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迈回美后报告，中国情况自马歇尔离开后更趋恶化，但是他的反共立场不允许他建议美国洗手不干，他仍然主张援蒋，而且主张大规模地经援，不过所有的军援与经援，在企划和运用时，都须经美国人的监督，才不至于白费。他深信东北已不可为，建议由联合国托管，以免被中共所占，沦为苏俄的“卫星国”。蒋介石及其外交部长王世杰还以为美国要中国放弃东北，实际上魏德迈要保住东北，不为共产党所取，因他早已察悉蒋介石的精锐实虚弱不堪，他曾向顾维钧极具形象地把手握成拳头，然后把食指伸直说：“形势正像这样，共产党随时可以切掉那个手指，从而掐断国军的补给线。”（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199页）这位美国将军到东北一看便知情况，然而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却看不到，最后眼睁睁地让解放军把他的补给线完全切断。马歇尔有鉴于魏德迈的报告过于敏感，未即公布，且做私下的参考。后来白皮书公布后，《魏德迈报告》（Wedemeyer Report）才公之于世。
从魏德迈的报告可知，这位将军因反共所需，极力主张大规模援蒋，然而同时指出如无美国人的干预，再多的援助也无济于事。所谓“干预”，最终势必把蒋介石肩上的财经与军事担子挑过来。蒋曾向司徒雷登提出签订《中美反共协定》，司徒不予鼓励，显知蒋有套牢老美之意。（见Rea＆Brewer前引书，第194页）当1948年11月9日，沈阳已于一周前弃守，徐蚌会战开始之际，蒋介石向杜鲁门做了“狂呼式的求救”（a frantic appeal for help）。同时美军驻华顾问团团长包大维（General David Barr）向白宫报告说：“我深信那军事情况已经坏到唯有美军积极参与才有办法。自我抵华之后，没有一次败仗是由于枪械不足。他们的败仗，在我看来，完全归咎于世界上最坏的统御术，以及其他有损士气的因素，以至于全无斗志。”（阅Margaret Truman，Harry S.Truman，p.411）至此，杜鲁门政府已有清楚的结论：除非美国愿意花费数十亿元，派百万美军赴华助战，对蒋增援实同浪费。
美国出兵百万保蒋，似乎是天方夜谭，其实不然，当时美国有的是狂热反共人士，很愿意组织反共十字军，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至少阻中共于长江以北。共和党于1948年大选，推出右派保守的杜威（Thomas E.Dewey），极力附和反共援蒋论调。他公开说：“中国如果倒下，我们有理由认为整个亚洲将要完蛋，然则西欧与美国势必孤立，在一个极具敌意的世界中受到孤立。”（见The New York Times，25 Nov.1947，p.18）俨然是越战前的“骨牌理论”（The Domino Theory）！杜威心目中的中国，就是蒋介石的中国，意在给蒋更大的援助以及与中共决战。蒋介石素知与美国在反共上具有亲密的共识，自然更冀望于杜威之当选。事实上，杜威麾下的共和党人，有不少认为帮助蒋介石战胜中共，乃是反共战争中一项较为便宜的投资！
杜威呼声颇高，舆论预测其当选，结果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杜鲁门获得连任，参众两院亦由民主党得到多数席次，更加强杜鲁门的政治实力。蒋介石也无法期望美国对华政策的大变动，其实杜威如果当选，是否真正会出兵助蒋剿共，乃是一个大问号。不过蒋对连任的杜鲁门，所能盼望的，唯有争取更多的美援，仍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蒋介石11月9日的呼救电，就是在大选之后不久向杜鲁门发出的，呼吁“加速并增加军事援助”，甚至要求“美国军事顾问参加指挥作战”（参阅《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523页），但杜鲁门基本上并没有因而改变既定对华政策。
当徐蚌会战情况不利时，美国国务院对蒋政权的态度已由鄙夷转为冷漠，认为蒋介石倒台将不可避免，而适于此时，蒋介石尚不知趣，还想派孔祥熙到华府做他的私人代表、“太上大使”，结果被马歇尔认为“不妥”、被杜鲁门拒绝接见，终于无疾而终。11月24日，顾维钧拜会杜鲁门，美国总统比中国大使更知道徐蚌战况，说是国军三十二个师携带全部装备投共。顾竟全然不知，后向叶公超询问才证实。（参阅《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544—553页）。
1948年年底，南京政府已呈瘫痪之势，蒋介石原想亲自到美国来求援，但杜鲁门并不赞成邀请，认为“看不出此刻委员长怎能离开中国”。（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560页）遂改由宋美龄代表蒋介石来，但美国方面坚持为私人访问。宋美龄于12月1日上午抵达华府。她此行的境遇与上次迥然不同，上次日本侵略军虽占据大片国土，他们夫妇受到美国朝野的敬礼，视为抗日英雄，接待的盛况空前，而此行根本不予官方接待，踉跄和难堪之情难以掩饰。她此行的真正目的，连大使顾维钧都搞不清楚，尚须猜测到底是委员长授意，还是夫人自作主张，甚至如谣传所说的一些古怪原因，诸如与丈夫吵架以及怕被共军俘虏等。她向杜鲁门提出的三要求——援华声明、派遣高级军官、增加军援，已是连续的旧事重提，美国政府不感兴趣的态度，已甚明确。杜、蒋之间已难于异中求同，杜认为蒋不肯改革，援亦无益，蒋则谓没有援助，根本无从改革，讨价还价，全不投机。她若于行前行后好好与顾大使研商，了解华府情况，根本不必多此一举，让杜鲁门说不，自取其辱。然而她抵达华府后，顾大使一再求见未予理会，更无机会向她细述“背景分析”，最后在她赴白宫见总统那天下午，才约见顾大使，却板起面孔，原来是一个为孔家办事、在大使馆挂名为随员的黄仁泉被撤职之故。谈完话后，她起身以“严厉的声调”向顾大使说：“黄仁泉将被撤职，是否真有其事？”然后一再表示，只要她在美国，就需要黄仁泉办事，就不让他被撤职。顾大使保证不撤销黄的职务，她才走出客厅。顾大使得此“奇遇”，忍不住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
