引了。那，这名言的版权就真的归于杨布吗？
——呵呵，也不一定，我方才特意带引号地引出郭先生的一句原文，不知各位留意了没有？郭沫若说：“但在我看来，无宁是杨朱的兄弟杨布。”注意这个“无宁”，这可绝对不是在下判断哦（可真有不少人在引述别人的话时会有意无意地忽略到“无宁”这样的字眼，所以我们读书更要加着千万个小心啊）。
孟子这回讲完了原则问题，接着就来详细说明一些具体细节了，先来介绍古代的税收制度：“夏朝的时候，每家五十亩地而行‘贡’法，商朝的时候，每家七十亩地而行‘助’法，周朝的时候，每家一百亩地而行‘彻’法。虽然三代税法名目不同，其实都是十中抽一。”
孟子接着解释这三种税制，先说周代的，原文是这么说的：“彻者，彻也。”
这种解释看来好像很奇怪哦，好比别人问你什么是猫，你回答说：“猫者，猫也。”再问你什么是狗，你回答说：“狗者，狗也。”回答和没回答一样，纯属废话。
孟子在说废话吗？
咱们先别自己判断，先听听孟子的敌人的看法。
孟子的论敌，前文已经说过，一个是杨派，一个是墨派。《墨子》里有一篇“公孟篇”，记载一位叫公孟子的儒家人物和墨子在论坛上互相拍砖的经过。还记得上文才讲过的一位公明仪吗？——“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有人认为这位公孟子可能就是公明仪。咱们现在看的一直都是《孟子》，有时听孟子驳斥墨家思想，铿锵有力，把墨家人物批得一愣一愣的，好像儒家是全有理，墨家狗屁不是。可大家别忘了，《孟子》这书是孟子和他的弟子们编的（或者完全是弟子们编的），站的是儒家立场、孟门角度，若按人之常情，必然也是风光露脸的事巨细无遗，丢人现眼的事一字不录。咱们要是看看《墨子》，儒家精英公孟子在墨子面前整个儿一个出乖露丑的靶子。
《墨子》的“公孟篇”里，墨子问了儒者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乐’？”
儒者回答说：“乐以为乐也。”
这还真不是墨子胡乱编排儒家，孔子就真说过“行而乐之，乐也”，荀子也说过“乐者，乐也”。当然，这里边还有音乐的“乐”和快乐的“乐”的考辨问题，可咱们暂且不论，就说这种解释方式，看起来好像真是不大有说服力的。再回头看看孟子那句“彻者，彻也”，不是如出一辙吗？
墨子觉得这种解释很没道理，穷追不舍道：“如果我问你‘人为什么盖房子’（何故为室），合理的回答是‘为了能遮风挡雨’之类的，可要照你方才的说法，我问你‘何故为室’，你回答‘室以为室’，这不是跟没回答一样吗？”
所以，孟子这里说“彻者，彻也”还真让人搞不大明白。
——他老人家倒不是没可能说些废话，但是，说这么低级的废话恐怕不大可能。可这“彻”的问题到底怎么解释，也许当时不是问题，可后来就成了问题了，惹得大家众说纷纭的。
我们取一家之言好了。孟子解释夏、商、周三代的税制，大意是：“周人的‘彻’，是在对不同情况的通盘计算之后贯彻十分之一的税率；商朝的‘助’，是借助的意思，因为需要借助人民的劳力来耕种公有土地。古代有一位贤人叫龙子，他曾经说过：‘最好的税制是助，最不好的是贡。’‘贡’是夏朝的税制，在比较好几年的收成之后算出一个定数，以后不论丰年还是荒年，都按这个定数来收税。”
孟子接着说：“为什么说‘贡’这种税制不合理呢，因为丰收的年景粮食多，就算多收一点儿也不算过分，而荒年却不同了，人民群众哪里承受得起！”
滕文公小脸一红，赶紧给自己辩解两句：“您别全怪我，我们滕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主要还是历史遗留问题。”
孟子把眼一翻，“任何问题都是历史遗留问题。我给你讲讲咱们的历史。”
孟老师讲起了田制、税制，又牵扯到井田制的问题。
井田制到底真的存在过吗？前两本书里都谈及过这个问题。孟子这里引用的《诗经》“雨水啊，雨水，先落到公田，然后再落到我的私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两句诗可一直被人当做支持井田制真实存在的有力证据。
