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就大有问题了。说汪精卫“与蒋勾结”，固是事实，但蒋介石势力坐大，胡汉民（胡展堂）的“与蒋勾结”前科，也厥功至伟哟！反蒋的途径是绝对对的，不过以“拥护革命的中心领袖”、“建立健全的最高党部”、“接受统一的中心指导”、“实行三民主义”做号召，却又无一不是中国的乱源。固然胡汉民的人品人格，高出蒋介石不知多少倍，但是主义荒谬、政党独裁、制度错误、衣冠易人，人格再耿介的从政人物，最后也难逃祸国殃民的。读者读此书时，务请在这点上特为留意。
1991年9月3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怎样曲笔回护蒋介石
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加拿大人吴大猷的带头下，院中近代史研究所自然也是从事所谓学术研究的衙门之一。这个衙门经年累月，印出来的学报，其实正是“断烂朝报”——对蒋介石卖国祸国伪政权的史实，不但不敢直笔，并且曲为回护。这种作风，不但不配称为历史家的风格，甚至起码的知识分子的风格都谈不上！这个衙门目前由张玉法主持，张玉法不但在这衙门花民脂民膏、印行公牍，还在外大赚外快、出版私著，其中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名义问世的《中国现代史》，就是显例。
这部《中国现代史》厚达八百页，东华书局出版，在大学用书中，算是走红的一本。走红并非因为它好，而是其他同类书更坏。“矮子里面挑大个”，就以“名著”现身了。今早起来，我就这本书随便翻，一翻就翻到第九章“战后国共斗争”这么一段：
蒋总统基于二十五年的反共经验，对和谈并无信心，只是战事既不利，副总统主和，地方大吏及民间亦主和，不得不屈从众议。但在引退之后，蒋总统对于时局仍非常关心。他不断地计划军事，并时常拍电报给代总统和行政院长，表示竭尽全力支持他们。在引退以前，蒋总统为国家预留地步，首先将空军、国库资财及军火转移台湾，以巩固后方基地，其次就是于重要地方安排防务，免得共军乘虚而入。譬如他于1月21日——宣布引退之日——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为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为京沪警备总司令，这些都是为和议不成而预留地步的。
张玉法说蒋介石把“国库资财”等“在引退以前”“转移台湾”，我看了吃了一惊！因为这种历史，可写得太离谱了！
真的历史是：蒋介石是1948年4月19日当选上所谓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的，5月20日举行了就职典礼。可是就在这个当口，与中共的战争，愈来愈不对劲了。先是这年1月，国民党吹下大牛，声言一年内可以消灭共军的有形力量，可是2月就丢了辽阳、鞍山。3月就丢了四平街、永吉。4月就丢了洛阳。5月就丢了老河口。6月就丢了开封。7月就丢了兖州、襄阳。9月就丢了济南。10月就丟了锦州、长春、郑州、包头。11月就丟了沈阳、营口、保定、徐州。12月就丢了淮阴、淮安、张家口。到了1949年1月，所谓“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又损失大军四十万，同时丢了天津。前后一年下来，国民党一年内可消灭共军的大牛不但吹破，并且反要被共军消灭，就在眼前。这年1月1日，蒋介石不得已，发表元旦文告说漏气话。三星期后（1月21日），他终于下台了。这天，他发表《引退谋和文告》，开头就说：“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可见谋和之事，并非张玉法所谓的“副总统主和”。据《李宗仁回忆录》，真相乃是：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中旬，徐蚌会战已接近尾声，中共全盘胜利势成定局，京、沪震动，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漫全国。至此，蒋先生固然感到大势已去，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或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政府在犹有可为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首做此项呼吁的为河南、湖北和湖南的省参议会。他们都有通电呈蒋总统，希望能做此项考虑。蒋先生为此也曾两度找我到官邸商谈。他说明想即时引退，希望我能顶起这局面来同共产党讲和。我闻言大惊，说：“这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蒋先生一再做出恳切的姿态劝我接受，我却竭力推辞。嗣后蒋先生又迭派吴忠信、张群、张治中等来我处，数度相劝，我均表示无论如何不愿承当。我推辞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确实也干不了；第二，我与蒋先生相处二十余年，深知其诡计多端，说话不算话，在此危急之时，他可能要我做替死鬼。……
1月4日蒋先生“御驾”亲来傅厚岗我的住宅拜访，这是一次破例的行动。蒋先生有事找我，总是“召见”，此次移樽就教，可能是故意把“引退”的事做得更表面化，对中共和友邦做一试探。
此次我们见面，蒋先生对引退的事说得非常具体，他首先问我说：“你看现在这局面怎么办？”
我说：“我以前就向总统建议过，武汉和徐州应划为一个单位，统一指挥。今日挫败的原因虽多，而最大的毛病是出在指挥不统一之上。”
蒋说：“过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徐蚌失败后，匪军立刻就要到江北，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们现在样样都站在下风，但是也只有和共产党周旋到底，走一步算一步！”
蒋摇摇头说：“这样下去不是事！我看我退休，由你顶起这局面，和共产党讲和！”
我说：“你尚且不能讲和，那我更不行了！”
蒋说：“你担起这局面，马上就不同了。”
蒋先生说这话时，显然想到民国十六年他下野那回事。那次他一下野，武汉方面气就松了。但是现在的局面可不相同。共产党的对象并不是蒋先生一人，它是要整个拿过去的，不管谁出来都是一样。我心里这样想，嘴里当然未便明言，只是拒不接受蒋先生的委托。
蒋说：“我看你还是出来，你这姿态一出，共军的进攻可能和缓一下。”
我仍然说：“总统，这局面你如支持不了，我就更支持不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承当此事的。”