我有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她（宋美龄）并不急于见我，因为她的心情不好，为她的使命和她遭到的冷遇感到烦恼，也许还因为她的亲戚和黄仁泉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她对我的态度不那么友好和自然，和我们以前在各种场合见面时都迥然不同。奇怪的是，在我们四十五分钟的谈话中，她一次也没有对我说她是怎样决定接受访美使命、访美的目的、委员长或政府的希望、马歇尔将军的态度、她想象中援助的前景，等等。好像她安排这次会见只是为了避免人们批评她不愿了解我提供的情报或意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第574页）
顾维钧的透露，很可印证这位高贵夫人的任性、不识大体、假公济私，以及胡适之曾说过的“一股虚骄之气”！从她一下飞机就由马歇尔夫人陪同，以及多次会见马歇尔，可见她确想套旧关系，毕竟马氏夫妇曾在华一年，多少建立起一些私人的交情，想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冰释蒋马之间的“误会”，让这位国务卿重视国民党危局的严重性，在反共的共识下大力援蒋。但在马歇尔的心目中，蒋介石的记录实在太差，即使有私情的话，他也不会以私害公。
宋美龄与马歇尔话不投机，她已形之于色。她再次会见马歇尔之后，记者问她有无收获，她巧妙地反问：“有谁见到马歇尔将军而不感到有收获呢？”无意中承认她的收获仅止于见到马将军，顾维钧证实了她与马的会谈是“极为失望”的。她于12月10日与杜鲁门唯有的一次见面，更加失望。她于下午五时在白宫用茶点，五时半在杜鲁门书房谈话，不到六点钟就已结束，连晚饭都没有，与上次吃住在罗斯福的白宫，不可同日而语。她走出来，在众目睽睽下，“神色严峻，冷冷一笑，给人的印象是会谈没有成就”。（顾维钧语，见其《回忆录》第六册，第574页）杜鲁门退休后口述，提及此次会见说：
当1948年我仍是总统的时候，她来美国要求更多的“施舍”（handouts）。我不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想她颇不高兴，但我一点也不在乎她高兴或不高兴。（Miller，Plain Speaking，p.288）
顾维钧说，蒋宋美龄此行“没有成就”；何止没有成就，简直是灾难性的失败。情况已经显示，就蒋介石的对美关系而言，宋氏兄妹已不再是一种“财富”，而是一种“负担”。宋美龄于杜鲁门不愿再次见面后，悄然离开华府，隐居在纽约长岛的孔氏豪宅，直至1950年大陆尽失后，才回到台北，与夫君重聚。
杜鲁门政府不愿提供更多援助，因知已无济于事，真要救蒋，只有卷入中国内战。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不许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而今竟积极要求美国派遣高级将领指挥国军剿共，美国亦曾考虑派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来华。蒋介石为了“救命”，要美军介入的意图已十分明显（见司徒雷登于1948年6月10日致国务院函，谓蒋愿将全部权力交给美方来企划、监督与执行，函载Rea＆Brewer 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242），美方初感犹豫，敬谢不敏，事机亦稍纵即逝。在60年代，美国为了阻止共产党，派遣了五十万美军到越南。杜鲁门没有在40年代出兵中国保蒋，除了时、地、人诸多不同因素外，马歇尔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到过中国，与中共有所接触，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他虽然反共，但确知蒋介石的失败并非苏俄的阴谋，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如果美国介入，无异把所有的中国难题一肩挑，如马歇尔本人所说，“实际上势必准备接收中国政府，无限期地投入大量的军事力量与经济资源”，故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和消耗，明显地与可能获致的结果，完全不成比例”。（参阅May，The Truman，Administration and China，p.30，81-82）美国人视越战为一场灾难，他们应当感谢马歇尔阻止了更大的一场灾难。如果真的发生，可想而知，不仅是美利坚的大灾难，也必然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就此而论，蒋介石夫妇求救、求援的“失败”，岂不正是中华民族的“成功”？
当尘埃落定之后，杜鲁门政府的国务院，国务卿已由艾奇逊（Dean Acheson）继任，于1949年8月5日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此一白皮书的用心，显然要回答日益高涨的美国右派抨击，乃用大批档案资料来说明，杜鲁门政府已用尽力气想帮蒋介石打败共产党，但中国内战的不利结果绝非美国政府能够控制和改变，所以“失去中国”的责任主要应由蒋政权的腐败和无能来负担。许多精良的美械部队很容易地就投降共军，这一点被毛泽东证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物资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72页）换言之，杜鲁门尽力提供了军援和经援，无奈蒋介石是扶不起的阿斗，所以失败了，早在1948年年底连支持蒋政府的一纸声明都不愿发了。（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902页）但是杜鲁门的用心显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卸下责任。蒋介石敢怒不敢言，史家陈寅恪有句曰“可怜汉主求仙意，博得胡僧话劫灰”，把杜鲁门比做话劫灰的胡僧。美国的右派讥“白皮书”为“漂白书”（The Whitewash Paper），毛泽东更借此大做文章，指出白皮书是美帝“无可奈何的供状”，自承“出钱出枪”，由“蒋介石出人”替美帝打代理战争。蒋介石一直指毛泽东是斯大林的代理人，白皮书正好为毛泽东证实蒋介石是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最后，蒋介石扶不起来，甚至要再做代理人，老美都不要他了。而毛泽东那边却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