这两句诗出自《小雅·大田》，也是一首农民诗，全诗描绘的情景我总感觉和《旧约·路德记》很像，《旧约》有很详细的古史记载，不少地方都很有参考价值。这事咱们再听听郭沫若怎么说，嗯，不看他那个可能“不是好文章”的《十批判书》了，看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说，在出土的周代青铜器的铭文上看不出有和井田制相关的记载，而“雨水啊，雨水，先落到公田，然后再落到我的私田”这类证据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等等。还要注意，当时的“公”和“私”和后来的意思不一样，侯外庐就说，“公”是指大氏族所有者，“私”是指小宗长所有者，所以，所谓私田并不是可以自由买卖的自由民的私有土地。那么，公田……
——咱们先别忙下结论。郭沫若后来在《青铜时代》里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说法，认为规整划分的公田是存在过的，虽然不像孟子形容的那样（我们马上就要见到孟子具体描绘的井田），在周朝初年，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一同在公田耕作，场面宏大，像是大规模的集体公社。
具体考证就不讲了，单这已经够烦人了。井田这东西或许有，或许没有，或许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被一代代有心的后人勾勒成了一幅具体而微的社会蓝图。
井田与否暂且不论，孟子说的税制到底可靠吗？
嗯，这也很难求证啊，就姑妄听之好了。十分之一的税收确实不高，后世的农业税既有低到三十分之一的，也有高到百分之六七十的。低了是皇恩浩荡，高了你也没辙，再有，即便是低，如我在“梁惠王篇”里说的，受益的是不是农民，这还不一定呢。
农民问题谈完了，孟子该循序渐进了。
孟子接着说：“等人民群众的生活大体有个着落了，那就该着手办教育了。”
滕文公小脸笑开了花：“您这话我爱听。办教育，当然要办教育，不但要办，还要大办！特办！——这可是个赚钱的买卖，对了，我不但要办教育，还要办医疗，出不了两年，我他娘的就能赶上比尔·盖茨了！哇哈哈哈——”
“嗯——”孟子大惊，“你这一贯温文尔雅的人，怎么说起脏话来了？！”
滕文公这才意识到说走了嘴，脸一红，赶紧解释：“您别介意，我刚才是太激动了，有点儿得意忘形了。”
孟子叹了口气：“唉，你倒是个好苗子，一说办教育就这么兴奋，难得啊！这办教育呢，有四个——咦，你掰手指头干什么呢？”
滕文公低着头，十根手指头动得飞快，嘴里还念念有词：“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抬起头，傻愣愣地望着孟子，“哦，您接着说，接着说，那什么‘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
孟子气结：“那是上节课的内容！滕文公同学，你别再‘为富不仁’了，好好听讲吧！”
“哎，哎，听讲，听讲……”
孟子接着说：“要办好庠、序、学、校。‘庠’的意思是教养，‘序’的意思是陈列，用前卫的话说叫实物教学，‘校’的意思是教导。地方上的学校，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至于大学，夏、商、周三代都叫‘学’，都是教育人民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和遵守行为规范的。贵族阶层把这些东西学好了，老百姓自然就会紧密团结起来。你们滕国把教育办好了，如果有圣王兴起，一定会来观摩学习的，这不就做了王者师了吗？”
——孟子这段话有没有人看出疑点来？
夏代叫“校”，商代叫“序”，周代叫“庠”，这和其他典籍不大一致？
——不错，是有不一致的地方，不过这类问题照例是留给专家们去关心的，能提出这种问题的人，也不用在这儿听我白话了。
那，疑点在哪里呢？
疑点就在最后一句：“你们滕国把教育办好了，如果有圣王兴起，一定会来观摩学习的，这不就做了王者师了吗？”——还没看出疑点吗？
孟子和梁惠王、齐宣王说话可不是这个路数。如果同样的话是跟这二位说，孟子一定会说：“要是你们把国内的教育办好了，国民综合素质就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公元前四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你们一定会因此而行王道、一统天下的！”
孟子这么说，才符合他一贯的风格，才合逻辑。可怎么到滕文公这里，话锋却变了呢，怎么就不劝滕文公一统天下了呢？为什么滕文公把教育办好了，结果最多也就是有圣王来观摩学习，而不是滕文公自己成为圣王呢？
