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原注：丁依，《蒋经国传》，香港1975年出版。
［7］原注：同注356页［1］。
［8］原注：同注356页［1］。
［9］原注：Eric Chou，Brian Crozier，The Man，Who Lost China，Charles Scribner’s Sons，NY 1976。
［10］原注：宋希濂，黄埔一期生，原为蒋爱将之一，1949年任国军十四兵团司令，在川康边境被俘，现住纽约。
［11］原注：1924年，蒋致胡汉民、汪兆铭信，有“……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无聊之甚者”，同注365页［1］，第274页。
［12］原注：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中华大典编印会，台北，台湾。
［13］原注：《现代支那纪录》，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
［14］原注：Brian Crozier说陈得了博士，经唐德刚查证，不确。
［15］张明镐《蒋介石在溪口》有这么一段：“蒋经国生于1910年，自幼在溪口长大。九岁起，进入武山庙内武山学校读书。武山学校为蒋姓本族所设。蒋经国在武山小学毕业后，本乡便没有高一级的学校可读。这时蒋介石在广州，正是苏联帮助孙中山先生进行国内革命的时候，国民党要人纷纷派遣自己的子弟去苏留学。1924年，蒋经国才十五岁，便被蒋介石当做政治投机的工具，遣送他去莫斯科深造，长期旅居苏联。直到1937年4月，由宋美龄办理回国手续，促其回国。蒋经国在苏联娶俄女方良为妻，生一子名爱伦（后来的蒋孝文），这时已有三岁了。他带着方良与爱伦离苏归来，住在杭州西泠饭店。当由杭州市长周象贤打电报给在溪口料理蒋介卿出殡的蒋介石。而宋美龄预知小蒋回国，早在杭州法院路蒋公馆等待。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到杭州，在西泠饭店面告其子于次日去拜见‘后母’宋美龄。蒋经国当然唯命是从。第二天蒋经国带着方良和爱伦，连同行李一起载车到法院路本宅。蒋介石假作犹未见过蒋经国，笑迎其子，经国先叫其父，再呼宋美龄为母。宋这时笑逐颜开，见经国从苏联带来的皮箱已旧，立即吩咐副官蒋富寿去为蒋经国夫妇购置衣履用物。蒋经国见宋后一天，又带着妻儿赶到溪口，在丰镐房会见阔别十三年的生母毛氏。时其娘舅毛懋卿为鄞奉长途汽车公司总经理，闻讯前来相见。毛氏见其子到来，知他已见过了宋美龄，一时悲从中来，哽咽流泪，不发一言。毛氏亲兄毛懋卿更是怒不可遏，就对蒋经国拍桌大骂，责问他当初从苏联写最后一封信来，是怎样说的！你母亲等待你十三年，今天你果真回来了，你就将前言忘记得干干净净，这不是比狗彘都不如吗？骂得蒋经国无话可答。母子相对以泪洗面。本来是久别重逢的喜事，反而闹成一场戏剧性的悲剧了。”可见不承认宋美龄，本是老牌蒋夫人即毛夫人一家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在苏联发信的蒋经国本也有志一同的。
［16］原注：《现代支那纪录》，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
［17］原注：毛思诚著《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1936年10月初版，台湾禁止公开出售。
［18］见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Farmer）。
［19］见郑彥棻：《戴季陶先生逝世前后》（《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二期）。
［20］原注：参阅丁依《蒋介石的婚姻生活》（香港《南北极》月刊）；陈忠人《纪念外婆——陈洁如》（香港《百姓》第四十九期）。
［21］原注：蒋经国著《我在苏联的生活》，密歇根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
［22］江南实非史学方面的长才，他行文的错误，老是不断，如把“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误写成“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如把“刘纪文”误写成“刘季文”等是，我都不一一深究了！
宋美龄和谁通奸？
蒋介石是令人厌恶的人，但按知识程度比例，有一个比他更令人厌恶的人，就是宋美龄。蒋介石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流氓出身，他满脑袋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但宋美龄却不然。她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但却也不知自由民主为何物，这就更不可原谅了。美国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说宋美龄：“她可以把民主政治说得天花乱坠，却不知道如何过民主生活。”（She can talk beautifully about democracy，but does not know how to live democracy.）这句话说得可真入骨极了。