“我支持你。”蒋先生说，“你出来之后，共产党至少不会逼得我们这么紧！”
我还是坚决不答应，蒋先生便回去了。
次日，蒋先生派张群和吴忠信二人来找我，还是逼我出来继任总统，好让他“退休”。我便很露骨地表示，当今局势非十六年可比，蒋先生下野未必能解决问题。张、吴二人未得结果而去。不久，蒋先生又找我去谈话。我还是坚持。
蒋先生说：“我以前劝你不要竞选副总统，你一定要竞选。现在我不干了，按宪法程序，便是你继任。你既是副总统，你不干也得干！”
蒋先生既搬出宪法来压我，我便很难自圆其说。按宪法程序，他如果真不干了，我的确“不干也得干”。我说：“按宪法，我是无法推辞，但是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
“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蒋先生说，“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
我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
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
以后又聚会了几次，蒋先生一直说要我继任总统，并强调他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由此可见，张玉法所说“副总统主和”之事，是副总统奉总统之命干的事，并且时间也在蒋介石引退之后。如今张玉法倒果为因，这是什么“中国现代史”！
蒋介石文告又说，他“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之和平。”就这样的，李宗仁正式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可是，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蒋介石所谓的“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推行起来，可就鲜事一箩筐。首先是李总统控制不了“中央社”，他居然在报上看到了由“中央社”发出的蒋介石替他代拟的文告！接着，李总统又控制不了“总统的大印”，蒋介石的秘书长吴忠信居然以盖有“总统的大印”的通令，通令四方，而李总统竟一无所知！李总统把吴忠信找来，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总统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吴忠信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在代发文告、代发通令以后，接着，李总统又控制不了行政院，行政院长孙科，居然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把行政院搬了家，从南京搬到广州去。李总统赶去请孙科回驾，孙科说：“在敌炮火轰鸣之下，我们怎能处理政务呢？”李总统说：“哲生兄啊，在八年抗战中，有哪一天不是在敌炮火轰鸣下过去的？”……上面这些“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的“翊赞”成绩，还只是一开始时的荦荦大者，以后其他的鲜事，还多着呢！鲜事中最有名的就是蒋介石以私人地位把“国库资财”等搬走的事。
张玉法说蒋介石“在引退以前”转移“国库资财”等到台湾，很显然的，在为这个卖国、祸国者强调他干这些事的时候，有合法身份。殊不知只要一翻史料，就知道全不是那么回事。试看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下台后二十天蒋经国的日记——《危急存亡之秋》2月10日条下：
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
3月11日条下：
……运至台厦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动用。
3月22日条下：
李宗仁发动部分立法委员，要求政府将所存台厦现金运回，期做半年之用，用完了事。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且以之资匪以为快也，可痛！
5月3日条下：
李宗仁自上月22日飞往桂林后，迄未至广州处理公务。
当此风雨飘摇，人心浮动，而忠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时，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亲谈人事、军权、财政等“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黄金，并且要父亲不再过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父亲内心痛楚之余，因李代总统之误会与猜疑，如此其深，乃函复何院长，请转达李代总统及中央诸同志。函中首请李代总统立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第二说明政治改革非两三个月短时间所能收效，必须树德养望，开诚取信，持之以久，行之以恒。第三说明其本人无复职之意。第四对于李氏六项要求之前五项，做如下之答复：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
（二）前在职前，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蒋经国的日记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这5月3日收录的蒋介石对李总统“答复”的第（二）项。蒋介石说：“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这些“答复”，只消对照起蒋经国2月10日的日记来，就证明与事实不符。2月10日正是“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之日，但是蒋介石是1月21日不在职的，他不在职后二十一天，居然“国库所存金银”还能脱离李总统的控制，“转移”而去，这不是天下怪事吗？若说蒋介石“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那么谁又有这样的斗胆、这样的权力和武装，能够“转移”国库呢？区区中央银行总裁自己吗？区区财政部长吗？谁相信呢？