早有人疑心过这个问题，最后想出答案说：“滕国实在太小了，截长补短不过才五十里方圆。孟子虽然一再提到什么商汤王七十里小国取天下，周文王百里小国取天下，可他也不是笨蛋，也知道世界变了，再靠那么一小点地盘取天下根本不可能了。这话虽然不好明说，但在滕国这里不知不觉就把意思流露出来了。”
再一个问题是：孟子说的这些都靠谱吗？那么久远的年代里，真有学校吗？
——是不是真像孟子说的那样庠序学校秩序井然，这倒不一定，不过，甲骨文里还确实有“大学”这个名目，我们得以知道，在这个“大学”里受教育的都是些贵族子弟，而给他们上课的也都是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家，甚至商王还会亲自讲点儿什么。
那，他们都上什么课呢？
也有语文、数学什么的吗？
他们最重要的课程，嗯，说出来能羡慕死各位。
——他们主要是学怎么吃饭。
吃饭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大学问。你知道怎么才能吃得香吗？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咱们不是为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而自豪吗，可是，很多人又把概念给搞乱了。
什么叫饮食文化？
当然，各地有各自的特色菜，都想方设法把饭菜搞得好吃，原料讲究，工艺复杂，色香味俱全，对了，还能从饭菜里搞出一些由头，像什么金玉满堂啊，增福增寿啊，升官有升官的吃法，结婚有结婚的吃法，等等，我们把这些叫做饮食文化。
——说它是文化，倒也不错，文化毕竟是个外延很大的概念，可真要较个真来说说饮食文化，还是得说人家商朝人，他们吃东西那才叫文化。
这么说来，他们的吃饭课也就是文化课了？
不错。而且，不但是文化课，更是政治课。
在博物馆看青铜器，细心的人会注意到夏朝的青铜器都很朴素，而商朝的青铜器却极尽奢华，要知道，青铜器里边有不少可都是炊具和餐具。这里面的道理，就像很多农村家庭吃饭用的是木筷子和陶碗，而小资和中产阶级却开始使用精美的进口银制餐具了。既然用的银制餐具，吃饭就得讲究了，就不再是随随便便往墙根底下一蹲，捧着大海碗拨拉干饭了，而是开始仪式化了：餐桌是高级实木的，桌上要摆上银制烛台，然后摆好法国进口的银制餐具（说不定就是冉阿让从神甫那里偷来的那套），点起烛光，系好餐巾，英国女佣端上饭菜，然后，是左叉右刀还是左刀右叉来着？反正不能搞错。吃牛排要怎么切，吃面条要怎么用叉子卷，喝汤要怎么用勺子……商朝人搞得比这更复杂，而且用的都是那么大个儿的青铜器，别说用了，就算只是摆出来，就够营造庄严肃穆的气氛了。怎么吃呢，有时候是等祭祀完了再吃，有时候是弄个名目搞宴会，用吃的仪式来使祭祀活动庄严化，来体现社会的等级秩序，体现着所谓“人伦教化”。敬天敬祖，敬奉长者，这就是当时的宗教与政治，细致入微地体现在吃饭的仪式当中了。
当然，学校里也教别的。
对于青少年来讲，有一门课可能比吃饭课更刺激，这就是舞蹈课。
想成为街舞高手吗？想做中国版的杰克逊吗？不用偷偷摸摸背着父母和老师，学校里就堂堂正正地教这些。唯一遗憾的是，编钟可能出不来重金属的效果。
学舞蹈是为了强身健体，同时也是为了政治，舞蹈也是政治啊，还记得“八佾舞于庭”吗？
除了学舞蹈，还有更刺激的：学武术。
当时要打少林武校的旗号去招生恐怕没什么人响应，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少林寺呢。
当时的武术比较单纯，没有后来那么多的套路，还有内功什么的。除了武术之外，更重要的是学习战阵和战术，毕竟国家是不鼓励单打独斗的。
还有一件事要做：考驾照。
考驾照并不容易，开车在当时可是一项大本事，后来孔子讲“六艺”，开车技术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孔子自己就说过：“我有什么本事呢？要真算起来，我就是当之无愧的头文字D！”
受教育是贵族子女的特权。我在前文讲过，当时的社会是贵族民主制，对贵族们来说，国家不是君王一个人的，而是大家伙儿的，所以呢，享受受教育的权利自然是天经地义的。直到孔子的出现，中国才有了私立学校，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