宋美龄虽然不知道如何过民主生活，但却知道如何过性生活，她勾引起洋大人来，可真柳腰款摆呢！这位洋大人叫做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他是1940年美国总统共和党的候选人，与竞选第三任的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大抢总统宝座，只以少数票落败。落败后，罗斯福说他绝不忽视曾有两千两百多万美国人支持的这位优秀政治家，因此，委请威尔基做他非官方的代表，飞访世界各地。这时他五十岁。这次飞访的世界各地中，中国也在其内。在中国，他邂逅了第一夫人宋美龄。据当时陪同威尔基访华的美国出版界大亨、《展望》（Look）杂志创办人迈克·考尔斯（Mike Cowles）在四十三年以后（1985年）《迈克回望》（Mike Looks Back）一书的回忆：
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中国。宋子文——蒋介石夫人哥哥的那栋现代化豪华巨宅，是我们在重庆六天的总部。
六天的活动相当紧凑，有威尔基和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数次长谈，有政府官员的拜会活动，还有委员长和夫人每晚的酒宴。其中，夫人的仪态和风度，令我和温德尔两人都感到心神荡漾。
有一晚在重庆，委员长为我们设了个盛大的招待会。在一些欢迎的致辞之后，委员长、夫人和威尔基形成了一个接待组。大约一小时后，正当我与宾客打成一片时，一位中国副官告诉我，温德尔找我。
我找到威尔基，他小声告诉我，他和夫人将在几分钟之后消失，我将代替他的地位，尽最大的努力为他们做掩护。当然，十分钟之后，他们离开了。
我像站岗似的钉在委员长旁边。每当我感到他的注意力开始游荡时，就立刻慌乱地提出一连串有关中国的问题。如此这般一小时后，他突然拍掌传唤副手，准备离开。我随后也由我的副手送返宋家。
我不知道温德尔和夫人去了哪里，我开始担心。晚餐过后不久，中庭传来一阵巨大的嘈杂声，委员长盛怒狂奔而入。伴随他的三名随身侍卫，每人都带了把自动步枪。委员长压制住他的愤怒，冷漠地朝我一鞠躬，我回了礼。
“威尔基在哪儿？”礼仪结束后他问。
“我不知道，他不在家。”
“威尔基在哪儿？”他再次询问。
“我向你保证，委员长。他不在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
我和侍卫们尾随其后，委员长穿遍了整栋房子。他检查每个房间，探头床底，遍开橱柜。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确不在屋里的事实感到满意后，一个道别的字都没扔下就走了。
我真的害怕了，我见到温德尔站在一排射击手前的幻影。由于无法入眠，我起身独饮，预想着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清晨4点，出现了一个快活的威尔基，自傲如刚与女友共度一夜美好之后的大学生。一幕幕地叙述完发生在他和夫人之间的事后，他愉快地表示自己邀请夫人同返华盛顿。我怒不可遏地说：“温德尔，你是个该死的大笨蛋。”
我列举一切的理由来反对他这个疯狂的念头。我完全同意蒋夫人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聪明和性感的女人之一，我也了解他们彼此之间巨大的吸引力，但是在重庆的报业圈已经有够多关于他们的流言飞语了。我说：“你在这里代表了美国总统；你还希望四四年能再度被提名，希望竞选下届总统。”我还表示届时他的太太和儿子可能会到机场接他，夫人的出现将造成相当尴尬的场面。威尔基听了气得跺脚离去。当时我已经非常疲倦，于是倒头便睡。
我8点醒来时，威尔基已在用早餐，我们各吃各的，半句话没说。9点钟他有一个演讲。正当他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转身对我说：“迈克，我要你去见夫人，告诉她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华盛顿。”
“哪里可以找到她？”我问。他腼腆地说：“在市中心妇幼医院的顶层，她有一个公寓。那是她引以为傲的慈善机构。”
大约11点，我到医院要求见夫人。当我被引进她的客厅后，我愚钝地告诉她，她不能和威尔基先生一起回华盛顿。
“谁说不能？”她问。
“是我，”我说，“我告诉温德尔不能带你同行，因为从政治上来说，这是非常不智的。”
在我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之前，她的长指甲已经朝我的面颊使劲地抓了下去。她是这么用力，以致在我脸上整整留下了一个星期的疤痕。
由于宋美龄的指甲可以朝老美脸上抓，可见她和他们厮混的关系，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威尔基不便带宋美龄一起返美，他的失信，似是情非得已的。但他还是很够意思，他以他对罗斯福的影响力，促成了宋美龄的访问美国。
据1942年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印行的蒋焕文编《中国之友威尔基先生》，曾收有宋美龄欢迎威尔基的谈话，说“我想诸位都像我一样，认为威先生是一个吉星”。我想，没有中国人会和她一样想得那样逼真，老威毕竟是“吉星”，他通奸而没被捉到，真是吉透了！
1988年9月14日
我对宋美龄致辞的疑问
今天《中央日报》登出：“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昨天在接受美国波士顿大学颁赠荣誉博士学位后表示，先总统蒋公在民国十二年应邀前往俄国考察返国后，向国父孙中山先生报告，共产主义绝不适合中国，而且共产主义违背人的需要及人性。”
宋美龄这一表示，见于她的英文致辞，中文的钦定译文是这样的：“这儿我想提醒各位，1923年先总统蒋公曾受苏联政府正式邀请，去研究他们的制度与政府。回来时，他报告国父孙中山先生，同时明白断言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思想、文化与传统。最重要的，他强调共产主义违背人的需要与人性。俄国之行加强了他的决心，使他坚定信念：中国必不能接受外来——不论是东方或西方的——意识形态的领导。他在俄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亲身体验的事，使他敏锐察知共产主义内存的危险，坚定他与之抗争到底的决心。”
宋美龄提到的蒋介石报告，据蒋介石《苏俄在中国》所说，全文叫《游俄报告书》。蒋介石说：“（民国）十二年8月5日，我在上海，奉国父的命令，约会苏俄代表马林，筹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报聘，并考察其军事政治和党务。16日，我率同沈定一、王登云、张太雷等，由上海起程。25日从满洲里入俄境，9月2日到莫斯科。至11月29日起程回国，12月15日回到上海。我就把这三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国父。这时候，国父屡次催我回广州亲自详报，（民国）十三年1月16日，我到广州，即向国父再做口头的说明。”
据《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民国）十二年12月14日条下，有“属游俄报告书稿”的记录。再据《国父年谱》（增订本）（民国）十二年12月15日条下，也有“蒋中正自俄返抵上海，并上对俄政策及党务军事意见书”的记录。可见这一《游俄报告书》，不论在蒋介石私人档案中或国民党党史会著录中，都日期与物证甚明。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这篇大名鼎鼎的文章，却不见收于任何版本的蒋介石集子之中。即以最后出版的、号称收集“前此未曾公布之文件”的皇皇四十大册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也不见此文的踪影，甚至连文章的篇名，也一遮到底。这一现象，岂不太奇怪了吗？
说这篇文章失传了吗？不然、不然。十年前蒋经国写《沉思于慈湖之畔》，还有这样的白纸黑字：“早在民国十二年1月，国父与俄国代表越飞的共同宣言中，已经明言，‘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父亲对于共产主义本来素有研究，在这年的秋天，奉国父之命赴俄考察，在俄三月的目见亲闻，更加坚信中国绝不可行共产主义，亦唯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就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我们曾对苏俄党务军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组织，参观其设备，并听取其负责者对于实况的说明。……我们又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我在会议时，说明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革命的最高目标，自信在两三年内必有成功的把握，并指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及实际工作，还有隔膜，希望其国际共党干部多到中国来考察。……’”可见蒋经国既然引证这一《游俄报告书》如《苏俄在中国》所为，足证他见过这一报告书。而这一报告书至今仍健在于台湾，并没失传。
现在，疑问来了，从宋美龄以下，既然国民党文献中，都口口声声说，这一报告书是一代反共文献，为什么六十六年来，它的全文，始终不见公布于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